女儿初来南方时很敌视我，而且她不避讳这种敌视。最初我对这种看似无缘无故的敌视，百思不得其解。
女儿把她的整个家族和新疆这块地域的生活方式，完全照搬到了我所在的江南的家里，逼迫我不得不把一场新疆与南方持久的“拉锯战”展开在这个家庭里。我的身份在她的眼里被异化，化身成为一个南方人来同化自己的女儿，女儿的抗拒变成了对我所代表的南方地域文化习俗的抗拒，她敌视的，是我身上那种她所不熟悉的文化。
女儿对南方文化的认同，是与我这个半路上杀出来的南方母亲的对抗中完成的，完成得极其艰难而不情愿。一开始，我将这种敌视单单理解为自己在幼年时期与其亲离异，抛下她，从而导致了母女感情上的断裂。
她敌视我身上那种她所不熟悉的文化
我不断回想自己初来南方的情形，那个时期，自己是如何独自完成这一被环境改造和同化的过程的。至少我刚到余姚不用立刻直面社会，有躲在亲戚家里带儿子的慢生活的过渡，还有言语方式刻薄的余姚四叔、六妈之类，乐于对我的生活习惯冷嘲热讽地做纠正，我会经常犯一些把炒茄子听成“炒夹子”，把臭冬瓜当成儿子的粪便扔掉等不可原谅的错误，由于环境的威逼，对于南方的待人接物方式和种种物事，我至少是报以半主动的接受状态，不像女儿，突然被自己带着空降到这样一个环境中，弱小的她感觉到恐惧和威胁，那是对原先的自我逐渐消灭后，被另一个自己取代的恐惧。
女儿有我做经济后盾，另一份全然不同的生活是现成摆在面前的，不需要自己争取，她就越发不明白为何要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于是，我这个母亲在她看来，对她不但不构成一种精神庇护，反而充当了帮助环境狠狠地改造她的帮凶。
我的任何恶劣都是双重的，对于她被同化，我是所有责任不可推卸的承担者，导致她从新疆的她变成余姚的她，其中我扮演了恶毒的威逼者的角色，我凶暴地对付女儿，对她的种种扭曲疼痛和不情愿视而不见，冷眼旁观，完全成了那个环境下严酷的化身，而不是一个宽和的母亲。
女儿看不见我背后推动我改造她的巨大环境力量，她只有通过以对抗我的方式来对抗环境，她对环境的所有不适应，都转化为对母亲这个角色的不适应。她抗拒了整整十年，家庭里的战火持续蔓延了漫长的十年，我成了每天举着手术刀一样冰冷的语言器械，试图在女儿身上下手的铁面人，母亲的形象不再是搭救弱小的女儿的救命稻草，而成了修正和斧凿她的工具，她被修改得面目不清，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她身上的斑驳斧痕，是为母者的杰作，也是我的斑斑劣迹。是成果还是罪过，我已经无法为这个复杂的问题定性。给女儿一份好的生活，成了一句空话，一个骗局。母亲变得不可靠，不再可信。
把女儿生在新疆那样一个环境中，她已经长成了那样一个样子，我又将她从父亲身边掠夺过来，放入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域，语言、生活方式、周围的人完全换了，为了让她快速地变成一个适合南方生活的人，我只看见她不能适应新环境的种种顽疾，像一个外科医生动手前那样，对她身上需要改造的部分圈圈点点，这里那里画上红色的叉叉，宣布这一块删除，那一块消灭，多余的部分一块块剜去，死亡，再造，重新生长，抑或连根切除、阻断，盲目地做着这些的时候，我只想着照搬一种模式，只顾着重新完成一件作品，而从不认为应该过问她的疼痛、焦灼和不适。我以为母者的尊严，逼迫她屈从，她根本无力申诉自己的感受和需要。由于我的冷酷，她也渐渐变得冷漠，这一切都在对对方的忽视和不解中紧张地进行，似乎停不下来，就像我最初来南方对自己的修改也是在不自知中完成。假如女儿清楚地意识到本来的自己最终将被涂改，是会主动地接受涂改，还是遮住自己，保留那些至关重要的部分，不至于被生存改造得面目全非。或者面对环境的需要主动接受改造，本能地放弃抗拒，以减少内在的消耗和无谓的疼痛。
我不住地数落女儿从另一个地域带来的，另一个家族、另一个民族种种不合时宜的生活习惯和习俗，就像数落自己结痂的伤口，她背对着我，自尊地捂住为了适应环境，改造自己留下的种种疤痕。对她的反驳，我误以为她窥见了我的伤口，恼羞成怒后，我变本加厉地数落她，更加残暴地苛求她改正，并且将自己失败的种种惨痛教训强加到她的未来，以自己的疼痛来攻击女儿。已经改变了我的那些东西，也在她身上留下的难以去除的印记，女儿的疼痛牵连和引发了我的疼痛，我身上那些本来隐蔽的伤口，经由女儿的疼痛提醒和隐射，变得更加让我难以忍受。我和她就像关在一只笼子里的老鼠，感受到电击般的疼痛后，互相撕咬，疼痛越强烈，攻击也越猛烈。我无情地看着女儿挣扎。我知道她逃不出这个环境。谁也逃不出去了，我绑定了她，似乎我就成了一个胜利者。日子就这样在我们母女的疼痛间尖叫着。
没有什么能改变和阻止我对她的改变
每一天的环境和环境中所有的事件，都在催促和加速着女儿的改变，时间举着皮鞭，等候在推门而出和开门进来的她之间，每个场景都化身成我的样子，对着她指手画脚，你应该迈出右脚，不，你应该迈出左脚。她失去了自由行动的权利。就像我纠正她的坐姿、站姿和走姿，我模仿她走路时外八字、罗圈腿、弓背塌腰一副游牧民族骑惯了马的样子，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无限度夸张地丑化她，让她站立不安、手足无措、主张尽失。她变成了一个对环境盲从，不敢有自己主意的人，她的主意被收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口袋，由我来监视她不再打开。
我给这种修改找出各种理由，生存、适应、顺势、气候、地理、季节、风俗、礼节，注意语言方式，节制情绪，内敛情感。我把另一个地域的这些优点，放在她的驱壳里，结果竟然是那么的不协调，她变得动作僵硬、目光呆滞、行动机械、反应迟缓。被改造的结果是，在她没有学会接受一种生存方式之前，失去了旧有的生活方式，像一部安装错了的机器，丧失了正常的运转能力，变得别扭、蹩脚、笨拙，连最基本的待人接物都变得犹疑、迟钝、差错百出，灵活和自信在她，变成了奢侈的词语。
我的改造成了打击和摧毁的代名词。她应对的方式是关机，或者干脆死机，闭上嘴巴、关起耳朵、睁眼不见，充耳不闻，她关起门来自我封闭，拒绝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压力。突如其来的改变损坏了她本来完整的内部系统，她的自我修复功能尽丧，麻木、不愿思考、暴躁、乖戾、孤僻、懒惰、没有是非判断能力，她或许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做废弃处理，另外的人统治了她的大脑，那个人强大到她无力抗拒。她脑子里装满另一个地域灌输给她的所有规则，这些条条框框规制下的她，惯于看别人行事的方式来行事，以别人判定对错的原则为原则，不再反抗，每天事与愿违地做着各种机械的肌肉运动，或许她对此并不自知。她的大脑充塞了过剩的信息又无法独立处理，反而处于一种看似闲置的奇怪状态，一个沉重的头颅，她每天扛着它，却是多余的。
于是，她的大脑用来做一些违规的事情，来显示自己的独创性。比如偷娱、偷食、偷闲、走神、逃离。她经常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走，目光涣散、神情疲惫，看似在找寻什么她自己也说不出来的东西。或许她想以一种漫游的方式找寻失踪的自己。在我的视线以外，做我看不见的、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那是一个大脑的秘密。她的一部分生命越来越变得使我不可知，也与她自身游离，让我担心和恐惧。我习惯了对一个大脑的控制，而不顾及她的缺血和缺氧的生活，对她的贫血导致的窒息、晕眩，完全归罪于先天的营养不良和意志薄弱。
我夸大她将来婚姻中的家庭暴力问题，将她未来的丈夫妖魔化，制止她产生回新疆的念头，那一块地域在我的嘴里被描绘成一副恐怖的样子，我熟悉她过去生活的那个家庭环境里，处处充满巴掌和拳头的交响，我为她描摹未来图景时，她的眼前展现的应该是一场接一场硝烟弥漫的家庭战争画面。
我和她都不会费力气去分析，那种家庭战争里，是不是充斥着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人群混杂后产生的碰撞和冲突。那块宽阔的地域里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对这种家庭战火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后安然接纳，在碰撞中生活的人，认识和不认识碰撞，并不能改变碰撞这个事实本身。
我的父亲就这样生活了一辈子，母亲的整个家族和异族的邻居，都是父亲一生嘲弄的对象，这并不妨碍他与他们朝夕相处、甘苦与共，甚至亲密无间。他对异族的妻子和邻居，就是在相互嘲弄和贬低中相互了解、相互接受的。被嘲弄的一方也总是报以忍让和自省，因为他人更容易看清另一个民族的欠缺和不足，挖苦对方并不妨碍他同时吸收另一个民族的优秀之处，嘲弄对方，只是一个民族在与他族的融合中，给自己保留某种自尊的隐秘方式。
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自己干脆变成了一个错误
女儿的难以适应，恐怕还在于她不断变换的“新母亲”和新环境。从小她的保护对象就频繁地更换，她先是被送给姑姑，姑姑有了孩子，她又回到了奶奶家，奶奶去世，她只好转移到父亲和继母那里，继母得了癌症，她才回到了我这里。甚至连她对父亲、母亲、姑姑的称呼，这些基本的东西也牵连着变动，她叫她姑姑为妈妈，叫他爸爸为叔叔，叫过我阿姨，叫了继母八年的妈妈后，我再次变了她妈妈。我希望能带给她一种恒定感，那种快速的变更、转换，容易使她对人生产生怀疑和不信赖。我不再更改她错误的民族身份、不合民族习惯的姓名，不知道她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如今干脆变成了一个错误。
为了忏悔自己对她的改造，我不断地用一些物质的方法补偿她，使本来缺失的她，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缺失和我对她的亏欠，以致她学会了不动声色地从我的愧疚中获利，她利用我的愧疚，失去我以后导致的母爱缺失、我改造她造成的她自我的缺失，让她变成了一个无法填补的无底洞，令我望而生畏。在家庭里，她成了不断讨要的角色，债务层出不穷，这个还债的角色让我厌弃她和我自己。
她的失去与得到之间导致的精神失衡，导致她不断地从精神上向我讨要和索取，她的需求被我忽略，或者欲望无法满足时，她就用暴怒或者冷漠来宴请我，母女间的血缘、身份的意义被抽离成一个空洞的称呼，或者这个称呼只成为一种交换基本生活保障的符号和条件，她可以以这个符号的名义，向我提取她想要的一切，而且一切是自愿的，不需要对这个为她付出的女人施舍一丝情感。神圣的母亲其实是完全降格为一台活的提款机，由此而生的精神之爱空置和缺席的悲哀，让人产生生不如死的悲凉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