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疲累无望，她完全成了一个依附物，毫无独立性，她唯一让独立性显露的方式，就是对我的敌意和抗拒。有声的和无声的，潜在的和显性的，都很坚硬冰冷，让我寒彻心扉。我对她自以为善意的抚养和改造，都加深了母女之间的敌意仇视怨恨和裂隙。她的自尊和我的自省同时在呻吟，改造在持续，纠结就不停息，世界在崩塌，我们的关系被不明的东西扭曲，母女感情沦丧，生命在分崩离析。
母女生命里交融的那一部分，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无论什么形式的修改和涂抹都无法改变，我们本是同一个肢体，这是一个身体的历史，她是由我而生的另一个生命。我们的痛和累，源自于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试图想用冷漠掩盖甚至否认这个事实。彼此的认同这时显得如此重要，甚至性命攸关，我们之间，认同原始的母女关系，进而认同被另一种文化改变的彼此新的面目，是母女相认的另一个开始，这种新的母女关系中，应该蕴含了更加富有深意的东西，包涵被另一种文化改造的相同的经历和同病相怜，也许新的认同才是平息内心战火，走向家庭和平的唯一出路。
我试图从父辈的经历来理解我与女儿的纠结
从我说第一句维吾尔语开始，父亲和他南疆来的亲戚，应该是我最早的母语教师，是他们让我的维吾尔语，一开始就带上了浓重的喀什噶尔口音。在江南生活的二十年里，我已经残废的母语，在喀什找到了最初教会我的那个人以后完全康复，幼年的记忆大面积苏醒，我的母语经受住了喀什噶尔和亲人的考验。我童年所有的母语老师，都来自喀什噶尔这块地域，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我是多么羡慕父亲，出生在这样的故乡，就像我的女儿羡慕我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她希望她的孩子能生长在喀什，学会母语，像每个出生在喀什的孩子一样。
父亲的成长环境，语言环境，饮食习惯，所有的所有，都遵从着本民族的习惯。在另一种文化的浸染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使一个民族保持完整的是它的文化习俗。
在喀什高台民居的陶土窑里，那个坐在陶土窑里手抱着土陶，终日被窑内的温度熏烤的汉子，多么像是制作了我的人，我是他手上的那只陶罐，我真想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按他的方式，重新将我回炉，让我回到我本来的样子。
我偷窥火窑里熏烤的陶罐、陶壶和陶葫芦，我看见的那一只没有完全熏陶好的夹生陶葫芦，或许就是我现在的样子，花纹不清晰，着色不均匀，完全没有熟透的陶器那种从容淡定的陈色。
我和女儿都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品种，我本是一只喀什噶尔土陶窑里的陶器，我的陶土质地、泥胚和底色都属于喀什噶尔这块泥土，却被父母孕育在北疆的土地上，又交给了另一种文化去雕刻，我一生都只能是个半成品，而我又将女儿雕刻成她现在的样子。
我一直都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后期的雕刻，其实后期雕刻的雕工再高超，也不能叫作浑然天成。那个制作陶罐的乌斯塔兹，用狐疑的目光盯了我好几眼。在这样的维吾尔族民间陶艺大师眼里，我只是一只漂浮在南方水域上夹生的喀什噶尔葫芦，雕着他所陌生的江南花纹。我看遍了每一个陶葫芦、陶壶和陶罐，在他陶土窑美丽的橱窗里，哪一只美丽的陶制容器都不是我。在任何一个文化里，我都是一个夹生的陶器，难道这就是我的宿命？
人一旦离开故乡，迷失似乎就被注定了。父亲是家族中走出来的汉文化的第一代融入者，融入者有融入者的悲哀，必须抛下所有的过去，这是融入的代价。我跟父亲还有女儿，生命一样的不完整，就像断了尾巴的蜥蜴，父亲一半留在南疆，一半来到北疆，我们一段扔在北疆，一段活在江南，两段一样的痛楚。
当年父亲把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全部送进汉族学校，我每次逃离汉语课堂，躲进维吾尔、哈萨克伙伴的教室，被父亲一次又一次凶巴巴、恶狠狠地揪出来，扔给汉族老师时，不知道内心是不是也有过我对女儿那样的争斗。
如今穿梭在另一种文化和故乡记忆的交错点上，我和女儿一样恐惧断裂，恐惧变故，我找到了父亲真实的生活历史，现在，真正的那个女儿，那个被我用南方文化一点点改变的女儿，又被我用文字的凭据再次紧紧捏在了手心里，再也逃不掉了。我不希望失而复得亲情，再次遭受遗失和断裂的疼痛，我试图从父辈的经历来理解我与女儿之间的纠结，我希望两个漂泊的灵魂，都可以在彼此中得到停靠和安放。
家庭不停息的文化战争似乎永远没有胜负
丈夫的聪明在于他并不直接反对羊肉手抓饭本身，而是从做手抓饭时的油污连带引起对电热锅的损伤出发，从羊肉容易引起内热出发，抨击这种不合时宜的饭食对这个家庭餐桌长久的侵占。
这个时候，儿子往往站在中立立场，以观光者的姿态欢迎外来物种带来的餐饮文化，他的言行已经开始明确代表开化的南方物种。女儿放下平时对我的对抗，她顽固的新疆胃与我没有被南方饮食同化的胃，结成牢固的同盟。羊肉往往与女儿难得的亲密一道而来，也随着消化一顿手抓饭所需要的时间一道消失，多数时候，我与她仍旧在鱼与虾的隔膜中生存，度过餐桌和餐桌以外的无奈时光。
支边宁夏的大姑子带来她的南北点心小吃，定居香港的妹妹带来中西混杂的变种西餐，侄女对土豆咖喱牛舌情有独钟，家族中每个人在餐桌上亲热的方向都不同，新疆来的侄子暑假里一个人吃掉了三百只鸡蛋，他怀疑除了这种带着壳从鸡屁股里降生的东西以外，出了壳被宰杀的活物都是不清真的。作为女主人，我只有在左右为难中不断煎熬，站在大杂烩的大铁锅面前，把一顿饭做成五种以上的形式，来满足天南海北亲人迥然不同的胃口。
独独最不适应的女儿，是被我要求必须完全适应南方饮食的，她必须留下来在南方生活一辈子。弟妹和他们的孩子只是南方生活匆匆的过客和浮光掠影者，可以随时离开。最小的弟弟从新疆上来住了一阵子，对我为他规划的江南媳妇和未来南方生活唯恐避之不及，招架不了江南淡而无味的水产夹着尾巴落荒而逃。我不知该怀疑自己的选择，还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在南方生活真的有这么恐怖么？
南方十年，女儿至今抗拒江南的大米，为此她几乎废弃了主食。因为初来南方，在我的诱骗下，她吃下了过多的米，她始终认为，都是河姆渡先民的大米，给她植入了肥胖基因，现在好说歹说她都不愿不进食大米，除非是羊肉做的手抓饭。她恨不得把十年来的米饭，连同我灌输给她的南方文化都吐出身外，好把身子还原给１３岁之前的那个清瘦的新疆女孩。她不认同现在的自己，为了回到自己的过去骨瘦如柴的样子，她内分泌失调，这种状况只有重新回到新疆探亲时才有所缓解。
她所认同的那帮亲人，虽然在她的现实生活中形同乌有，但他们代表着那种文化的面目，代表着另一种文化的身份，赢得了她更多的认同，在情感和精神上胜过了她对我的认同。他们的庸常、凡俗甚至困窘的生活，在于她都是亲切的，亲热过灵秀、丰裕、繁华的南方日常，我代表的是这种新疆的原生文化被江南生活改造异化后的形式，已经失去主体性，变得不伦不类。新疆熟悉的气味、口音、原生化的生活，都让她盲目地认定和跟从，她对于那样的生活产生的不是复合型的情感，那是简单原始，不假思索就可以有的情感，没有经过比较、提炼和理性的沉淀、去粗取精这样的精加工过程，是全盘吸收，而非剔除式的，这样的状态的她，对于我的强迫认同，抗拒在所难免。
其实，儿子在生长初期也有这种表现，只是表现比较隐蔽，比如他的“迟开口”一直不被我认为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在家庭内部的普通话和余姚方言两种语言的夹缝中，他的后开口完全是一种失语特征，最初他的反抗表现为“秽语症”，以此来实现他对听不懂的方言的抵制，他通过我对他粗暴的制止，来获得丑化地方语言的快感，我想他同时也获得了与强大的地方话的同化力量对抗的快感。他借助地方土语脏话，来耻笑和嘲弄这种对他来说陌生的语言方式，反而在这种抵抗中，不知不觉学会了当地方言，这种语言接受方式，真让我叹为观止。
女儿对于陌生语言方式，采取的则是自闭和不合作的方式对抗，这种沉默很强大，无法制服，她携带者另一个地域顽固的基因，固守她的语言方式，为了证明她的语言天赋，她宁可学英语，也不学半句地方话。
在女儿的关系上，我时时刻刻都在与另一个自我作斗争，一边谴责她的顽固不化，一边因为这种对至亲的谴责而心怀歉疚，加倍地用别的方式补偿她。我一会儿是苛求和改造她的那个残酷的人，一会儿是生养她的母亲，我必须时时刻刻把自己分开来看，这真让我和她都感到难以忍受的分裂和疼痛，但改造和调整却是必须的，在南方生活的每一天，从语言和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到精神状态。
一种看不见硝烟的隐蔽的家庭文化战争无法停息，在餐桌上、床笫间随处都是，包容、改造，谁对谁错，抵抗、放弃，谁是谁非，亲情庇护下的争论永远没有输赢。固守的看似还在固守，其实已经在对抗中不知不觉地学习、融合，从而逐渐接受了另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