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是一个老式的北京旅馆——花园饭店。之后就成了“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和“电影艺术委员会”的办公室和宿舍。1953年夏日，我作为一个业余电影剧本作者，携带着自己的一个电影剧本初稿，住进了这个“饭店”。那时国家对电影剧本创作重视得无以复加。真的很幸运，在这个往日的饭店里，一不当心就会和某一位电影大师擦肩而过，如蔡楚生、史东山、章泯、司徒慧敏……等等。那时陈波儿刚刚过世，无缘得见。当然，我接触最多的还是专职编剧们，他们有一些原本就是大上海的电影艺术家，有些人又参加过抗战，去过延安。大多数都是在战争年代活跃在各个战场上的文艺兵，而且都到了而立之年。我在他们中间是个名符其实的晚生。似水流年，青春不驻，今天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那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北京老式“饭店”，还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与我有过过从的前辈们，特别是那些不应该离开、却过早离开我们的人们，恍惚还在“饭店”里走来走去。
一、
首先是所长王震之，王震之大我十四岁，身高一米八以上，性情豪爽，他是一位出生于湖南的汉子，最早的革命和戏剧活动都在北方，所以在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是个楚人。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延安时期，又担任过鲁艺的戏剧教师，在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活报剧和话剧剧本，在八路军的艺术团体里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他第一次对我的公务召见，是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我原以为他要向我介绍创作所的所规，或者谈谈我的剧本初稿，以及对它的修改方案。在聆听老革命教诲之前，非常兴奋。但是他一开口却让我很意外，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读过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吗？当然！——我承认，读过。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安娜·卡列尼娜》来，他对书中的情节如数家珍，记忆力之强，使我非常吃惊。他还说到《安娜·卡列尼娜》在延安受到知识分子热捧的情景，一本破旧得只能勉强捧着读的中文版《安娜·卡列尼娜》不间断地预约传递。有一位女生用白被单缝成曳地长裙，恍恍惚惚地站在延河边，说是体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情。他说：
“一部看起来和革命毫不相干的小说，会有这么伟大的魅力？！听说列宁反复读过这本书，最后封面都磨破了。”沉默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写得的确好，实在好，非常好。提出了很多重大问题。技巧之高，无与伦比。安娜在卧轨自杀之前，忽然想到她和沃伦斯基初次相逢时那个被火车碾死的人，那情景的再现似乎提醒了她……多好的一个伏笔！”
接着他背诵起书中的句子来了：
“‘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本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照了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剝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托尔斯泰老头像是和安娜同时看到那永远的熄灭……”说到这儿，我打了一个寒噤。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还是把他的话题很技巧地、缓缓地转到电影方面来。我说：
“我不久前才看过嘉宝扮演的安娜·卡列妮娜。”
“啊？！”他很惊奇：“你在哪儿看到的？”
“我们总政电影处有一个小片库，蛮丰富，我在那里还看过您写的电影。”我指的是《内蒙人民的胜利》。他连忙摆摆手：
“宣传片！宣传片！”
我想纠正他：
“故事片呀！”
“不！宣传片！那算什么故事。”这一争执，他才跟着我离开了安娜·卡列尼娜。作为所长，他很真诚地对我说，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很苦恼。”总想跳出去自己搞自己的创作，他说：
“自己搞创作，成与败，都归于自己，或许碰巧可以写出一部真正的故事片。担任所长，压力太大，电影又特别受重视，连列宁都谈论过电影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一旦某一个题材被领导定为重点剧目，这个剧本就得没完没了地改了，意见都来自高层。比如我们创作所组织的《淮上人家》这个剧本，就是重中之重，名作家孔厥、袁静担任编剧。毛主席亲笔为治理淮河写过八个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我相信淮河或许可以治好，可是把治理淮河的工程写成一部好电影，我这个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就说不好了。我看艺术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传世的艺术品都是无心插下的柳！”
这些话让我听来好凉爽。他是一个特别平易近人、十分谦逊的人。经常把“我至今都是外行”这句话挂在嘴上，他在讨论或审查剧本的会上，总是把发表指导意见的机会让给上级领导，如王澜西或陈荒煤。那时一个电影剧本的最后通过权在周扬一人手里。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在延安参加过整风的老革命却胸无城府。有一天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
“别看所里这么多编剧，整天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进度很慢，有的人来了一年多还没有个提纲，有的人有一个提纲，却永远没法形成剧本。写作是个人的事，又不能像打仗那样，你既当过兵，又写过文艺作品，应该知道，写作不是喊一声冲啊就能把‘碉堡’拿下来。”
不久，如他所愿，他被调回东北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去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没看到他写出他想写的那部真正的故事片。一直到1957年夏天，在“反右”运动的高潮阶段，忽然从长春传来王震之卧轨自杀的消息。电影界非常震惊。在极小范围的窃窃私议中，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抱怨他真不该！怎么会想到卧轨呢？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立即想到他和我谈过的一些话，一定是和我一样，“言多必失”。莫非他在绝望的时候，想到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一瞥？想到那支“蜡烛”，那支安娜·卡列尼娜“曾经用来照着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本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照了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剝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我以为，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有充分理由和勇气去死，至于死的方法，那只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了。
二、
我在舍饭寺12号的最好的朋友应该是海默，在我走进电影剧本创作所之前，我们就相识了。1953年5 月初，我和他都参加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访问团，任务是去东北第26陆军医院、访问被联合国军遣返的志愿军战俘。那个访问团里全都是老作家，如胡风、罗烽等。比起他们来，我显得很小。海默的年龄和我最接近，大我七岁。这个山东籍的北京人，在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了，毕业于华北联大，在冀中军区火线剧团当过演员，写过一些话剧和秧歌剧。我们一见如故，可以说，他是我唯一的一位诤友，他每每见到我，总会给我泼点冷水，从长相到作品。他时不时会突然当面讥讽我：
“你以为你的小说、诗歌有什么价值，油墨没干就被人忘记了。现在围着你转的都是中学生，他们盲目。你以为你是快手？我们这里快手多了，我就是快手，想当初，一场战斗刚打响，一幕活报剧就写成了。快，就能决定你的作品是不是艺术吗？”
有时他还会突然盯着我的脸，一本正经地贬我：
“你以为你是美男子吗？不是！小眼睛，肿眼泡，身材既不够高，也不挺拔。算了吧，你！”
我就是在他的“无情打击”下学会了自省。再如：
“你真够浅薄的了，瞧你买的都是些什么书，都是些新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是‘一边倒’的苏联小说，你注意到我买的书没有，全都是旧书、破书、杂书，这些旧书、破书、杂书比那些新书更珍贵，对创作更有用。”我这才注意到他是本所藏书最多的人，一面最宽的墙全都是书架，书架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旧书，地上还堆满民国时期发行的刊物和画报。他把一本很老的电影画报抽出来扔给我，指着一张女明星的剧照对我说：
“你看，上帝留给茶花女的只有一条夜路，可是，当革命一旦代替了上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她是谁呀？”
“蓝蘋呀！”
“蓝蘋是谁？”
“年幼无知，蓝蘋是谁你都不知道！还想当作家，附耳过来。”他这才在我耳边说出蓝蘋是谁。“今年你来得不巧，她可能不在国内，不然，你在这个院子里就能碰到她，她是电影艺委会的副主任之一，偶尔会来开开会。”海默在要好的朋友中间，是有名的口无遮拦。对我，他只补充了一句话：“小屁孩，知道的事少，也好。”
海默经常出差，为了写剧本“体验生活”，去过朝鲜战场，旁听过板门店谈判。有一次他为了收集地下斗争的故事，去了一趟上海，回来对我说：
“我到上海拜访了于伶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地下党员，跟他们一交谈才知道，我写不了，对地下斗争的了解太可怜了！”
那天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
“所里的编剧全都是来自各个战场的老同志，他们的经历本身就很丰富、很精彩，为什么还要东奔西跑去体验工农兵生活呢？”海默长叹了一口气，说：“你提的这个问题还确实值得咂摸，说明老弟开始动脑子了！可是，你应该从批判电影《我们夫妇之间》悟到点什么。知识分子上银幕？悬！”接着他又想了想：“其实，你我都算不上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时候都是中学生，算什么知识分子？！这问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那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对他说了一句很唐突的话。我说：
“海默！你总这样不着家，小心嫂子跑了！”
我真的不是想“报复”他，他却面红耳赤地看了我一眼，没回答我。我能觉察到他对嫂子很在意，也很爱她。海默的妻子是来自老区妇救会的年轻干部，人漂亮、大方，又是很快就能适应城市生活的那种乡下妞儿。组织上很培养，保送到人民大学带职学习，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默默，孩子见人就笑。没想到，我一语成谶，后来嫂子果真和海默分了手。深秋，我的剧本一通过就回了云南。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只是断断续续听到关于各自命运的传闻，海默在六十年代初，有一个最有名的事件，就是牵动过整个文艺界神经的、对电影《洞箫横吹》的批判。他仅仅在剧本中写到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和群众的上访，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即使陈毅元帅在一个会议上公开出面为他辩解，很快也作为右倾观点而被否定。再以后，就是关于海默之死。1968年6月14日，那是文化大革命最恐怖时期的一个日子，因为海默在言论上对江青有过大不敬，那时的江青何等显赫，何等炙手可热，海默因此被乱棍打死。见到海默遗容的人只说了八个字：惨不忍睹、面目全非。十年后，虽然海默一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清查真凶的工作却十分艰难，找不到最先握棒挥向海默的那个暴徒，也找不到最后让海默一棒致命的那个凶手。仅此，就够我们深刻反思一辈子的了！半个世纪以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默默。见到她，我深感光阴的无情，从一个舞动小手的初生婴儿到满面风霜的妇人，只经历了一个噩梦连篇的黑夜。对于她来说，我向他叙述的可能是一个使她感到十分陌生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