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编剧们住的那座主楼里，每逢周末，整个楼的人几乎都探亲访友去了。晚饭后很安静，到了六点，楼道里总会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声：叫的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叫井岩盾。她的声音响亮、尖细，而且有些犹疑。每一次都要叫到十几声以后才消失，之后寂然，无处可去的我就开始伏案写作了。夏初，海默从朝鲜板门店回来，我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每周末那女声的来源。他一听就明白了，随即作答：
“那一定是关露，你知道关露吗？”
我当然知道关露，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在1943年的日本画报上看到过她的照片，那是她出席日本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拍的，就是那张照片，使她成为妇孺皆知的汉奸，不断遭到举国民众的唾骂。1949年以后才听说她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人员，一个受命深入虎穴的红色间谍。但为此，她的青春、爱情、名声已经被完全撕碎、污损。但是让我难以理解的是，当下为什么不赶快公开宣传她的事迹，让这位在隐蔽战线上的抗敌女英雄，在更大范围里恢复名誉？为什么让她至今都身负骂名呢？
今天，这个神秘的人物居然是我的芳邻。我问海默：
“我可不可以跟她谈谈”。
海默回答说：
“再好也没有了！在这座楼上，不少人躲着她，一到周末她所以呼叫井岩盾的名字，因为她太寂寞，无人诉说。”
“井岩盾是她的爱人吧！”
“不！井岩盾也是一位曾在延安鲁艺学习过的作家，我们所的一位编剧。他只有三十来岁，比关露小十几岁哩！可能井岩盾和她谈得来，或者只有他不好意思拒绝关露。”
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里，我在走道里和关露擦肩而过，她把钥匙插进锁孔，没有立即开门，站在门前看着我。我也没有推自己的门，几秒钟的对视，光线很弱，我看不清她的面目。她先叫了我一声：
“小白桦！”当时文学界的确有人这么叫，因为文学界本来就有两位年长的“白桦”。
我走过去。她指着我说：
“我知道你，来自云南边疆，是海默告诉我的。你真的是很年轻！”
“不！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她苦笑笑，叹了一口气，夸张地重复着我的话：
“已经二十三岁了！”我猜想她一定是想到了她的二十三岁。
“愿意进来坐坐吗？不耽搁你写作？”
“一会儿，可以的？不打搅您吧？关露同志。”
“非常欢迎！请。”我走进去，她让我坐在靠椅上，她自己坐在床沿上，那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很简朴。我以为，她已经忘掉、或是特意把过去的“伪装”抹去。很自然，我一开始就在她的容貌上寻找浪漫诗人关露，红色间谍关露，但我都失败了。四十多岁的她，比起当时她的同龄人来，显得更苍老一些。她已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妪了，走在街上谁也想不到她曾经那样有才情，写过许多阳光明媚的诗歌。也想不到它曾经穿着最可体的旗袍，信步走在上海霞飞路上，手钏和耳环闪闪发光。她那双时髦皮鞋的高跟经常在出入极司菲尔路76号——那是一个最恐怖的“狼窝”——汪伪政府的特工总部。此刻，我看得出，她在全力支撑着的自信，掩饰着身不由己的神经质。那时，我还很孩子气，总想试图去探索她最敏感、最神秘的过去。
“关露同志！应该说，您又回到电影界来了。”
“不！我过去也没有做过电影。人们一见到我就想起《十字街头》里的那首歌词‘春天里来百花香’，那是偶一为之的玩儿票。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
“现在可以写呀，您的经历这么丰富和神奇。可以写一部很精彩的电影。”
她脸上的肌肉连连抽动了几下，像笑，又像哭：
“年轻同志！你知道党的纪律吗？铁的纪律里有一条是保密，面对党的机密，我没有自己，我的爱，我的恨，我的青春，我失去的和我得到的，我的诗，我的梦，包括我想告诉你和你想听的故事，都在一个警卫森严的保密室里，那里有许多带锁的抽屉，其中有一个抽屉躺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档案袋上，右上角写着绝密两个字，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名字——关露，我在那只袋袋里，至于什么时候打开那个袋袋，让我回到我自己的躯壳里来，我也无法知道……”
看来，从她那里听到我最想听到的神秘故事是不可能了，因为她压根就不会讲出来，这是党性。是不是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了呢？她不说话了，整个房间像死一样寂静，整个楼层像死一样寂静。
“可我又不能没人交谈，我能谈什么呢？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的家，我的儿女，没有，没有。但我不甘寂寞，我希望有人经常向我随便讲点什么，家庭生活呀！社会新闻呀！人们为什么吵架，为什么怄气，为什么笑，为什么哭？”
“……您没有痛苦和快乐吗？”
她茫然地看看窗外：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不在这里，关露没有回来，这里没有关露……”
我终于明白了，她的交谈只是想听别人说话，严格地说，他想听的是别人的故事和生活。
“啊！是这样，您的老朋友一定很多。”
“是的，有些……”她小声吐了四个字以后她就不再说什么了。
又停顿了很久，她用气音央求我：
“说说你自己，怎么参军，怎么走过火线。对，你来自云南边防部队，那里有的是奇风异俗，浪漫故事，有很多可讲的呀！”
“是的，有很多讲不完的话题。”
她要的只是听。我勉为其难地开始讲自己的经历，虽然她和我的互动很积极，但一对一地方式，我很不习惯。很快我就陷入一种难以脱身的、乏味的困境。这时我才完全明白，为什么每个周末她会在走道里呼叫井岩盾，井岩盾为什么大部分周末的傍晚不在房间里。突然停电使我有了一个告辞的理由，但她很迅速地点亮了蜡烛，而且告诉我：
“这样不是更好吗，就是不停电，我也常常独自面对烛光。”
我只好又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她可能已经看到了我的倦容：
“好了！谢谢你！真委屈你，周末，年轻人应该和年轻人一起热闹。”
我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好她握别，言不由衷地说：
“很高兴！关露同志！”
出了她的房间，我隐隐地有些担心，担心以后每逢周末，她在楼道里喊叫的不是井岩盾、而是我的名字。但我所担心的事并未发生，电影剧本创作所为了我的剧本早日投产，安排我去了北戴河的夏日别墅，这一去我就再也没见到关露了。后来，听到关于关露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可怕：1955年在潘汉年一案中受牵连，入狱两年。1967年，年过花甲的关露再次被捕，又是8年铁窗生涯。1982年3月，听说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她宣布了平反的决定。我真心为她高兴：这一次应该是真的回来了。可是，还没到年底，就听到她吞服大量安眠药，溘然长逝的噩耗。为此，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在平反以后，在洗尽污秽、正好大放光彩的时候，又匆匆离去了呢？！
我没有问……
2012、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