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画布，137 X 411CM
（画里画外之十一）
张爱玲是谁？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红卫兵这一代人，对此问题必然是一脸茫然。而对于大陆以外的中国人，她是极受推崇的作家。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传奇。直到1995年，她还与她的读者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但她似乎永远属于1940年代。她晚年离群索居，死去多日无人知晓。她死时距75岁生日不足十天。
今年在我创作这件关于张爱玲与她三代先人的群像作品时，每有澳大利亚的朋友参观我的画室，我都告诉他们，我画的是一位中国的女作家，相当于澳洲的迈尤丝·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1879-1954）。他们闻之立刻明白。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肖像画大奖是阿基鲍尔奖，而与之相类似的文学大奖，便是迈尤丝·弗兰克林奖。迈尤丝-弗兰克林是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若上网搜索，最抢眼的便是她少女时代的一张挟伞侧身肖像照，明艳动人。张爱玲恰也有一张同等程度抢眼的青春艳照。事实上，这两个人都是20出头便成为名作家的。甚至迈尤丝-弗兰克林一生最成功的小说，还是她19岁的处女作《我的灿烂生涯》。
这两位女作家并不属于世界级别。然而对于她们本国的文学史而言，却绝对占有重要一席。
1980年代中期，张爱玲的作品随了邓丽君的歌声，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传奇一同“反攻大陆”，开始为大陆人所知。不过她的作品随了岁月沧桑，已从大众文学进入到严肃文学的领域，远不及那三位的作品那么迅速家喻户晓。笔者本不属于“文学爱好者”之列，只闻其名，不读其书。如此来到澳大利亚。只因为对老照片的爱好，而于1994年在香港买了一本张爱玲刚刚授权皇冠出版的《对照记》，薄薄一册。
《对照记》是张爱玲的另类回忆录。她早年的几篇散文，中年用英语写的《易经》与《雷峰塔》，以及几乎被销毁的《小团圆》，都是她某种程度的回忆录。但是这本《对照记》则是对了家庭相册而写下的最真切的回忆。毫无疑问，其中最吸引我的故事，是她祖父如何成为清末头号重臣李鸿章的东床快婿。但与此同时，这本书也让我对作者的一生产生兴趣。好比它给出了不少未解之谜，而让我通过日后的阅读去一一破解。
《对照记》里唯无一字涉及的作者经历，是她与胡兰成的那段初恋。而这一段恋情可说影响了她的一生。从直至2009年才面世的《小团圆》里，可以看到她从未谈忘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直至2005年在旧金山购到台湾远景新版的胡兰成回忆录《今生今世》并读了一遍，方才知道那一段故事的细节。事实上，直至三年前《小团圆》出版，世人才知张爱玲那一方面的叙述。在此之前，所有的传诵，均据于胡兰成的这本回忆录。对照起来，胡兰成的叙述也并无多少渲染作假。
我在读《今生今世》之前，张爱玲的书我只读过一本《对照记》。而读了胡兰成的这本书后，我倒是明白了何以那位一鸣惊人自视极高的文学才女会对胡兰成如此倾倒，而成了他的“外室”，在上海当时的俗世用语中，便是不堪的“姘头”。“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小团圆》）
胡兰成是一个至少由三种人格组成的混合体。第一种是用笔杆玩政治，且有时幼稚却又自大到不可思议的政客；第二种是英文所谓的“Lady killer”，即以征服女人心为人生之乐趣，同时又有相应天赋的那种男人；第三种是极有才华的写作人。
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之前，同时，与之后，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但是出手便有鲜明个人烙印的“文体”（注）的写作人却并不太多，至少在我读到的书里是如此。或许因为我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缘故罢。我读过的大部分中文书，用后来我在悉尼的一位朋友朱大可创造的专用名词形容，都属于“毛语”文体。大可自己倒是创立了“朱语”文体，虽则读来有点艰涩。后来读到画友陈丹青的书，发现丹青也有自己的文体，可能是来自木心的影响。
胡兰成的文笔让我倾倒。也许因为同是浙江人，母语雷同，所以读他的书时会有奇异的感觉：原来文字可以如此地组合！写书也可以如江南人讲话。
我相信是胡兰成的这种才华让张爱玲有如找到同道之感：“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虽然张爱玲在中年以后也嘲笑过胡兰成的文体，但至少在当时，她一定是服气的。很多年后，她还如此形容他：“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 ”（《小团圆》）。虽未必是褒，却也并非贬斥。其实胡鲁二人的家乡相距不远，母语也是近似的。
张爱玲的文体，与胡兰成的文体是相通的。张胡相爱时的张氏“语录”，均由胡兰成录于自己回忆之中，如这句：“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平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明明写的是屋内，却又“漫山遍野”，而“都是今天”则更是神来之笔，如同唐诗宋词的名句，一旦读到，一生也忘记不了。而胡兰成就在同一页上写下了：“好句是使人直见性命。”恰好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只是胡兰成接下来又写道：“忽然想起汪先生，汪先生便像这样的宛转死在中华民国马前。”偶露了他的政客身份。
张爱玲出道在1943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她的大量作品发表在随后的两三年里。此时期的上海，不复是它黄金的1920与1930年代的那种文学重镇。大量的文化人迁移到了大后方。占有话语主导权的左翼文学尤其被噤声。这一切与日军占领有关。张爱玲在她描述1942年初香港沦陷时一个女子婚姻遭遇的成名作《倾城之恋》时，内中一句：“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她写时肯定想不到，此句竟也成为她本人于1943年崛起于中国文坛的极妙注解，甚至还预言了接踵而来的1950年代。
如果我说，张爱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女儿，可能立即会有人反驳说：“不对不对！丁玲才是！”不错，丁玲是，爱玲更是。因为有两个“五四”运动。前一个是新文化运动，后一个是政治爱国运动。后者由“五四”运动的一位旗手陈独秀带领，走上了俄式共产主义的不归路。丁玲也是那条路的不归人。“五四”的另一位旗手是胡适。他坚持前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对“德先生”“赛先生”不离不弃。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实他有“主义”，便是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张爱玲便是这一条路上的不归人。
毛泽东改造了俄式共产主义，煅成替他打天下的利器，终于1949年10月1日在“万岁”声中“登极”。这场革命把胡适与张爱玲这一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传人不是赶到了大洋彼岸，便是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张爱玲在纽约与同为天涯亡命客的父辈文友适之先生相会：“冷风从隔街的赫贞江上吹来，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忆胡适之》）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忽然想到在那一刻的四十年之后，赫贞江畔又有一幕类似的场景再现，那便是丹青和他的导师兼父辈文友木心站在纽约街头。
张爱玲的后半生研究《红楼梦》，译《海上花》，过的是学者的生涯，其实颇有成就，只不过没有早年那样富于戏剧色彩罢了。
说胡兰成影响了张爱玲的一生，是因为他的“汉奸”身份给张爱玲在二战结束后在上海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她曾与桑弧共为电影编导，再入情网，正因为那“汉奸”的污名使桑弧退缩，改与他人结婚。上海易帜后，文艺界总管夏衍曾安排她下乡参加“土改”运动。终于她明白不可能在“新社会”容身，乃早早移居香港，继而远避美西。这使她得以幸免在日后下人间地狱，也算是祸福相倚。
毛时代的中国完全封杀张爱玲，是因将她列为“反共”作家，而台湾捧张，某种程度上也因同样的标签。其实，张爱玲只是“被”卷入政治漩涡而已。从作品而言，她既有批评中国大陆“镇反”与“土改”的《秧歌》与《赤地之恋》，却也有对革命持正面态度的《小艾》与《十八春》。从个人婚恋而言，她固与“汉奸”胡兰成相恋，但第二个恋人桑弧却是个左翼文化人。而她到了美国真正结婚相伴终生的美国作家赖雅，则更是一位左翼作家，是德国共产党作家布莱希特的莫逆之交与合作者。“在她觉得共产这观念其实也没有什么，近代思想的趋势本来是人人应当有饭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多少。不过实践又是一回事。至于纪律，全部自由一交给别人，势必久假而不归。”（《小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