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寻找家1 寻找家园
在沈阳时，洪峰家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那是沈阳文化馆把他作为特殊人才从长春引进后给分配的房子，当然后来也就和大伙一样房改了。自有产权啦。那附近是熙熙攘攘的闹市区，一派时尚与繁华的物质世界。可洪峰不喜欢都市的喧哗生活，他总想寻找个有山有水的净土过清新悠闲的日子。
洪峰的日常生活除了读书和写作，让他比较纠结的是：需要时常考虑让自己对周围的生活产生兴趣。做到这点或许不难，难的是抵御和掌控生活的韧性不好把握，他一直在琢磨如何把自己与现实的拧巴程度调理的张弛有度。或许是过去漫长岁月里和文学圈里人久了，对这个圈子人和事他越发没有兴趣。换句话说：他对成天文学来文学去的人兴趣大减。就像微博上某类人天天在那里谈形而上的精神却离真正的精神生活越远。相比之下，洪峰渴望和更多的普通人交往，渴望在真诚而陌生的朋友身上得到最朴素的快乐。或许这个时刻，洪峰才感觉到世界的确很大很丰富，同时也晓得无论任何一种特别的生活最终都无法改变真正的内心：洪峰依然是自己喜欢的那个洪峰，不同的是他重新意识到自己在大千世界中也同样微不足道，只不过比往日多出一些平静和内在的骄傲。
在东北长大的洪峰自小有种孤独感充斥在骨子里，还含有其他一些特质，如敏感、忧伤、创痛和自我省察、心灵洁癖。洪峰说他到今天还常感到一种恐惧，恐惧到底来自何处？许多感受来自童年的阴影，这似乎与佛洛依德某些理论很靠近。有一年除夕，父母去闹革命了，洪峰和哥哥听见有人在推他们家的墙，实际上那是很远的地方在放鞭炮，他记得哥哥搬张桌子还搭上把小椅子，他在底下扶着，哥哥拿把斧子往窗外看；他父亲那时在县里炼铁厂当厂长，被批斗那天，洪峰看到办公室主任，这个平日和蔼的叔叔，一反常态地瞪他一眼，恶狠狠骂了句：“小兔崽子！”；小学同学的爸爸是教育局局长，被关起来后，他俩去看守所看他爸爸，趴窗户上看，同学爸爸半空中吊着，被打到没有人声；少年洪峰还亲眼看到过枪毙犯人，一个长春来插队的知青，从车上拉下来，执行的指挥员拿小红旗往地上一撂，就看那脑壳飞起来一块，阳光下的血像雾一样喷起来，然后听见枪响了……这些文革中的真实片段，给幼年洪峰留下深刻的印象。
凡童年时代积累过不快乐体验的人往往长大后会在特殊情境下显出脆弱的一面，洪峰就时常感到某种莫名其妙的被“伤害”——那些逼仄的居住空间、不得不开的会议、不得不见的人来人往、不得不考虑的他人的感受，以及各种“乌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人们孜孜不倦地为这些生活方式赋予意义，以显得高贵、优越、文明。可他讨厌文明中包含的虚伪，讨厌各种故意显摆的姿态……“装什么呢？”他喜欢这样说。“在姿态感的挟持下，人们向往美好的事物，却总让美好从身边溜走。”
这种性格逐渐影响到洪峰和整个文学圈的交往，比如他特别不愿意主动召集或者被动参加自己作品的研讨会，怕别人和他谈对书的理解，说好话他受不了，说坏话他也受不了。“我是担心会产生冲突。”洪峰说。不少人于是觉得洪峰“狂妄”，这大概是他不被理解之处，但洪峰不想解释什么，爱怎么想怎么想好了。
洪峰仿佛究竟一生都在和一切令他不舒服的东西做斗争。于是多年来遍寻活着的证据反而成了洪峰主要的任务之一。在沈阳时，洪峰曾与马原谈到过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马说敢于把人类的弱点彻底暴露出来的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洪峰说当然是啊那还用说吗，洪峰还想说自己也是，但他晓得大师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他面对的仅仅是自己。这就是距离。
洪峰心怀各种梦想，但最大的梦想就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地方，然后待下去，生活下去。这有点像歌手郑智化所唱——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咸味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
世纪之交时，洪峰为自己日后安身立命调整过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的想法是不必过于执著，生活不过如此：自己不属于二十世纪也不属于二十一世纪，公元纪年和他本人生命状况毫不相干，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和精神会因为数字的变化累计而改变。人类童年时代就已经诞生的愿望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人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开始，然后进行下去。
现在你知道了，洪峰在沈阳的家靠近著名的铁西区，这个老工业区的故事曾被某导演拍摄过一部长长的纪录片，在圈内反响不错。当然今天的铁西区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洪峰还是那个洪峰，他依然继续寻找。继续进行。
2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讲洪峰：我看洪峰这个人主要是借纸笔以感悟生死以看清人的处境，以不断追问那个俗而又俗的却万古难灭的问题——生之意义；已故评论家胡河清谈论洪峰作品：具有狮虎之威的恋情往往以有刻骨仇恨的形态表现出来，洪峰的确是在用纸笔认真书写心坎淌血的悲剧人生。
八十年代最后几年，洪峰刚刚成名，如日中天。洪峰是在文革后恢复高考那一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白城师专任中文教师，不久通过自然投稿发表处女作。之后创作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先从学校调入吉林省作协杂志《作家》任编辑，后破格晋升副编审，其间又连续发表了几部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好作品。但洪峰却觉得八十年代末那几年，是他个人最为痛苦不堪的日子，眼里看到太多的纷争、凶残、暴力和死亡，他对生命产生了某种失望和退让感——他不愿参与文学以外的社会活动，甚至不愿参与文学圈本身活动。
唐朝诗人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写过一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看似荒诞、夸张，却道尽文学创作与作家精神历程之间的种种纠结；看似平淡、无趣，却复杂多变，机关重重，引人深思。洪峰自己也清楚，这种回避和栖身局外人的姿态会被圈内误解，其结果是，很多同行选择与他保持距离。渐渐地，他从主流平台上消失，他至今也不否认，是自己推动了自己的消失。
“文学说穿了是个人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把一个人成为作家当成很重要的事。”他说，“文学这东西不会对国家和别人的生活有任何影响，只是基于某种巧合，我们干了同样一种事情。” 洪峰选择退缩到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段卑微而脆弱的时间里，他说他的精神感冒了，病了。比如儿子刚刚降生时，他却总梦到儿子被大铁钉扎死，在地震中被压死；他还得了强迫性的幽闭症，在屋子里面坐着思考着突然就觉得墙壁朝自己压过来，压得他无法呼吸。“我就到处跑、到处跑。”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幻想不可述说》，说海明威那样自杀，是人在上帝面前拿回尊严的最后一种方式……
直到多年后洪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他开始相信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所说：“对生活，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但他童年的馈赠却是恶梦。“总梦见我哥哥打架打不过我，我可以轻易把他摁倒，但我手足无措舍不得打他，等他把我翻过来后，逮啥拿啥打我。”童年经历让洪峰敏感而脆弱，从而对朋友、感情特别在乎，“就是怕失去，怕背叛、怕伤害。”洪峰说。
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洪峰自己也迷惑。2006年，沈阳文化局一直催他回去坐班，并单方面暂停发他的工资。愤怒之下，他上街乞讨。事件经媒体渲染，影响不小，迫于社会舆论和各种压力，事情最后也算顺利解决了。因为这件事，圈内有作家批评他影响作协形象，他就愤然宣布退出作协，“让那些光荣的作家继续光荣去吧。”
叔本华曾说，青年人首要学习的一课，就是承受孤独，因为孤独是既是痛苦同时也是幸福、安乐的源泉。后来在长篇《喜剧之年》题记里，洪峰写下这样的话作为对心灵桎梏的一种个人解答——上帝对那只迷途羔羊的喜欢，超过对其他九十九只羊的喜欢。然而，当迷途的羔羊重返人间，却发现自己所维持的尊严，被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