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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4次，自美返国。
2005年11月的最后一天。飞机下午从旧金山起飞，一路追着落日，过冰雪皑皑的阿拉斯加，过沉睡的俄罗斯荒原，过东北的三江平原，抵达北京机场，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
登上机场的大巴，我默默记着这样一些地名：公主坟、航天桥、香格里拉以西。20年前的诗友苏历铭住在这些地名附近的一座高级花园公寓里。按照事前的约定，我将在朋友家借宿几天。
北京，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我只是在这里，中转换机，回到湖北和四川。那里，才是我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前者，有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后者，则有妻子的老外婆。
拖着一个硕大的旅行包，在航天桥下了大巴，立刻被一群人围了起来。他们蜂拥着，朝我的口袋里、手里，甚至手提包里，飞快地塞进小卡片，足有几十张之多。那种将手插进提包中的迅疾，令我防不胜防。幸好，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另外一个旅客，于是，转而围攻他，我得以解脱，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向朋友的公寓进发。
出租车进了公寓，保安问明了几栋几楼几号，其中一人走过来，帮我将行李提进电梯。到了公寓的门口，我敲门，出来开门的是朋友的女儿，一个14岁的美丽少女。我自从她出生，就知道她的名字，却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孩子将我让进屋内，告诉我，爸爸开会未归，妈妈和同学喝咖啡去了，请我稍等一会。孩子还给我泡上了茶，并给她的爸爸打电话，告知我已经到家。
环顾起居室，还是老样子。仅仅半年前，我曾经带两位美国的诗歌教授，到这间宽敞的起居室作客。而此刻，朋友的女儿，秀气而文静地陪坐在一旁，我的内心涌起温暖的感觉。从她父母的口中，她应该很早就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叔叔，先在四川，后去美国。如今，那位从未谋面的叔叔，一身土气的装束，满脸疲倦地坐在她的面前。
如果是在旧中国、旧时代，她或许该称呼我“世伯”，因为我略长于她的父母，而我，与她的父母订交，是在一文不名的青春岁月里。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我或多或少见证过。而今天，也不是我第一次借宿在他们家。
1991年的深秋，我也曾由四川回到北京，在他们家位于15楼的公寓中，借宿一夜。那是一个一居室。4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那个年份的北京，算是奢侈的居室了。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回想我们在北京分手后，各自的人生历程，几乎一夜未眠。就是在那次，我惊讶地得知，苏历铭要去日本留学了。不久，他们俩竟然已经置身日本，并给我写来了亲切的信。
如果说，第一次投宿，是因为无钱住宾馆的话，那么，这次，就完全是因为，在美国那个人人自远于他人，隐私就是命的国度，我内心里对于友情的渴望，对于友情气氛的渴望，超过了对于钱财的吝惜。毕竟，住在宾馆里，我对于北京，会有更强的无家可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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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苏历铭夫妇先后回家了。他们开车载上我，去一家很有特色的粥店喝粥。汽车穿行在北京的街道上，满眼都是陌生的街景。我自己都难以相信，这曾经是我的青春之城、诗歌之城、与爱情之城。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4年，最青春也最清贫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一首诗。
苏历铭比我早一年毕业。他从长春来到北京，写信给我，于是，我到了他位于甘家口的集体宿舍。从大学生宿舍到国家机关员工宿舍，时间跨度不过几个月，却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主人成了一个有几十元薪水收入的人。而我，要等到一年之后，才有自己的薪水单。
用一个电炉，在宿舍里做饭，款待朋友。餐馆是遥远的，即使不遥远，我们也还没有足够的财力，迈进去豪饮一番。我带去了本校的美丽诗友。朦胧的爱恋归于失败后，我将她推到了朋友的面前。
我们都记得，1984年的冬天，在海淀镇结着冰的街道上，两个瑟缩的青年，从街的这头，走向那头，等待涮羊肉餐馆在下午4点，重新开门营业。北京的餐馆，在早餐和午餐之后，两次关门谢客，这令我们感到相当不解。现在，孤独地散布在一片田野中的海淀镇，早已被日益扩张的北京城彻底淹没。如同“一个人，一生中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哲语所说，我今日踏入的北京西郊，已经不是当年的北京了。
后来，苏历铭从上海出差回来，约了我，到西四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请我吃饭。那时，既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这样的约定，靠的是信件，贴着邮票的那种。在80年代，信，就是精神生活，就是心灵世界。
我们的话题，围绕着那个写诗的“她”。如同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我将一座没有征服的高峰，移交给了这个朋友。后来，我在四川找到了一位女友，她有一个年迈的外婆。得知这一点，朋友将从东北老家佳木斯带来的十几根人参，一股脑儿全送给了我，作为入川的礼物。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23岁。我带着自己的童贞之身，踏上了南下的火车。站台上，另一个四川女孩在追着火车奔跑。她为我准备的葡萄、苹果、煮鸡蛋，在我的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它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将我的青春岁月，彻底终止。
在北京，我曾经有过一丁点的肉欲体验吗？或许吧？
她是我在一家文学创作所的同学，其职业是西郊冷冻厂的工人。在北京大钟寺附近的田野中，奢侈地拥有一座院子，晚间骑车到她家去，要穿过黑黝黝的菜地，飘散着农家肥的熟悉气息。在院子的西头，一排平房的末端，有一间单独的房子，是她的“闺阁”。房中生着一个北京特有的火炉，在寒冷的冬日里，这里宛如春阳般温暖。她身材高挑、丰满，两条腿又直又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性感”。她比我大一岁，在两年多的交往中，她从来没有对我吐露过一句含有爱意的话语，总是告诉我，她有男朋友，是一位研究生。可是，我在多次光临她的“闺阁”时，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位研究生的任何痕迹。
我从四川实习回到北京后，兴奋地将自己有了女朋友的消息告诉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她突然一下子将我的腰抱得紧紧，脸贴在我的后背上。我感觉到她在哭泣。回到她的“闺阁”，她将门用一根铁条别起来（以前我们单独在她的卧室相处，她从来不插门），然后，抱住我，将她的嘴唇压着我的嘴唇。她的母亲在院子里，高声喊她，问她为什么要插门，问她在干什么。她愤怒地回道：“你管我干什么！”
我知道，这是青春的愤怒，是青春如水空逝的愤怒。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还没有从禁欲与陈腐道德说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她比我大一岁，24岁的女性 肉体在发出饥渴的呼喊，而23岁的男性肉体，也有着同样的饥渴。正值隆冬，夜正黑，炉火正旺，两具青春的肉体，因为诗歌的催化剂，而隔着衣服，紧紧地扭结 在一起。当我的手，平生第一次，向一位女性最隐秘与神秘的地方，充满不安地、试探性地伸去时，她用嗔怪的却是坚定的口吻说：“去问我妈同不同意！”
她的母亲此刻就站在这扇门前，对屋子里“女大不中留”的闺女，和附近一所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表现出一种心态复杂的无能为力来。作为母亲，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大学生；作为一位母亲，她更知道，80年代中期，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一位郊区水产冷冻厂的女工，和一位即将出炉的“党报记者” 之间，有着怎样的鸿沟，这是不言自明的。
兴奋，带有明显的反叛与挑战的神色；我的脸色，则肯定是不安与羞涩。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女性，裹着被子横卧在床上。她急促的呼吸与轻微而快乐的呻吟，让我错以为她十分痛苦。当我这样老实地问她时，她说：“你傻问些什么！”语调是北京女孩那种典型的直率和厉害。
她接受了我毕业后将离开北京，远去四川的事实。5月初夏，她到宿舍来找我，将我带到了西单的一家商店，买了两斤多毛线，我清晰地记得，花了25元。在当时，这也不是一笔小钱。在路上，她教我这样一套说辞：“我买了毛线，请她帮我织一件毛衣。”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值盛夏。这件毛衣，肯定是在我的行李箱里，被托运到四川的。对于这件来历不明的毛衣，我的女友，后来的妻子，肯定也有女性的直觉。她多次提出要将它拆掉重织，都遭到我的婉言谢绝。
我到四川不久，收到她的一封电报。电报里说，她几月几日结婚，希望在结婚的时候，穿上我为她买的裙子。我果然到商店去，买了一条裙子寄给她。我也记得裙子的价格，是15元。
不久收到了回信。不是她的，而是她的丈夫。信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感谢你的礼物，她很高兴；二，今后千万不要再寄衣物了。随信还附寄了一张照片：一个看上去很文静的青年人，在我熟悉的那间屋子里坐着。据说，那人还真是一个研究生，不过，并不是学文的。
应该说，他很大度，在大度中，含有一定程度的戒备；我很无礼，在无礼中，又带有一定程度的真诚。
从此相忘于江湖，天各一方，各过各的日子。生儿育女，柴米油盐。渐渐不通音讯，终于，无可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