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诗人殷龙龙，是我1981年在“北京青年文学讲习所”学习时的另一个同学。他是一位残疾青年，非常聪明好学，读书广博，非一般文科大学生可比。在学员中，他的诗也写得很独特、很出色。如今，在中国诗坛，他也当之无愧是其中引入注目的一员了。
他家住在旧鼓楼大街174号。我们初次相识时，他留给我的就是这个地址。当时，我们大学校园里，驻扎着第二炮兵部队，据说占据的是我们的校舍。每逢周末，部队就会在操场上放映露天电影。记得有一次，我邀请了包括他在内的两三位学员，到学校看露天电影。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这简直不可思议。那时没有电话，邀约他们，要提前几天，逐一写信。请来的客人，不要说没有晚餐、茶点款待，就是坐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我无法将客人带到8人同住的学生宿舍。我 们一行4人，就这样在校园里漫步，热烈地讨论诗歌，等待着暮色四合，操场上早已挂起的银幕上，出现第一束亮光。
此刻，诗人苏历铭开车带着我，朝旧鼓楼大街174号驶去。我到美国后，拜网络之赐，和殷龙龙恢复了联系。他还热情地为某诗歌网站推出的我的作品小辑，配了短评。我却绝没有想到，在北京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这些年中，在我们分手整整20年后，他居然还住在老地方，没有挪动一步。前几年，旧鼓楼大街扩宽改建，正巧绕过了他所居住的四合院，那里的平房院落，得以完好保存。
进得院子，弯弯绕绕，到了他的门前。他开门，见了我，脸上是那种再熟悉不过的笑，单纯得不带一丝杂质。这是在诗歌中浸淫多年，具有赤子之心的人，才会有的笑容。
在这座四合院里，他拥有两间屋子。我当年就知道，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察，这次他告诉我，早退休了，住在别处。这间屋子他和妻子住，另一间儿子住。儿子已经上高中了，而妻子上班去了，在一家商场工作。
我掩饰着我的惊讶，为朋友感到万分欣慰。行动不便、言语艰难的诗人，有了如此美满的一个家庭，我的内心，语言无法表达。对上苍，对命运，我只有感恩，为朋友，为自己，为那些受到命运眷顾的人。
我问他：“你还与我们共同的那位女诗友，有联系吗？”
不言而喻，我说的是，在西郊大钟寺，拥有一座独立四合院的那位。当年，我去造访那间温暖的、充满异性气息、炉火红炽的小屋时，自行车要穿越好几片田野，到了她家的屋后，更要走过菜地。现在，这些土地早已沦丧，成为高楼大厦的地基，和城市GDP的组成部分了。
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和她有一腿！”说完，他看了苏历铭一眼，一脸坏笑。
他开始打电话。对方要他将电话号码抄下来，他直接在电脑上，将一串号码输入。这一细节，再次印证了我的印象：这是多么聪颖的一个人。将电脑上的号码拨过去，几分钟后，他有点失望地告诉我：“这是我认识的最后一个和她有联系的人。如今，他们也几年没有联系了。看来，一时找不到她了。”他顺便告诉我，她已经离婚。
辛弃疾在词中写到：“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这是离乱之世、垂老之年，词人对人生友情渐凋的一声叹息。如今，太平盛世，网络时代，一个在青春岁月里，给予过我爱与火的体验的女人，就这样消失在北京的广厦万千里。
由于时间紧迫，我很后悔，前来和殷龙龙一唔，没有给他买任何礼物。这样的时刻，真该有一瓶好酒，一桌佳肴，故人相对，举杯殷殷。他说：“没关系，下次回来，记得带酒！”临送我们出门时，他跨出门槛，站到北京冬日灿烂的阳光下，我清晰地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4
苏历铭开车，带我回到人民大学的校园，旧梦重温。
在学校的咖啡馆里，我请他和一位陪同的女同学，喝了一杯咖啡。咖啡馆里，挂着一幅列宁的肖像画，令我觉得，与咖啡馆轻松散漫的气氛，颇不合调。
从校园的西门出去，就是苏州河。过了只存其名，不见其河的苏州河，就该是一片坦荡田野，广袤无比的华北平原的组成部分。那里的河渠里，有清水顺流而下，源头来自不远处的颐和园。河堤上，长着飘逸的杨柳，令人想起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美丽与惆怅。
在河岸边，有一堆预制板，中间的空洞，宛如一座地道。这是我青春岁月的秘密乐园。我曾和男同学，用粮票从农民手中，换来烤鸭，在河边的草地上，用枯枝点火，将烤熟的鸭子再烤一遍，就着啤酒，狼吞虎咽而下。而此刻，这位校舞蹈队的队员，已经钻入预制板中空的洞里，换好了游泳衣。
她换衣服的时候，我遵嘱转过身去。当我再度转身时，婷婷玉立的少女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她站的预制板太高了，于是，我将肩膀靠过去。她轻轻地骑在我的脖子上，处女的会阴，轻柔地压迫着我的脖颈，留下人生最美好的触觉。我蹲下身来，将她放下，她顺势斜倚在预制板上。当我的吻印上她鲜红的嘴唇时，她纯洁地笑了，说：“我知道你会这样。”
我今天是她的游泳教练。来自水乡的我，对于从颐和园流来的这股清流，自然有亲和力。我带了一块白色的泡沫，垫在她的背上，手托着她的腰肢，希望她不要那么快就学会游泳。
出水后，她在河堤上，将优美的舞蹈动作展示给我：劈腿、腾跃、转体、弧旋……突然，她说：“你要好好努力，当一个杰出的作家。我将来为你写一本评传。”
这个为我写下了平生第一篇专访的女孩，这个在学生宿舍里，用茶缸为我腌制咸鸡蛋的女孩，这个在1985年7月14日那天，下午两点，独自到北京火车 站为我送行，将满满一袋煮鸡蛋、桃子和葡萄塞进车窗，在列车启动后泪流满面，追着列车奔跑的女孩，没有能够将我留在人人向往的北京。
记得我曾为自己的罗圈腿感到困扰。晚上睡觉，我用带子绑着腿，还提到过，要去医院，接受膝盖手术，据说可以矫正罗圈腿。
她很生气，说：“我爱你，是爱你这颗心。我不介意你长得怎么样。你完全不要去受这番苦！”
愚蠢与青春相伴，在我，这是例证之一。
我当年喜欢锻炼身体，每日晚间和早晨，都在学校的跑道上，赤足奔跑。跑道并非今日的高级回力塑胶跑道，而是铺的煤渣，硌得我的脚生疼。她叮嘱我，去了四川，在有雾的早晨，不要去跑步，因为有雾的时候，空气里的污染物最多。
这一点知识，正是来自她的提醒。
如今，她是南方一家大报出名的记者，其环境保护的报道，曾多次获得大奖。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郊外游玩，饿了，就钻入附近的玉米地里，偷摘了几穗成熟的玉米，在预制板形成的洞中，点火烧烤，吃得满嘴都是黑乎乎的玉米渣。这时候，一场瓢泼大雨扑剌剌地浇下来，我拉着她的手，在漆黑的野地奔跑，跑到田野中的一间茅棚，地上堆满了柔软的稻草。我们互相紧紧地抱着，在我最为熟悉的稻草堆里翻滚，湿漉漉的头发和嘴唇，紧紧贴在一起。被雨水淋湿的处女的肉体，即使隔著衬衣，也扩散出美丽迷人的青春气息。
雨终于停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循原路返回，找到丢弃的自行车。在那间茅棚里，我捡到了一张报纸，尚未被雨打湿。于是，我将它纏在一根树枝上，用火柴点燃，骑着自行车在黑夜里奔驰，背后传来她欢快的笑声。
那是转瞬即逝的青春的火炬。
她和我住在同一栋学生宿舍。她住六楼，我住二楼。当年，在北京的高校里，像我们大学这样，男女生混住一楼的开明学校，还不算多。她回到女生宿舍，将那里的开水瓶提到楼下，让我到盥洗室里，用热水擦干净身体。年轻的我并不知道，其实，女孩子被雨淋湿，更需要热水。
早些时候，因为我冬天抢救落水小孩不留姓名这一“英雄事迹”，她曾受学生会委派，前来采访我，为我写下了第一篇专访。在专访中，引用了我喜欢的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写作过；爱过；生活过。”后来，许多年后，在她出版的散文集中，我再度读到了这个句子。
写作过；爱过；生活过。
对我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我得到过真正的爱，虽然，我们的肉体亲密，不过雨中的一吻。
在人类的情感世界里，面对两难抉择，因为爱，而伤害爱，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我决绝地离京入蜀，自是生命里的另一段故事，另一段的爱与痛。如果岁月可以倒流，假如还有来生，这样的假设，我无法面对，你也不能。
尾声
3天后，凌晨时分。我起床，收拾行李，赶到机场，回到我的父母身边。早已约好的出租车已经在楼下停好。苏历铭起床送我，在双手的紧紧一握中，互道平安和再见。人到中年，太阳过午。想新交这样可以留宿的朋友，怕是难了。一切的一切，都淡淡如水了。
汽车在黎明时分，行驶在机场高速路上。在这座留下了我初吻、第一首发表的诗歌、第一本诗集的城市，我片瓦无有，是这个城市里的过客和穷人。我所拥有的，只有青春、爱与诗歌的全部激情和梦想、挫折与感恩。
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作为男人，或许虚掷了许多肉体的欢宴与盛情。
作为诗人，我爱过，被爱过；伤害过，也被伤害过。爱，无所谓公不公平。
朋友、诗人、同学韩少君，曾写过一句极其大胆、放肆，带几分野性甚至下作的诗：“想将那些X过的女人/再X一遍”。
我喜欢这句诗的粗野和率真。我相信，这其中，蕴含着某种难以言传的深刻：性、肉体的交合，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灵魂交融的必然和必须，一种仪式，一种祭。
或许，我没有这样的机遇和勇气了，我只想，将他诗中那个不雅的叉，换成“爱”这个动词。这次，如果我爱一个女孩，我要趁着年轻，用肉体表达，而不仅仅只是诗歌。
世人都在谈论灵肉冲突。其实，肉体有时候，自身就是灵魂，而不仅仅是灵魂的容器，或载体。
德国作家赫塞，在他的名著《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写的不正是这样一个灵魂与肉体，殊途同归的寓言吗？
2009年2月16日
夏威夷无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