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个城市和一个人看来没关系，其实，它就是潜藏在每个人心里的钢筋水泥。
最开始知道“深圳”这两个字，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有一篇报告文学《车从深圳来》，收在名为《小丫扛大旗》的一本书里，写的是从大都市香港经过小镇子深圳到达广州的广九铁路女子包车组和香港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做斗争，小孩无聊乱翻书，细节全都忘了，到底什么叫“香风臭气”，还有“圳”字的少见，所以一直都没忘记。
1985年4月，我从罗湖火车站下车，头顶上是稀疏的竹棚，阳光向地面泄露细碎的影子。深圳，还没什么城市的雏形，少数地方是刚被翻开红土，更多的是荒野和小山，芦苇丛长得疯狂。以后的年头我们就在这里安家。街上经过着几乎没乘客的公交车，售票员拿一面卷成棍子的三角小红旗，探出头来敲着车厢，喊叫着路人避让，表示它要转弯了，那一带当时叫人民桥。
刚来深圳的第二天，我和某人有一段对话，闲谈到一个当地女孩的诗：出门闻到稻子香。对话者是老宝安人，对稻子有感情，很推崇那首诗。
他问，你觉得深圳这里未来会怎样。
我答，不好说，它还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功能。
那人问，将来呢，我广州去过，能不能比得了广州？
我不知道这些黄土能不能变成广州，就说，只要比我去过的广西小城梧州强就行，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要像个赶马车的。
后来，它就紧贴着我们的日子不停地变，我看谁都不知道它能变到哪里去？
被绑的孩子
我哪会想到，被我所经历过的就这样成为了历史。完全透明甚至感觉还热着的白开水，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色泽沉郁的浓茶。
我记忆中最初的深圳是个未知的大工地。从圆岭住宅区向空荡荡的西南方向望，红土滚滚里可见的惟一建筑物是今天的天虹商场。如果把我当年离开在圆岭的家，一路去天虹商场所走的线路标示在2008年新版地图上，简直是一条荒诞之旅，只有超人才能斜穿过这之间几十栋高楼的大堂和钢筋水泥柱。
夏天，没什么方式能消磨炎热的夜晚，我们这些新移民漫无边际沿着空马路走。发现远处一片低矮席棚下面逆着光跪了一个人，矮小，长头发，像个女人。一行人中有做记者的，有新闻敏感，他说，有新闻了，是拐骗妇女的！说着就跑，穿过野生的芦苇和发出恶劣气味的水坑。
那是大片荒地中一个由废旧汽车轮胎围成的废品收购场，席棚前跪着个十岁多的男孩，佝偻着垂着头，倒背手被绑在木桩上，又黑又瘦。经营废品生意的老板出来了，潮州人，棚屋前露天摆着功夫茶摊，几个赤裸上身的年轻人蹲在一边咕嘟咕嘟抽竹筒里的水烟。老板说，是个贼，偷汽车轮胎，而且不是一次，是惯盗。老板说着说着，自己发了火，猛然起脚，狠命踢了那孩子一脚。那孩子不仅不言不语，连头都不抬，只是向前踉跄。记者制止老板，说他还是孩子。没想那老板暴跳如雷说，他是贼！比他细的崽我都抓过，全是贼，几个一起来偷，好彩今天我抓住这个，没让他们全跑了！我们拿出记者证，责问这老板私设公堂，犯了法。他并不怕，说私刑算什么，我抓一个就斩一个手，看他还敢不敢偷！越说越气，又冲过去踢跪在地上的孩子。我们说找派出所，老板很不屑。
我们四处看看没路灯的空地，到处堆放钢筋水泥铁皮木板，谁也不知道派出所在哪。
就在我们想追究眼前这个凶老板的时候，一阵混乱喊叫，那个孩子跑了，地上滚着轮胎，几个打工的疯狂跑去追，那孩子逃得真快，眨眼消失在茅草中。
傍晚遇见小偷这事，被记者连夜写了，第二天发在报纸头版，算重要新闻。
街头冰室
冰室是什么东西？
它的出现到消失很短暂，在我们旁边擦身而过，再没复出过。按照旧说法，它就像一场“眼前过”，早年的乡村放电影不叫放电影，农民们夹着板凳说，瞅“眼前过”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的工棚间出现不少临时搭建的小店，离着还好远，已经看见手写的“冰室”两个不太美观的字，不知道又冒出了什么新奇时尚东西。我最早去的冰室，大约在今天深圳荔枝公园西门到已经拆掉的几家花鸟鱼虫店之间，当时的深圳图书馆还没完工，红泥浆里陷着挖掘机。那间冰室是个简易席棚，里面有得坐，人一进去，惹起大片蚊子苍蝇。我们满脚踩的泥，从冰室里端出一杯带冰茬的水，色彩绝对鲜艳，看着透蓝的天空慢慢享受。
大约在冰室存在的同时，街头少数银行酒楼崭新的茶色玻璃门上出现两行竖排字：冷气开放，推门请进。有个从北京来的大学教师恰恰被这两行字给震慑了：连空调都开放了，收费必然高，请进去的不单是你本人，更是你口袋里的人民币。那种紧闭的门他绝不敢进。
对于北方来的人，这蛮荒之地的湿热实在可怕，来了又退回去的同样不少。
你到深圳那地方做什么
有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写一个爱管闲事又老套的邮差对新搬进社区的一对嬉皮士青年的疑虑和监视。我几乎不买小说的，大约1986年，在一家现在早已经消失的书店里看到它，立刻买了，完全是以为它的书名，被那种质问的句式。
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
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2003年的夏天，我和儿子在华强北顺电商场门前，这个全部童年记忆都在深圳的年轻人说：你知道眼前这些急匆匆冲红灯过街的人都是为了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字：钱。哪个的奔波都是为了钱啊。
他是被我们带大的孩子，更是被这个城市带大的一代，是眼见着理想主义蜕变成为拜金狂潮长大的，他有资格有体会，所以能一语中的。
我说过，特殊的年代，几年就出现另一代人。进入1990年代，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们好像集体校正了准星，目的惊人地一致，对准了经济诱惑。内地一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医生认真地问我：如果我去深圳，能拿到现在报酬的几倍，收红包很普遍吧？
世界上先南辕而后北辙的实例不少见，我们作为直接亲历者不失落也不惊奇。但是，我在2008年3月几乎整月的漫天阴霾里想，谁会想到，我们头顶上的天会变成这样？
华强北的23年
深圳华强北只是个地域名称，但同时它又在华强北这三个字后面饱藏着故事，如果低于百年的历史也可以称作沧桑的话，我见到的华强北虽然不过23年，却早已历经沧桑。
第一次进入华强北，见到空荡荡一片工业区，编号的仓库，高门矮墙，偶尔经过一辆载货车。有个朋友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地看看，他住一幢厂房，幽深的长走廊，远处有装卸金属块的轰响。我们说，还有人住这种地方？是在华强北这朋友的临时住处，我第一次看到了录像，1985年的夏天。下楼走很远，有挑担子卖西瓜的，一毛五一斤。切成条的瓜，全摆在街上，苍蝇蚊子都钉在上面。
进入1990年代的华强北，街西百米之内坐满了找零工的人，背后是越长越高的夹竹桃，花开得正茂盛。每人脚下一张硬纸板，写着泥头车，中巴，是应聘司机的。还有西点，川菜，鲁菜。写高中物理，英语的是家教。卖旧货的写二手368。大多数时候，街上没什么人，只有这些等工的人，有人拿纸板占着位置，跑到夹竹桃下面摆象棋，没见谁急不可待惶惶难以终日的。
渐渐，想来这城市找一份事情做的人太多了，到过我家的不计其数。有个女孩才落脚两天就在当时的华强南路人才市场找到工作。她来我家吃饭，临走跟我要七毛硬币，给她一块，她坚决不要，说坐一次车七毛，为什么多给公交公司三毛。后来听说她每天只吃一餐饭。找到一家公厕，每次收费两毛，还可以冲凉的。这个小姑娘，又是我最早看见带传呼机的人之一。我说，养一个机器还不如先吃饱了肚子，她说call机就是机会啊！现在这孩子早已经去了北京，买了自己的楼。
今天，购物者接踵喧闹的华强北，没人知道曾经有多少人在不同时间以什么样的心情出入这里。
大约3年前，我路过华强北一条相对僻静的小路，靠人行道蹲了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黑塑料夹完全挡住脸，脚前一只旧式黑皮包上，用白粉笔写了两行字：我饿了，哪个好心人给我一点吃的，给我一份工作。没谁注意他，人人行色匆匆。我先经过了，再回头去看一眼，等我回味写在皮包上的那段话，已经转过街，走到当年种夹竹桃的位置。我想，也许，那人是真的遇到意外困难。一小时后，再经过那儿，不见人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