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一棵假槟榔树
1986年的春天，深圳大戏院一带绿化，一棵一米多高的小树被扔在路边，问穿高统胶靴的园林工人，他们说这树死了，栽下去也是活不成。看它倒在路边真可怜，拿出记者证和工人商量，傍晚的时候，园林公司的车把死树给我们拉回了家，告诉我们这叫假槟榔。
就是人们常说的死马当着活马医，我们把它浅浅地种在院子里。
并不是特别喜欢植物，当时的人没什么环境绿色概念，也不是特别喜欢这树种，木棉凤凰菠萝蜜都好看。关键是人刚离开寒冷凛冽的北方，见到所有热带的红花绿叶都新奇都珍惜都不忍遗弃。恰恰被我们碰到了的是这一棵，是它更是我们的福。
没做什么特殊的养护，只是想起来去浇浇水，它开始复活了，从高不过人到十年后超过了四层楼，现在已经向六楼长了。它日夜不息地用它的长叶子摩挲天空，十几年里，谁来我家都要先经过它，都忍不住仰头看看。我拍它越来越粗的树干，总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它是隐形大象的一条腿，其余三条腿在哪，谁也不知道。
由我们养育的假槟榔现在还竖立在下步庙，继续发叶继续生红豆继续茁壮。我们到北京到成都，包括到巴黎都有人问起，说你们还住在院里有一棵树的那个家吗？
现在我们搬离了那个小区，只有树还在，树干上有刻了阿拉伯数字为证，曾经记录了它这一生落过的叶子数目。
沙头角的惊心动魄
曾经，人们去沙头角很隆重，因为路远，又要再办边境通行证，还因为想买的东西太多。三个理由相加，去一次肯定要逛整整一天。
去沙头角购物的人最多，另外，远道来看深港间界石并拍照留念的有，冒险在外衣里夹带免税相机的有，买本香港印刷品坐在街边看完扔掉的有，二十块港币买八只芒果吃完就走的有。我的一个熟人，一过验证大厅，任家人去购物，他早早找间快餐店坐等，他要等到中午专门为吃一碟港式快餐，他坚持说那味道是深圳这边做不出来的。不过塑胶盘子里一份白饭加豉汁排骨，插两根塑料筷子。
哪个人去沙头角都没有我一个画家朋友紧张，他是准备逃到香港去。
画家充分体现了“秀才”的无能。逃港其实没那么难，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临界处还少吗，河海山，一应俱全，但是，画家仔细分析了，最好的逃港地是沙头角。地点早已确定，他还迟迟不逃，要实地侦察。据我所知，他起码侦察了三次。他的经验是，要办个三个月长证，学几句简单粤语，等一个阴雨绵绵的天，穿拖鞋披雨衣，慌张急促左右顾盼都忌，从容“猫低”跟住一辆运货的平板车。
经验都已经尽人皆知了，可画家本人还在深圳，隔一段去一次沙头角，第二天又见到，拍手叹气说没有好的机会。
最成功的一次他过了港英地界，当时那里一棵小凤凰树，有香港警察守着。画家兴奋得心跳，跟没了平板车又跟路人，经过一家电影院，看见巴士站，有警察验证才能上车。画家怕得要命，快步往回走。我们取笑他，没有逃港的胆，就不要逃了，他说不行，这是我的信念！画家后来去了美国又回了中国，折腾来折腾去，又转回来了。沙头角，我也超过十多年没再去。它衰落了。
因为公事，我曾经在沙头角中英街住了一星期，1997年前，没硬性安排采访，每天胡转悠。观察中方边防军，又观察香港警察纯黑制服银警章，偶尔闪现在曲曲弯弯小街的香港一侧。当年沙头角的清晨，像晨练一样，许多上年纪的港人从香港那边，那棵不大的凤凰树下过来，到中英街上唯一一家属于中方的沙头角酒店饮早茶，图的这边悠闲便宜又地方宽敞。当时我住在酒店楼上，每个早上，人还没下到底层大餐厅就听到滚滚人声，满眼的广东式熙熙攘攘，毫没顾忌的前呼后应，茶壶盖子四处脆响，老年妇女暗紫色花裤衫起落。
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上午，从香港那边过来喝早茶的老太太，稀疏的头发上扎着红红绿绿的毛线头绳，双耳朵下垂给金首饰坠穿了，软软地难看地拖着。她们高声喧哗，把大堂全坐满，直到中午才散去。对比小街上推平板车捡拾杂物的老人，她们活着就是神仙了。
骑辆单车去蛇口
骑辆单车去蛇口其实没什么，有人骑车环游世界呢。
但是，当你没办法，没选择，必须骑单车在泥里颠簸三十公里，就是件痛苦事。
1985年，两个朋友要去蛇口采访，急等交稿，香蜜湖一带正修路，坐中巴只能更慢，他们只有骑单车。晚上回来讲，去的是日资工厂，见了人还要盘问有没有预约，这么远骑来了，没预约还不见吗？他们两个骂日本人。
我来深圳第二天就去蛇口，坐的中巴，有窗帘有音乐有空调还略带香水味，车是日本进口的。当时有人告诉我，识别空调车，就看车顶有没有额外突起一层。一路红尘滚滚，好像为了节省，中巴并没开空调。中巴颠簸到蛇口超过两小时，现在不塞车半小时都不用，我去蛇口，到黄宗英的电影公司看长影的同事，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的责任编辑。在他家第一次看了香港电视，麦克尔·杰克逊和一群伴舞又扭又跳。来深圳前，在广州的沈宏非把香港出的“百花周刊”寄到北方，每期不漏，我知道了这个刚红起来的黑人歌手，而见到他的形象恰恰在蛇口。
1985年的蛇口没有公共汽车，我和人说，没有公共汽车的地方，只能是乡村。后来，过了好几年，蛇口依然没有公共汽车，白天和夜里，它都是座空旷幽静的城，只有上下班时间，街上才见骑车走路的人，都穿统一制服的打工者。
当年骑单车去蛇口采访的人，都还是常见面的好朋友，一个开本田，一个开路虎，按来深圳的年限算，两个人开的都是太一般的车，比他们晚来十年开上奔驰的多了。看来赚钱不在先后，追寻理想自由却是有先后的，现在，谁会为自由来深圳？都去丽江束河拉萨了。
住到屋顶上
如果哪一个人在2008年说，他将要搬到某某住宅的顶层，这显然是通报好消息。
广告教导我们：屋顶有复式，屋顶送天台，屋顶视野好，屋顶有品味。广告又附带一句：地球人都知道。这大约是局限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些地球人。
十几年前，一个朋友兴匆匆来报，说单位终于给他安排住房了，在红岭红荔两路交界处一办公楼顶天台上临时搭建的铁皮屋。深圳这么恶毒的夏天，天台上几平方的铁皮屋也住得人？他当年悠悠然住得美好，常常步出小屋，整个天台一人独霸，中秋以后的深夜，漫天的凉风只吹他一个赤膊的人。
北方的屋顶，多数是铺了瓦的斜面。雪天的瓦白了，被极透明极柔软的夕阳照成金金的，金光里每户人家突起一根灰烟囱。远远地观察每一缕烟，分得出风向的东西，分得出屋子主人家烧的是干劈材还是湿煤粉。我童年住在两层小楼的底层，1967年的夏天，中学红卫兵把整个二楼占领了，那时候，二楼的天窗已经算那一带的制高点。几个毛孩子干的暴力革命，就是向不远处的中学偶尔放放冷枪。我读书的小学校礼堂，早年曾经是教堂，尖顶可以和消防队的了望楼比高。教堂最顶尖有一片铸铁的公鸡，昂着头。风大的时候，铁鸡疯狂旋转，很快转得不见鸡形儿。
除了红卫兵和打扫烟囱的，再没人上屋顶。第一次看到人在楼顶与楼顶之间跳跃，前个人逃亡后个人追逐，好像是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其实最会玩屋顶追踪的是美国人，那年代，美国是坏蛋的代名词，我们只知其坏，不关心其住什么吃什么玩什么想什么。反正美国是坏，二楼是制高点。
前几年，经过龙华一栋烂尾楼，无窗无门却每一层都住了无业游民，晃晃地他们就像住到了半天上。蚊帐床单学步车煤炉，活生生一个底层生活的全开放剖面。十几个孩子在完全坦露的六楼顶层追逐玩耍，没任何护栏。他们才不会轻易坠楼，动物自我调整自我保护自我渐进是最起码的天赋。他们中间也许有人将来住进伦敦最高尚的社区温布尔顿之类，这和我们这些人能从上世纪中期安稳地活到了今天同理。
人居安了并不一定全要思危，他还想活得更新鲜刺激。所以空置着自己的顶层复式去四处爬高，玩溪流玩登顶，北方农民不理解，他们说，那是烧的！
感激电视
有天夜里我经过华强北，看见许多人在街头仰着头，一水水地挤坐在一起，异常专注而又整齐。不是散布在酒楼门外等座位的食客，是围住一家小店看电视的。这种场面好多年没见了，我说。当时，我不由地停下来，霓虹灯那么晃眼，汽车那么密集地吵，他们全没感觉，什么电视节目有那么吸引。看那些忘我的人，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让人感动，我说。同行者认为我少见多怪，说哪天不是如此？
在我们责难电视通俗平庸大众化，完全把观众当傻子胡弄的时候，电视却仍旧抚慰着另外一些人们，电视是他们的大救星。
1985年4月，第一次看在深圳看电视节目，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实在没有比这些俗词更能恰当地表示当时的感觉。电视机多摆放在商场里，属于高消费，街头还不多见。那一年的秋天，在免税商店买了我们到南方来的第一台电视机。当一个人拥有2000块总资产的时候，甘愿拿出1000块去买台电视来享受，这种比例的投入，在传媒发达的今天难道可以想象？
红色尘土扑落后的大街空荡荡，晚上很少行人，经常见到集中在简易席棚前面挺身束手的人们，几十个挤坐着看一台电视。潮湿空气中嗡嗡地底层荡漾着粤语顶层浮荡着粤剧，每个人的正头顶还追随一大束快乐的蚊虫。
当时把特区叫窗口，电视是这窗口上独立开辟的小天窗，向渴望者全无保留地展开着新鲜未知的世界。正是那台用一块人民币兑换四块港币的比值买来的日产电视机，给我们首映了《1984》，《白夜》，《迷墙》，《毛发》，《追梦者》，《约翰.·列侬传》，多了多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十多年来，每个平安夜我们习惯了在明珠台的八点三十档看《雪人回来了》动画片，十多年没看厌过。有人专门录下那节目想送我，可是，录像带不能替代，每年中确定在那一夜，有飘飘的乐声随雪人男孩在屋子角落里悠悠旋转。
我正是通过电视这老师，学会了听广东话，以至今天，当我儿子在北京拥挤的学生宿舍里想跟我说点秘密，立刻会把普通话转换成粤语，我们忽然掌握了这种保密语。往过去想想，禁不住对电视机黑糊糊的塑料盒子心存感激，而当年的那个家伙早就消失了，我们说，换个大的，它被无情淘汰了。我们没注意，在这样无知觉的日子中，我们的心也更换过了多少次。旧话说知恩图报，我们拿什么报答电视呢。
这么快，人们就把喜爱变成了憎恶和讨伐。好莱坞的影片《楚门的世界》里的那个天真的楚门，当他发现他的一生就是供全世界唏嘘窥视的真人秀，他不能再忍受上当，终于找到“大海”的边缘，揭开纸做的海天的一角。我们没什么可揭示，左面是海，右面是天，再明白不过了，什么都知道了反而不好玩了。
我们住过的地方
前些天，又有两个朋友问我：你还住在那个什么什么庙吗？
我说：我搬出庙了。
那个名气不小的又住着人“庙”，听来好像翻开一本发软发黄的聊斋。深圳人都知道深港界河边的上步区下步庙，后来可能有人感觉叫个“庙”不好，改叫南华村，但是人们还是留恋老说法。
我搬离了下步庙，在朋友们的记忆里，它似乎凝固，成了我必然早出晚入的地方。
我曾经说过，我住的地方叫作：上不去下不妙。1985年末搬进崭新的下步庙，路灯还没亮过来，几幢新楼初起，迎门就是大片野生的含羞草，开满淡紫的小花朵。对面是繁华的赤尾村，林白在她的一篇小说里直接移用了这个村名。仅从字面上看，赤尾即红尾巴，能联想到鹦鹉金鱼大鸟等等美丽的活物，事实上它在当时是活灵活现的窄巷黑墙小窗污水老树，碉楼下夹杂着茅草过人的荒芜院落，台风一过，银亮亮满街过膝的水。和我们一街之隔的红尾巴村，类似的景象十几年里被城市快速吞没灭迹，谁想探询过去，要跑几十公里去大鹏镇参观。
住在冷清的下步庙，外出吃饭要去有霓虹灯的赤尾村或巴登村，后面这种地方才深藏这城市的底细。早些年我看好莱坞影片《午夜牛郎》，后来又有陈果的《香港制造》，总是立刻想到深圳层面深厚的老屋村们。我曾经的本职工作是电影剧本，对故事有特殊的感觉，每天我们被密匝匝的故事细节挤着，挤得久了麻木无知觉，哪个人的活着不比电视连续剧精彩又多悬念？
一个出国多年再回来的朋友说，你们住的社区简直不敢认了，南方的树长得惊人的快啊！
转载自《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