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rappist,苦修派修道院
自从八年前，我们和弗兰西斯修士成为朋友之后，就渐渐了解了一个我们从未有机会涉足过的神秘领域，修道院。我们接触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严谨刻己的一支，Trappist，人称苦修派。
在美国，即使对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对天主教有成见的人，提到Trappist，多少都会肃然起敬。大家别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们从十七世纪建立这个修行制度开始，修士除了与上帝对话，是终身不说话的。面对这样的苦修决心，确实不服不行。这样状况一直持续到三十多年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禁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道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在弗兰西斯生活的圣灵修道院，现在还设有一个静默区，在这个区域内，还是完全禁止开口的。
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各种严格的约束。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去他们院内的教堂早祈，天天如此。他们依据规则，自给自足。所以，除了祷告，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年迈的修士只要还能起床，他们就会慢慢的起来，祷告和工作。他们做面包，做果酱，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简单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没有棺木，只有一袭白布裹身，默默归于尘土。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一次弗兰西斯修士。有时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弗兰西斯终会在某一天，开始对我们作宗教劝说。后来才知道，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他们的规则之一就是，不主动传教。他们也不参与民众的宗教礼仪，比如主持婚礼和葬礼，等等。我们最终明白，Trappist修院，在本质上，与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永远只是相遇而不相交的。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圣徒的生存方式。为此，我们很珍惜这样一份难得的相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更深一步地走进Trappist修院的历史。
直到三年前，圣灵修道院的巨大银杏树撒满了秋日金黄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和弗兰西斯在修士们自己围筑的人工湖边聊天。湖上飘荡着一群群被修士们“惯坏了”的野雁和野鸭。在聊到中国近代史和西方宗教的影响时，我漫不经心地说：“中国那时大概就差没有过Trappist修道院了”。弗兰西斯平静地回答，“中国有过Trappist修院的。这样吧，我到修院图书馆去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我们顿时对这本书充满好奇。
我跟着弗兰西斯去图书馆，那是在一个阁楼上。估计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间，满满当当的都是书架。阳光从屋顶的天窗穿过，暖暖地投射在一个年轻的修士身上。他静静地坐在一个计算机旁，正利用互联网给图书编目。看到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笑着打个招呼，就又低头工作了。趁着弗兰西斯在找书的时候，我匆匆浏览了一下藏书。他们的藏书涉及范围很广，除了宗教方面的书籍，整套的大百科全书，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艺术，计算机技术。此外，还有大量小说。
弗兰西斯拍拍我的肩头，手里拿着一本落着尘土的旧书，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纪念册。红色的封面上有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群，真是太熟悉了。没错，那是一个修道院。
2．中国的苦修院
真的，在中国，有过一个Trappist修院。可故事却要回溯到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和劳作修行一个世纪以后，Trappist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僧侣，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Trappist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只漂荡着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净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Trappist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他们无法改变，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经过近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Trappist又逐步扩展，一个个教友又加入他们的沉默行列。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它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他们开始星散。宽容的北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在十九世纪末，全世界还是只有53个Trappist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的，在中国的太行山深处。
机遇最初出现在一八七Ｏ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莱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非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莫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非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德莱普莱斯主教的这个梦想是有他的根据的。修士们是封闭内修的。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会，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满清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远避开战乱的安静所在。
最初他们商议的修院，是和索非亚入修的那个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尔莫罗会的。他们甚至已经打算派出几个先行者。可是，带队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计划只能取消。经过考虑，这些捐款转交给了欧洲的Trappist,让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修道院。恰在此时，中国太行山区有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出了一大块土地。于是，未来修院所在地就这么偶然确定，落在一个叫做杨家坪的地方。捐出的这块土地确实很大，大致有一百平方公里，可是，那远不是什么沃土良田，而是在深山沟里的大乱石滩。
经过一番准备，担负着创院重任的索诺修士，从欧洲来到现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出发，去杨家坪。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欧洲修士，其余的同行者是向导等临时随行。没有公路，他们扎进茫茫太行，足足在羊肠小道上艰难攀援了三天，才到达这块未经人们触动的处女地。一片荒野，满地大石块。虎豹狼熊狐，一应俱全。那是一八八三年的六月十六日。整整半年以后，才有另外三个来自法国的修士到达。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落，开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Trappist修道院。他们称它为“神慰”。
3．“神慰”的开创
每个Trappist修道院的发展都是在另一个“母修院”的基础上“分产”出来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达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派出几个修士，在原来修院的财力和精神支持下，选择一个遥远的荒原，从零开始，“分产”另一个修院社群来。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从肯塔吉的修院“孵生”出来的。所以，他们都习惯于开创期的艰辛。记得弗兰西斯告诉我们，他们的开创者来乔治亚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原，无从下手。遵照教规，他们最终必须达到自给自足的生存。于是，他们就给当时的乔治亚州农业部写信咨询。修士们寄去了圣灵修院的土壤样品，希望农业部给他们一些建议：这种土壤适宜于什么样的农业播种。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烧砖。
然而，杨家坪对于习惯艰苦创业的Trappist修士来说，还是格外艰巨。他们在法国也有一个母修院，可是，他们不仅远离法国的母修院，还远离着自己的文化根源。尽管逐步有中国的天主教徒加入这个苦修教派的社群，参与开创，可是，对这样一个乱石滩来说，人手总是不够。第一任索诺院长，也是第一个踏上杨家坪的修士，他度过的正是最艰辛的一段。一八八七年他不再担任院长，可以回法国了。可是，他坚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时默默去世，第一个躺在杨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他看到，当年的乱石滩，经过这十年，已经收拾出一小块齐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顶中国北方民居式样的大四合院已经干干净净地围了起来。院旁还开采出一片丰产的菜园。当年那个由5个欧洲修士初创的修行社群，已经是一个拥有七十二名成员的温暖大家庭，大多数为中国修士。这里严格实行Trappist的修行教规。他们依然是静默，虔诚，劳作，远离尘世。在索诺修士离世时，他辛勤参与开创的第一个中国Trappist修道院已经初具规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五ＯＯ年前建立的“圣本笃规则”，其实在试图制度化地寻求满足人在精神，心智和体力之间的平衡。进入修道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诚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问题。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门艰深学问，涉及哲学，伦理等等人类的本原和终极课题，充满了穷其一生而不能解决的疑问。修院都有庞大的图书馆，涉猎的范围很广。这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条件，都足以满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时，为只给自足而设置的劳动，也在平衡人的体力活动需求。而Trappist，更强调苦修，即在艰苦克己的条件下，净化自己的心灵。所以，在世俗社会看来毫无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国，都能够吸引一些对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这并没有什么可感到特别奇怪的。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修院制度，因为，修院生活在实践中，其实很接近我们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们共同拥有财产，劳动各尽所能，收获按需分配。另外，他们的内部管理实行民主制度，具体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经常通过民主投票决定。长达10世纪以上的成熟的修院制度，给西方社会的制度文明，提供了一个连续性，保留了一份可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