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两名警察从饭馆的后院破门而入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我连工资也没拿到，就穿着一件薄得透明的白衬衣，戴上手铐钻进警车，被四名警察马不停蹄地带回北京。
我当时刚切了一些胡萝卜丁和芹菜，配好几盘凉菜，正在照着刚下的菜单为鱼香肉丝和回锅肉做着准备，还打好了几个鸡蛋。正午的强烈阳光从敞开的后门照进来，闷热的厨房里空气混浊，风机不知疲倦地嗡嗡响着。我跟厨师相处得不错，平日里有说有笑，当警察冲进来大喝“警察，别动”时，他吓得大叫着辩白，高高地举起油巴巴的双手扶住风机盖子。
我被警察从正门带出来，老板娘、厨师和几个服务员都惊愕地看着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吃饭的客人也都跟出来看，我经过门前的大杨树，听见树叶在微风吹拂下沙沙作响，就连拴在树旁的大黑狗都站起来看热闹，此刻，在我眼里，它更像是个值得羡慕的良民，目送一个坏邻居被绳之以法。
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实，我对这一切从没想过隐瞒，甚至，随便一个路边的什么人问我，我想我都会把自己的不安和空虚袒露，说出这一切。有人愿意听我说，甚至会让我感到解脱。我已经让自己的生活糟得不能再糟了，我的未来已经没有了任何指望，我还有什么不能说呢？
我在法庭上见到父亲和已近中年的姐姐时泪流满面，我交给父亲的竟然是这样一份人生答卷，让苍老的他惊愕、恐惧、绝望和悲伤，让他背负巨大的痛苦。姑姑见到我也失声痛哭，也许她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们逝去的青春。我太像母亲了，她看见我不会没有联想。
我还见到了几张应该最后见上的面孔，给我上过体育课的姑父；被害人的丈夫，他在法庭上情绪失控，企图冲上来打我，被两名法警拦截了；还有后备箱里的大姐，她只是颧骨有些淤青，看来那次事故没对她身体造成太大伤害。
我见到了小毕，我们并排站在法庭上，小毕见到我哭得很伤心。他不会死，而我会。
此后余下的一段日子，我在看守所里被安排接受了一次采访，专门为北京电视台一档收视率很高的法制栏目录制了一期节目。那天下午，我穿着干净的橙黄色囚服与年轻的女记者坐在院子里面对面地谈了两个多钟头，我向她讲了很多我向任何亲人都没有讲过的想法和很多事情。她的提问是那样轻声细语，让我觉得像是在和一个老朋友聊天，这个敏感而认真的听众静静地端详我，试图记住我的模样，看快乐怎样来到我的脸上，也看我何时变得忧伤，好像是要参透人生的不测。她后来含着眼泪，长时间注视我，我甚至感觉她随时会靠近我，伸出她那双保养得很好的修长白皙的手抚摸我的脸或是轻轻拍拍我的胳膊。
二
我想说，我有过那么美好的理想。
我从小热爱文艺，一到上作文课或是手工课就兴奋不已，尤其爱唱歌，妈妈说是因为怀着我的那一年她改教了一年音乐课。很多电影歌曲我都唱得有模有样。上小学，班级排演节目，我还披着黑袍子戴着面具演过大灰狼，被一群头上顶着长耳朵穿着白裙子的小白兔打得四处逃窜。学校组织游园，我在公园山顶的烈士纪念碑前朗诵过《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妈妈亲手为我颁发了奖品，是我很长时间都没舍得用的两根铅笔和两个田字格本。
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在向阳院成立大会上，姐姐唱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一首歌《映山红》，居委会干部和街坊邻居都给她鼓掌，我坐在妈妈膝盖上嫉妒得放声大哭，为自己赢得了第一次表演机会，我含着眼泪站在院子中间唱了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我对这件事儿的记忆很模糊，甚至这件事是后来妈妈讲给我我才知道的，但是我依稀记得那是在一个没风的晴朗夏夜，也记得唱完后我的脸蛋儿被妈妈使劲地咬疼过。
我和伙伴们玩儿战斗游戏，在胡同里跑来跑去，就喜欢嘴里哼着曲子来伴奏，哼唱最多的是南斯拉夫影片《桥》里的歌曲，那也是我上一年级时学校文艺汇演我初次登台的独唱曲目。那次，姐姐唱了电影《黑三角》里的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她的班主任老师，也是跟妈妈关系不错的同事，跑到妈妈身边兴冲冲地说：“你女儿唱得太好了，比李谷一还李谷一。”演出之后，在学校和在路边玩儿，很多人指着我说：“他就是《桥》那小子，《黑三角》的弟弟。”我有点害羞，心里却很得意。每次文艺汇演之后，我都会得意好几天。在放学的路上，觉得很多人都能认出我来。妈妈也非常自豪，她鼓励我说：“儿子，你长大了当电影明星，像王心刚和达式常那样，到时候，妈老了去看你演的电影。”我也觉得能成为一个演员，能去演电影，会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成为像“老虎”和“瓦尔特”那样的英雄，在雄伟的大桥边上，火炮、机枪随便开，手榴弹丢出去，就会有几个人飞上天，该多神气。妈妈是个电影迷，看过很多电影，喜欢白杨、周璇、胡蝶和赵丹这些响当当的明星。
妈妈是注重培养我们的人，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格林童话》和《木偶奇遇记》，还有一本安徒生写的《老檞树的梦》。家里有很多小人书，让同龄的孩子羡慕不已。这是我和姐姐无数次地从妈妈手上要来钱跑去市里的新华书店，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每次得到一两块钱，我们兴冲冲地准备出发，妈妈都会叮嘱几句：“燕妮，领着你小弟手走，看车啊。”姐姐领着我的手走上很远去市里的两家新华书店买小人书，有时还会有邻居家同样从父母手上磨来钱的小姑娘结伴儿去。到市里有成年人需要走上半个多钟头的路程，我们舍不得坐公共汽车，这样可以用省下的钱多买回一本小人书。有一次，我感冒，妈妈跑到市里，晚上回到家，从她上班拎的绸布兜里掏出好几本岳飞传的小人书，有《风波亭》、《黄天荡》、《小商河》、《双枪陆文龙》、《大战爱华山》，我和姐姐坐在炕上，看着这么多小人书，心花怒放。我第二天感冒就好得利利索索，还拿上一本《小商河》到胡同口显摆，身边围了一大群小孩。
父亲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会弹吉他的人，他的笛子吹得也很悦耳，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我和成群的孩子在胡同和街边疯玩儿，就能听到他吹《敖包相会》。也许年轻时，母亲正是因此迷恋父亲，并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与父亲组建了家庭。姑姑、姑父是与母亲同一所小学的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他们家庭美满，儿子大学毕业，挺有出息，在他们退休后，把他们接到大连安度晚年，前两天在法庭上搀着我父亲的就是他们，他们是陪同父亲从大连赶来的。
年轻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妈妈和姑姑走得很近，受毛主席畅游长江的鼓舞，决定结伴去浑河横渡，浑河涨水不但让她们壮志未酬，还险些将她们吞没，两人在距自己换下的衣服一公里的地方浑身烂泥地被救上岸时，几乎失去知觉地紧紧抱在一起，之后，她们又做伴住进了医院，父亲瘦瘦高高的身影正是这会儿适时出现在了病房，这段患难经历不仅让她们成了最亲近的朋友，也成就了父母的婚事。父亲是一家集体小厂的电焊工，这桩婚事在姥姥、姥爷和母亲的兄弟姐妹眼里，极不般配，这桩“荒唐的”婚事让他们心里不知窝了多少火，在他们看来，姑姑拐着母亲去游泳而险些溺死是祸害母亲的“开端”，而姑姑“居心不良”地积极撮合母亲与“一个鼻头儿总顶着黑灰的小电焊工”的婚事更是将“瞎了心”的母亲推入了漫漫绝境，所以姥姥全家的阻挠让刘巧儿的爹相形之下成了小打小闹。母亲终于还是在脸上被抓出几道血印之后，收拾起一个枕头大小的包裹，毅然离开了家。
我对电影的爱好缘于妈妈。妈妈十来岁的时候就因为偷偷向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姨要了四毛钱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被姥爷大发雷霆地打过，小姑娘时代的妈妈“隔着柜台看见周璇、胡蝶作封面的电影杂志，也做过明星的梦”。
我们家附近有一座电影院，原是日本人时期修建的一个全市有名的大戏园子，解放后经过一番改造，更名为工农兵电影院。我们家的那片平房的一条胡同口，正对着电影院门前的小广场，走路过去用不上两分钟。小时候，我们全家常去看电影，我随口就说得出一长串——《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大篷车》、《流浪者》、《人证》、《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英俊少年》、《喜盈门》、《红牡丹》、《神女峰的迷雾》、《四0五谋杀案》、《泪痕》、《保密局的枪声》、《甜蜜的事业》、《戴手铐的旅客》、《小花》、《庐山恋》、《知音》，那个电影院里任何位置的座位我们几乎都坐过。电影像香醇的美酒注入我们的生活。我还记得，看电影前，妈妈喜欢稍微打扮一下，常让爸爸领我们先走，有时候电影院里都熄了灯，马上就开演了，妈妈才匆匆赶到。有一次看巴基斯坦影片《永恒的爱情》，散场的时候，看见挺多熟人，妈妈和邻居有说有笑地一路往回走，还说，坐在我们前排的一个中年男人被剧情感动，头低下来抵着前排的椅背呜呜地哭，肯定是他想起了当初曾和心爱的姑娘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