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与救赎
1996年，我第一次去北京，仅仅停留了一天半，对京城的记忆一片空白。相隔十年，再次造访，这一趟则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到拓展。京城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并未能和古老的宫城和皇家的气度联系上，而那个属于历史和传说的北京偏矗立在记忆的荒漠里，似是而非。
如面对被打乱且无法重拼的图，这种心理上的错位让笔者，一个毫无瓜葛的外省人颇感失落，那么，多年漂泊后归来的游子呢？我不由地想象诗人北岛阔别故乡12年后，在2001年首次回家时的感受---必定比故宫前的游客更失魂落魄吧。
生于1949年，北岛的成长岁月，伴随的是一个农业帝国向一个工业国家蜕变的六十年。而这期间，他又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一别十三年。2001年，因父亲 病重，获得特批回国省亲。当诗人进入那个经历十年经济飞速发展而焕然一新的北京时，他说：这座城市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
从这点而言，《城门开》是诗人关于自我，关于故乡的一次记忆救赎。八十年代末，诗人北岛就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外漂泊，颠沛流离。按照他上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所言，十年里搬了十五次家，住过十几个国家。可以设想， 一个被迫离开自己家园，过着流亡生活的诗人，面对着无处不在的乡愁和孤独，能化解它并维系自身存在的途径，必然是对故乡的记忆。荷马史诗里，一场战争的号 角吹响时，命运将奥德赛抛向茫茫大海，而他历经险阻，流离失所十年之久，终得以回家所凭借的难道不是对家园深深的依恋？
似乎这一切还不足以忧伤。将历史推进，属于强权的那双手一挥，个人记忆的载体－－回忆中无数次出现过的一景一物便被无情抹去。天生的流亡者，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成了彻底的异乡人。 当年，头顶黑色太阳，少年北岛向大地喊出：“我不相信”，如今，年逾六旬，面对岌岌可危的记忆之城，诗人平静地说：我要重建一个家园。由是，有了这本历两 年而成的《城门开》，诗人企图借词语重建一个消失的家园，而通向记忆深处之路并不平坦，充满了各式陷阱。因此诗人在序中说“这一重建工程旷日持久，比我想 象难得多。记忆带有选择性，模糊性及排他性，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而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在记忆的迷宫，一条通道引导另一条通道，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
《城门开》，就是诗人为他的北京所建造的一个记忆王国。关于北京的光与影、她的味道、声音；困难时期的京城生活；诗人曾住过多年的三不老胡同以及胡同里的 邻居们；卧虎藏龙、少年出英雄的北京四中；大串联；诗人还以一颗依然纯真的童心，不无伤心地回忆曾悉心饲养过却因时代不幸不得善终的小动物；书中最动人， 也是诗人最耗费心血的一篇则是关于“父亲”的记忆。如果说，年轻时的北岛对现实的反抗是激烈且多少带着诗人的天真与热情，那么，流亡多年的经历并没有对诗人改变太多，通过他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单纯和执着，只是，对于让人失望的现实，诗人变得更善于用爱和回忆去反抗，拒绝人世的冷漠与遗忘。
《父亲》
“我为写《父亲》，不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是感情的消耗。完稿后精疲力尽，如释重负”—引自北岛采访“我的记忆之城”。作为《城门开》的压轴之作，“父亲”是一篇分量极其重的文章，它主要包括了三部分，前两个部分是：一、《清史稿》上所记载的赵家祖先舍生取义的事迹：“景 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这记载的是北岛的高曾祖父、 湖州知府赵景贤遇李秀成大军，因固守湖州，誓与城共存亡而最终城破被俘后的一节；二、父亲在文革期间曾任卧底，负责记录冰心的思想言行，向组织汇报的经历。
读到这里，让我掩卷叹息。那个特殊的年代，整个国家都失去了理性，轰轰烈烈的运动如一辆辆超载的火车驶来时，有多少人能站到它的面前去早学习、晚汇报， 思想改造日复一日的攻势下，又有多少个体能实践“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赵老先生的这一段经历，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去看，情有可原。然而，它却一直横 亘在老人心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父亲，你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我，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这是北岛在书中的话。此非易事。有说出真相的意愿，乃至于决心，善和勇气缺一不可。诗人的良知在此可见一斑。
文章的第三部分内容主要讲北岛和他父亲之间多年的爱与摩擦。一个家庭里两代人的关系，在我们这个父权至上的古老帝国里，大多都经历相似的曲线图：依赖—叛逆—和解。这条曲线图钩织了人间多少悲欢离合！
《父亲》一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大多数中国家庭里，父母的角色都是各有分工：严父慈母。北岛的父亲也不例外，他对儿子的深厚的爱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例如，为了治 好儿子的百日咳，将家中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进口药丸；从北岛出生起，就坚持写日记，记录儿子的点点滴滴等。然而，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生活坎 坷，如北岛所言，父亲有多种颜色，慈父的另一面是暴君。上个世纪，这个国家一直出于动荡之中。1949年后，局势虽稳定，但经济并不好，老百姓的生活都很拮据，物质条件简陋。北岛的家也不例外，于是，夫妇俩经 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吵架，甚至动干戈，起因往往和孔方兄有关。有一次，淘气的北岛因被怀疑偷吃家中点心还遭到了父亲的体罚。
几十年来，父子俩的关系磕磕碰碰，而最为糟糕时期当属诗人叛逆的青春期。两代人在生活习惯、兴趣和交际方式方面的价值观冲突得厉害，甚至让赵老先生喊出：“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这样的话，而少年北岛则干脆的离家出走，直到母亲劝归。父子间诸如此类的龃龉也许是世上每一段父子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叫人伤感。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人成长的有益经验。没有压迫就没有抗争，没有抗争，又如何成就自身的强大？从这点而言，北岛之所以是北岛，离不开他的父亲。当年的叛逆少年又何曾想到，这一辈子原是注定漂泊？一别三十年，从此不得归。
与北岛过往的散文集不同，《城门开》一书附有十多张照片，既有全家福也有诗人童年、青少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留影，对作者来说，自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忆。而我 读过“父亲”后，对赵老先生的照片格外留心：四张单人照、一张结婚照、一张全家福、一张父子合影，还有一张与北岛姑父、伯父和叔叔的合影。人的面孔具有符 号功能，一张面孔就是一个人的心灵史。照片所能叙述的内容，并不少于文字。照片上的赵老先生棱角分明，眼神里有执着的光芒。相比之下，赵老夫人则拥有一张 温婉平和的面容，与世无争。
“父亲”一文，无疑是书中的重头戏。据说，诗人在柏林写成这篇文章，这个城市与诗人的“父亲”相遇，可谓意外的隐喻。世人皆知，柏林是一个悲情厚重的城市，延绵几十公里的柏林墙半个世纪以来将近在咫尺的东西德人民隔开，天各一方。而在诗人和父亲的数十年关系里，难道不也曾经被一道无形之墙所隔阂，直到父亲的逝世带来父子彻底的告别，这一堵墙才被彻底推翻吗？
“通过写作和父亲最终达成了和解”---《我的记忆之城》里，诗人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