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写这篇散文。我只知道，如果我的心里很清楚，我就用不着写了，我一直有两个我，就像博尔赫斯有两个博尔赫斯。我的另一个我这样对我说：别管它，你只顾一路写去，只要不胡编乱造，真实的话哪怕说得不圆，总比十五的月亮那样的谎言对人类更有利。这么一来，我的心里就清楚了，我还写什么呢？我的另一个我又告诉我；别人的心里，不是所有的别人，有不少别人的心里不清楚。所以我明白我还是写，写为妙。
我的母亲在生我之前，已经生了三胎。我是第四胎。那时，在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的大姐还在，我的哥哥在玩泥巴。不过我的二姐已经不在了。我二姐刚落地，就被我爸溺死了。一九六四年的某一天，母亲也同意，原因是养她不活。既然养她不活，就只有溺死了。为什么不避孕呢？因为那时根本没有避孕药和避孕套。当然，我的二姐如果是个男的，就不会被溺死。母亲在生我的时候，父亲也在旁边准备了一桶水。可我的胯裆里偏偏长个小鸡鸡，父亲母亲就让我活下来享受人间的福份了。在我们这里，重男轻女是古有的传统。虽然传统种接代离不开女人，但女人生的孩子不能算是自家的，只有男人生的孩子才是真正的血统。在中国，被溺死的女婴谁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知道这种现象如今是否已经绝迹，有些地方，已经生了三个女孩，如果不生一个男孩，夫妇俩决不罢休。如果生一百个女孩，也许一百零一个是男孩，他们一定要生，计划生育在这方面管个屁用。当然，我所指的不是所有的地方。
我因为是个男的，得于在这个世界上吃粗茶淡饭，得于在这个世界上看变幻的事物。感谢上苍，如今我已经活了四十六岁。阎王无数次翻过我的薄子，他手中的勾魂笔一次又一次差点勾下去，却不知为何总放我一马。有时候，在我生命难得的一个快乐的日子里，我会躲在被窝里想，他大概怕我去了地狱会造他的反，因为在人间，我是个绝对的忠臣孝子，所以他战战惊惊。地狱的情况与人间正好相反。
一个人总不会记得他刚出生的头几年的事情，除非神仙。我也不例外，后来我常问母亲，她说我是一个安静的婴孩。父母去参加集体劳动，就让我躺在用稻草编织的一只类似脚盆一样的东西里，在当地被称做“狗窝”，由我的四岁的大姐照看。我的七十多岁的曾祖母从隔壁我的堂爷爷家走过来，喂我半碗黑乎乎的糊糊。我的小舌头在小嘴唇上乱舔，四肢快活得乱蹬。母亲告诉我，我长得就像个洋娃娃。村上的人们每家有好几个孩子，没功夫过来看我一眼。有时一个外村人偶然到我们村子见了我，眼睛都瞪圆了。说这个小孩怎么怎这么白，这么漂亮，这是我们农民的种吗？现在，我的外甥已经十七岁了，我侄女的儿子都四岁了。我自己还没有钱娶进老婆，但我非常爱孩子。我外甥出生的时候和我侄女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我都问过我母亲，我小时候是不是与他们一样漂亮，我母亲说你小时候比他们更漂亮。令我沮丧的是我没有一张婴儿时期的照片。当然，我也没有一张童年时期的照片，没有一张少年时期的照片。我记得我生平第一次照相已经十九岁了。那时，我的曾祖母和我的大姐早已离开人世，是她们见证我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这段时间的全过程，我的骨头一点点由软变硬的细微末节。然而她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曾祖母年纪大了，总会离我而去，但我的大姐，死的时候才八岁。大姐的惨死，像一道黑光，照暗我整个人生。不过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仍是糊涂的。我并没有因此去寻找光明。
那时候，吃饭是凭工分的。谁工分多，谁就分的东西多。工分的来源最主要有二：一是劳动，二是肥料。劳动得工分，当然很好理解。肥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家为集体贡献了多少庄稼的粮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每家茅坑里的大粪差不多多归集体，挑走一担算多少工分。为了多得工分，有的人家往粪坑里羼水。生产队的干部就搞来一个温度计一样的东西，往粪里一插，粪的度数不达标，工分就评得低。养羊是挣工分的重要途径之一，羊肥到目前还是深受农民青睐的好东西。化肥的大量使用是后来的事。六十年代末这洋货色我们只是偶尔听到。我家养了三头羊，父母很想多养几头，但没有那个条件。三头羊每天要吃四五筐草，这任务就交给了大姐。大姐上过学，三天时间。学校发给她的书还是全新的，被她整齐地放在旧壁橱里。如果大姐割不够羊草，羊就会整夜叫个不停，母亲就会打她。母亲心地善良，但性格暴躁，打孩子她会往死里打，抓住什么物件就用什么物件打。苦难的大姐，我不知道，我愿她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在天的灵魂安息。然而要割够四五筐羊草，不是那么容易的。地全被锄得光光的，地滩上都种了黄豆，黄豆叶上全是刺毛虫。割羊草的人是那样多，吃不饱肚子的人是那样多。大姐是淹死在稻田中央的一个水荡里的，这小水荡是社员捻河泥沤肥料的，九月份河泥已经挑空，深两米，长宽各三米。一些水草在水面上，大姐去捞，不慎掉下去，一个八岁的女孩，这小小的水荡会觉得她太小，毫不费力将她吞掉。母亲烧好了稀饭在家等女儿，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就到村外去喊，喊了一阵子没有回音，火爆脾气就上来了：你这小匹，你死掉了吗，你怎么还不回来？母亲破口大 骂，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已经真的死掉了。每次割草，我都是跟大姐一块儿去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次我没有跟她同去，就这一次，大姐永远地把我扔下了，扔下了她的“囡囡”。母亲抱着大姐那小小有薄皮棺材，她告诉前来奔丧的人们：这应该是我睡的。大姑母发疯似地从三里外的家里扑来，她永远不愿意原谅母亲，她说她的亲亲大侄女是被我母亲骂死的。大姐活着的时候有一句名言：骂一声只要不痛，打一拳只要没有一个洞。可是她死了，死了，再也没有人骂她，再也没有人打她。天缺一块有女娲，心缺一块难再补。
村子里的墙上写满标语。“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永远不得翻身！”我因为年幼，不认识这些字，但我的眼睛看到这些字，它们都是用红颜色写的，有的暗红，有的鲜红。我不可能不听到大人们的谈论。我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但有人竟然要我们吃二遍苦。每天晚上，生产队开小队会。会场在小队的公房，公房全用坟砖砌成，它的门窗的木料是棺材板。在我们这个小村的东面，有五六座很大的老坟，大概几百年了。孩子们的小眼睛，从来还没有见过山，以为这些老坟就是山。那年队里要造公房，没钱买建材，就拆了这些老坟。砖头全是上好的青砖，小的非常小，大的非常大；棺材板全是柏木，有着死人骨头般的硬度。砖头全被石灰粉饰在里面，什么样子是父亲告诉我的，门却每天开开关关，封闭棺材盖的榫头眼并没有填平。不过早先我们并不知道，那时父亲还没有告诉我。我们经常靠在棺材板做的门上，后来觉得很不吉利。不过那几间公房已经倒塌了。小队长首先带头唱歌。第一只是《东方红》第二只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第三只是《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大道上》我虽然还没有上过学，歌曲的内容已经有些懂了。我想旧社会的地主怎么会这么坏，新社会的干部的思想真是太好了。当三只歌唱好，小队会计就读报纸，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读完报纸，小队长就表扬今天一天的先进分子，批评今天一天的落后分子；最后安排明天的活计。散会前总会叫某个人留一下，某个人不知道是祸是福，坐在凳子上象霜打的茄子。
有一天，广播里突然喊话召开十六岁以上全体男女社员大会。大队召开十六岁以上全体男女社员大会每年都有几次，不过有季节规定。一般是春季养蚕前、夏收大忙前、秋收大忙前。这一次却时候不对，当我的父母回来的时候，我看到父亲将贴在灶头间墙上的一张图画揭下来，并且用剪刀剪掉了里面的林彪。母亲用很低的声音告诉我们几个孩子，林彪是个阴谋家、野心家，是一颗定时炸弹，被打倒了。我们走到门外。果然看见有人刷标语了。于是我们对林彪恨得咬牙切齿。
在割羊草的时候，我们不免谈论起来；刘少奇、林彪这些人真没本事，坏人总是没本事的。毛主席太厉害了，全世界的人都比不过他。毛主席是仙人，一条河只要一步就跨过去；周恩来一步只能跨过半条河。如今想来，做小孩的时候真正天真可爱。哪一个孩子不天真可爱呢？长大是令人讨厌的，因为长大就会明白一些事情，而明白一些事情是痛苦的。在当时，我们认为林彪和刘少奇的性质是一样的。有人说这两个人都是大地主出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奸细，他们成天想着谋害毛主席，回到旧社会，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然而人总是要长大的，除非你没有出生。当我后来识了几个字，渐渐明白点滴事理之后，我就开始写作了。我总想把世界的阴暗面抖出来见阳光。我的那些习作不能发表的最主要原因是不种花。如果种花，写得不成功编辑会提修改意见，而栽刺，写得成功也等于白写。市报的一位编辑曾经告诉我，如果你实在不想歌颂社会，你可以写人情。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当我写了十多年时，还难得有东西变成铅字。周围的人大多认为我只是不想干活罢了。对此，有时候我实在难于忍受，我就写一篇拍马屁的文章，很快见报。那些人没话找话，说我自作受，与自己过不去，要弄死自己。我的哥哥也持这样的观点，他一直以来用冷眼看我；在别人面前说镇上某位干部的位置论能力应该是我的，而我自己不要，身体里的某根神经搭错了脑子，对于这些，我都一笑了之。我明白一个人性中的东西是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改变的。我生来一块顽石，注定命途坎坷。这些年我做过多种职业。我十五岁退学参加集体劳动；十七岁到二十岁跟叔叔学了三年油漆匠，后来我又做过乡政府临时工，办过工厂。没有一样是顺利的。我做油漆匠不顺利是因为不送礼，不送礼就接不来工程；做乡政府临时工没有转正因为跟一位党委委员吵架，那天他来村里挨家挨户查看蚕茧是否出售给了当地茧站，我说他这是文革作风，与六十年代的抄家无异；我办工厂最终倒闭，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推销产品实在太低三下四。一九九五年我去了新疆，在好友的帮助下进了一家报社干打工记者，可我又不愿在写那些急就章上下功夫，两年之后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