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庙里的维纳斯——珂勒惠支
一
上海虹口区横浜路上，35弄的景云里仍然保留着民国时代的建筑和装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有多位左翼文学家居住于此，鲁迅是其中之一。
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人物”很难与世相悦 ，个个的模样都像是被版画雕刻过。
1931年1月16日，29岁的柔石在鲁迅家做客，1月17日，柔石和胡也频等30多位共产党员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内被捕。 2月7日晚柔石被枪杀。
为了纪念柔石，1931年9月20日，鲁迅将德国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牺牲》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创刊号上——此前珂勒惠支曾在世界文化人士联名抗议书上签名，对中国五位左翼青年被杀害事件表达态度——这是鲁迅第一次将珂勒惠支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个细节后来也被印进了中国学生的中学课本。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德国女艺术家，给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那年珂勒惠支已经64岁。此后的十几年，中国革命者在她的艺术感染下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而衰老的珂勒惠支，等待的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自己祖国的沦亡。
少女时期关注工人阶级，婚后刻画母亲和孩子、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丧子之后关注死亡、怀疑革命、反战、探索真理——珂勒惠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革命和牺牲的认知几经变化，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她的不同内涵的作品却向中国读者一起“集中展示”出来，不同年代不同材质的“珂勒惠支”，一时间全用民国时期的中国纸张印出。
“我的一生是多么强烈地沉浸在激情和活力之中，沉浸在痛苦和欢乐之中。”德国艺评者们研究她的日记和回忆录，他们相信这位德国妇女身上从来都没有中国革命者身上常见的“苦行主义”，把她的作品形容成一枚在两极之间晃动的针。
艺术是珂勒惠支经历生活后的一种表达，呈现为继宗教之后的新的人生信仰——她的神庙里没有上帝，只有维纳斯。在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十年，德国被法西斯政权统治，她的作品被撤出普鲁士美术学院，人和作品都在沉默中睡去了。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中，因为蔡元培等人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珂勒惠支作品的力量感和纪念碑性，得以迅速被中国艺术思想“唤醒”。
一直到中国文革之后，这位女艺术家，仍然被中国艺术青年们视为心目中的艺术自由领袖——这位教堂里走出的……维纳斯。
二
“记得有一次，一个女孩的尸体冲到那里，后来由一辆贫民收拾车拉走了，那是一辆看了叫人害怕的收尸车，上面放着一口棺材。” 凯绥·珂勒惠支9岁时，一家生活在原德国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魏登丹9号，在普雷格尔河岸下游。她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于1867年——在她之前，她的母亲已经有两个孩子夭折。
在她出生之前的二十年，她的父辈曾经参加过“三月革命”（1848年3月在柏林掀起的一次革命的人民民主主义运动，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外祖父鲁普是自由教区的牧师，还曾当过一段时期保罗教堂的宗教代表。
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战争、革命，伴随着日耳曼民族一步步走向强大。而民间的珂勒惠支一家，却同其他德国家庭相似：不时与死亡相伴。
一直到珂勒惠支晚年，她还保留有一张她的母亲和第一个孩子合拍的照片——孩子坐在妈妈的身上，那个小孩的名字是珂勒惠支的外祖父取的，叫尤里乌斯，是“长子，上帝恩赐的孩子。”母亲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接着第二个又没有了。“谁要是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就可以看出，在作为鲁普（外祖父）的女儿时，她没有尝到过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可是她开始做母亲时后，却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严重不幸，甚至使她觉得自己和圣母玛利亚也有点疏远了。”在珂勒惠支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她坦言母亲从未成为她的知己、朋友和同志，而这个女儿，却如同艺术家观察模特一般，一直窥探着她的母亲的痛苦细节。
珂勒惠支一家在她9岁后从魏登丹迁往柯尼斯街的一所住宅，在这里，珂勒惠支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后的一个非常疼爱的孩子——本亚明，这个孩子只活了一岁，和第一个孩子一样，死于脑膜炎。
在本亚明死前一会儿，一家人围着餐桌而坐，母亲在舀汤，老保姆忽然冲进门来大声叫出：“他又呕吐了，他又呕吐了。”母亲仍然舀汤，继续镇静地站着。珂勒惠支感觉到的， 是母亲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在家人前流泪，“可是我最清楚地感到她是多么痛苦。”
在正式收获噩耗之前，珂勒惠支在房间的地上用小积木搭出一座神庙，里面供着维纳斯。父亲和母亲此时从婴儿室里走出，告诉大家小弟弟死了。
“我立即感到，这是对我不信仰上帝的一个惩罚，现在上帝报复了，因为我供奉维纳斯。”
在小弟弟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幼小的珂勒惠支，开始担忧母亲的精神状况，“要是她洗澡，即使坐在浴缸里，我也生怕她淹死。”一次珂勒惠支坐在窗口，远远望见母亲从街道的另一边走来，可是却没朝他们的屋子望一眼，径直朝柯尼斯街的另一头走去。“于是我非常害怕，心想他是不是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家了呢！——我还怕她会发神经病。”
她恐惧父母死后自己将要遭受的痛苦——“有时我的这种害怕心理达到了极点，要是他们真的死了，我倒反而不会再这样地害怕下去了。”之后的年月里，珂勒惠支常在梦魇中度过夜晚，父母反倒因此担心起珂勒惠支的会否得上癫痫病。他们让儿子康拉德去学校里接珂勒惠支——因为怕珂勒惠支的“毛病”在白天可能发作，但实际上并未发生。
在午后的阳光下，珂勒惠支看到的，是她的哥哥康拉德，对于接她这件事反应出的一股极不愉快，“他从不挨着我身边走，而老是走在马路对面。”
而她仍然被噩梦所扰。梦境里她躺在半明不暗的婴儿室里，在自己的床上，母亲在隔壁房间，坐在吊灯下一张桌子旁看书，她从虚掩的门缝中看到她的背影，婴儿室的屋角里放着一大盘团在一起的绳索，而那绳索在膨胀，终于胀得松开来，无声息地塞满整个房间，她想叫母亲，可是一声也发不出来，灰色的绳子继续塞满整个屋子。
一直到珂勒惠支成年，关于“母亲没能成为我的知心人”的“梦魇”一直没能醒来。
三
父亲的书橱总是向孩子们敞开着，并且从不查问他们从橱里拿走了什么。
珂勒惠支读过大开本精装的席勒全集，书内附有多幅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历史画家）的铜版画插图，歌德也在这个时候在她心里扎下根。父亲也经常给孩子们朗读些文字，包括弗赖利格拉特（德国“四八年派”诗人）的《死者致生者》，那首诗给了珂勒惠支无法磨灭的印象，甚至于，她在聆听这首诗的时候，脑子里会产生如斯画面：巷战——父亲和哥哥康拉德参加战斗，而珂勒惠支——十几岁的女孩，在给他们的枪上子弹。
父亲并不是一名战士，在结束了建筑师工作后，他也担任了自由教区的牧师。父亲对孩子们教育的重视，使得珂勒惠支的天赋得以施展。此时，珂勒惠支师从铜版画家毛厄尔在慕尼黑学习版画——当时还有一、两个女孩一起跟随毛厄尔学习，他们根据石膏像和模型做头像素描。
在这些“有发展”的青春岁月里，珂勒惠支每个下午都与姐妹在城里的大街上游逛几小时，“我们走遍整个城市，并且还溜出城去，接着我们坐在普雷格尔河岸上，或在港口的四处转转。然后我们停步下来，专心观看那些抗包的码头工人，观看轮船的装卸。”一直到珂勒惠支晚年，她仍然对这段岁月有清晰的记忆，她记得那些装粮食的船停在岸边，记的船上的人穿着羊皮袄，脚上裹着布条，晚上这些人在平板船上拉着手风琴跳舞。珂勒惠支的第一张明确地具有工人形象的画，就是在她16岁时所作，那是一张取材自弗赖利格拉特的诗《移民》的画。从住在慕尼黑到她结婚之间的这段时间，她的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工人形象。
父亲一心想要把珂勒惠支培养成一名艺术家，他估计到，他的女儿不是一个漂亮姑娘。
直到女儿17岁就和卡尔·珂勒惠支结合了，让他多少有些错愕与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