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前在得知俞伟超先生过世的时候，朋友建议我写一点对先生的回忆，提笔却没有写成。尽管我曾经在先生手下工作过数年，但对先生秦汉考古的学问知之甚少，如果就学术成就而论，实在无从说起。一年多以前，有文革研究史家向我打听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希望我能够就此提供些线索。尽管我见过先生双手断缺的食指，以及胯骨残疾造成的步履蹒跚，但先生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此我依然爱莫能助。直到最近我读到旧友罗泰的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副本1)，其中不但提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旧事，而且还提到了我的名字，这才让我不得不认真回想起那段曾经阳光灿烂，也曾风雨如晦日子。思之再三，决定趁着我的记忆尚未完全褪尽色彩将它写出来，既是对自己那段生活的梳理，也权作对先生的怀念罢。
我与先生的结识是自我从德国读书归国以後的事情，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年尾上。
回国之前不久，基金会的波姆太太曾经对我说过，如果回去之後开展工作需要设备的话，基金会可以考虑赞助，但是需要你的指导教授的支持。当时我正在斯考拉教授那里学习电脑考古分析的技术，因为这不但符合我目前从事的行当，又和我过去对电学的爱好一拍即合，故而学意盎然。波姆太太的话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打算让基金会资助我们考古所一台当年还十分罕见的电脑。不过事情都有凑巧与不巧：巧的是，原先在斯考拉教授这里进修过的一位中国学者回国之後担任了电子所的所长，邀请斯考拉教授去中国访问，于是我连忙趁势建议斯考拉教授也到我们考古所去看看，希望他有个印象，回来之後能够支持基金会赞助我的计划。然而不巧的是，斯考拉教授在北京正和考古所实验室的主任仇世华先生谈论碳十四年代测定仪器的当口，好心的清洁工大概是担心客人怕冷罢，便将一大筐煤球倒进取暖的生铁炉，又不由分说地猛力捅净炉灰，炉火倒是旺盛起来，可实验室里立刻满屋爆土扬烟。
斯考拉教授当时没有说话，可我归国前向他提起我的计划，他一口回绝，说等你们研究所不用煤球炉子再说罢，电脑受不了。其实，斯考拉教授为人十分体贴周到，对我也相当提携，不仅平素对我的学业总是特别多加指点，而且每次我有出访的机会，他总会细心关照。譬如那次我到英国剑桥作客，他听说了，立刻写信推荐给他的同行好友。《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作者格林·丹尼尔和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都是通过斯考拉教授直接或间接的引荐。但他又是个典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洋人，我听了他的回绝当然不便解释。大约他也看出我脸上的失望和扫兴，便说：我可以送你一套咱们在这里作考古分析用的电脑软件，你回中国找有设备条件的地方去用罢。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听了当然也还高兴：归国以后倘若有了设备，至少软件我不用完全从头开始。只是深知象这样有了鞍子再找马也决非易事，况且，平常人听到我想将电脑引入考古的打算，不说是“左道旁门”就算抬举我，资金支持不要想，列入科研计划都大成问题。我虽然疏于世故，但这点眉眼高低还是看得出来。果然不出所料，回国不久刚刚露出一点意思，就有好心人劝我：“别看你是从德国回来的，先到下面挖几年再说，免得别人说闲话。”
北大的严文明和陈铁梅二位先生是有眼光的人。陈先生听说了，还从他自己粒子加速器的年代测定项目基金里挤出些钱，供我到北大的电脑机房里试着运行了几次程序。但这绝对不是个长久的法子，这不像跟人家借个照相机拍两张照片，过后将照相机还给人家就成的事情。要射箭就要自己有弓，我像个手中搓着箭到处找弓的射手，回国三四个月，像个没头的苍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幼稚举动不免感觉万分可笑，只是当时却是十分的认真。
于是有了解我的朋友就说，听说俞伟超先生就要发表为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了，那是个既有雄心又有手段的人物，你何不去投奔他？我听了也仿佛觉得自己英雄末路，横下一条心，去投梁山了。
按说，我和伟超先生素昧平生，过去我根本没有迈进过北大考古专业的门槛，彼此虽然听说，但从来没有过从。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先生燕东园的家门口转了几次，打不定主意是否进去。後来硬着头皮敲开门，自我介绍了一番。没有想到，我们一见如故，竟谈至深夜，投契得不行。先生绝对是个颖悟的人，虽然他承认自己连电脑还从来没有见过，但我只是将考古器形学的编年与概率类比序列分析如何在电脑上的实现大致讲解了一番，他就马上领悟到这种尝试的意义。听罢之後，先生显得比我还要激动，说是这样一来，我们的考古就要有定量分析的基础了。
那天晚上他送我出来，我们走了一路，也聊了一路，像是结识多年的老朋友。後来我从他的那些学生那里听说，先生原本就是这样一个随和好处，对事业十分投入的老师。
先生说话算话，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便立即托人告诉我：“上任後办的头几件事里的一桩就是要把你调来。”当年的中国不像现在，那时进一个单位固然不易，离开一个单位同样棘手。大约前后总用了四五个月的辰光，其中折冲樽俎的细微末节现在想起来绝非一言可以道尽，我只记得连平素一脸和气的人事科老科长都让人带话给我，说是这回不写个检讨书向党委书记认个错，休想离开。走笔至此想起旧事，我不禁哑然失笑，真个今是昨非，恍如隔世。
过后不久，我终于可以到历史博物馆报到。这时我发现先生不但学术精力充沛，行政筹划也有手段。他私下告诉我说：“我也是刚刚上任。历博多年没有馆长，且业务大都是外行。这次上台不服者颇众，目前掌控还不十分牢固，故而不宜将你分到下面的部门去，否则肯定是非不断。好在我正在组建馆长办公室，你的编制就暂时先在那里。眼下各种办公科研经费早已分配完毕，但幸好水下考古的经费已经拨到，反正他们今后也要配备电脑，今年就先用那里的钱购置设备，明年你那里申请到经费再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在意别人的闲话。有事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先生的房间就在馆长办公室的隔壁，从此我对先生有了近身观察的机会。
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痛定思痛的时代。先生在文革动乱中的遭遇我只是隐约听到旁人讲起，其中一些细节还是此次读到罗泰的文章才多了一层了解，只是先生自己对此一直保持缄默，至今仍然无法得知其中全部的始末，仅仅知道他遭受到非人的打击，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在一九六六年那个血腥的日子里，他在一天当中有过三次未遂的自戕：在清华园旁的火车站卧轨，但是被飞驰的火车铲出轨道；试图在宿舍的阳台上悬梁，但绳子断掉；用手指触电自尽，结果烧断了双手的食指却没有死成。
我总认为，凡是跨足生死两界的人是经过大考验的，倘能侥幸生还，大多或是看透炎凉，沉沦不起；或是洞察世事，玩世不恭。先生显然不属于这两者，仍旧对事业抱着莫大的热情。
然而先生又还是不改书生本色。倘若换了旁人当上国家博物馆的一馆之长，总要端起一些架子，说话要模棱两可，行事要恭倨自如，让人五里云雾，不知深浅才是为官的正道。可他偏个不是，在在不合中国官场上的规矩。
我从来对居官者敬而远之，尽管心里清楚先生看重我，但除了业务，我却不愿意跟他有过多的往来，也免得别人讥为攀附的闲话。只是先生却不改在北大教书时的旧习，十分热衷于和後学的海阔天空。眼下我仍然记得一件小事，那是有年罗泰从哈佛休假来中国，想到我家里来，可是行期仓促，一时没有办法通知我。罗泰到馆里找到先生，先生听说了便道，我们一同去，一起聊聊。罗泰几年前在北大当留学生的时候好歹还来过我家，而先生根本没有来过。两个人凭着罗泰当年的记忆瞎摸找到我家，可惜我出去一直未归。他和罗泰两人就在我家一边枯坐，一边信马由缰地大聊考古，大约到了掌灯时分我才回来。先生又建议去找考古所的徐苹芳先生，于是我们再一起到了东城的徐家。晚上回来，小青对我说，你们这个俞伟超可真有意思，在人家里一屁股可以坐上几个钟头。其实小青是不知道，我听说先生在北大更不得了，和学生一起聊天可以聊到天明。难得的是，当了馆长，先生的作风仍旧不改。
他的办公室什么人都可以闯进去，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放言无忌，他从不知道怎样拒绝。这样当然有好处，但坏处也多。记得一次是文物展览到日本。按说随展人员只是装箱、布展，一个小组从头到尾照管到底完全可以，而且也责任分明。但在那个年月，人人等着这样难得的机会出国一趟，买些稀罕的洋货回来，所以也只好将本来一个随展小组可以完成的工作分成若干几个小组，中间轮番出国，利益均沾。可惜那次大约是展览的效果不彰，开展不久，日方要求缩短展期，而且情愿按照条款赔偿部分违约费用。突如其来的变化已经让先生和日方交涉头痛不已，可最令人尴尬的是原先准备后续出国的人员闻讯赶来，挤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大倒苦水，说是自家准备摆放日本彩电的地方都已腾空，满院的街坊四邻也都关照好，只等他几个月后归来，带回彩电就可以大饱眼福。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几十年来的老脸让日本人给丢得干干净净！那天我正巧有事去找先生，见了那个劈头盖脸，近乎剑拔弩张的场面不免吓了一跳。事後先生告诉我，和日本人谈判还好办些，我们占在理上，况且有翻译从中折冲，尚可有个思考的余地。但对馆里的这些职工，我没有理啊，也容不得我说错一句，可让我到哪里去给他们买来日本彩电哇。其实我知道，这次的出国展览项目是先生就任馆长以前早就决定的事，他完全可以一推六二五，要是再会几手官场太极，恩威并施，不但埋怨要压下去，还能让人对他感激涕零，可惜先生不会，任由大家把气撒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这样的事情後来见多了，虽然也就见怪不怪，但我总觉得他当这个馆长多少是在浪费时间，忍不住说给他听。他叹道：没有我这个馆长在前面撑着，你们的事情怎么做？
想想确实也是这个道理。原先我只有一张办公桌在馆长办公室，那里其余的人大都是负责处理馆里的日常行政业务，我显得十分多余。所以一俟电脑设备购齐，我就连忙向馆里要求找个地方布置个“机房”，实际上是想赶紧脱离这个整日让我如坐针毡的馆长办公室。历博的办公区基本在东侧，展室在靠西边的大厅里。我想离办公区越远越好，也就没有去找行政科，而是向几个平素要好的小青年打听：馆里哪里有离办公区很远的空置房屋。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思，但很肯帮忙，终于在三楼展厅的拐角里帮我找到了一间小房间，位置在博物馆大门靠南的柱子里，窗口正对着天安门广场。他们打趣地说，这回你可算找着馆里最西头的地方，离办公室也最远了。我大喜过望，但知道这个地方得到馆里的批准却不容易，我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心思当然不好明说，只好对先生讲。他理解我，也答应帮我解决。几天之後，我拿到房门的钥匙，搬了进去。从此之後直到离开历史博物馆，我就一直在这里干我自己的事情。
万事开头难，但我的开头因为有了先生的关照和提携，十分顺利。後来干得有了些头绪，我就将一处殷墟墓葬序列的分析报告交给他，原本的意思是让他知道我并没有吃他的闲饭。他看了高兴，想了一下说：这不能只是给我看看，应该扩大影响，而且今后增加经费，扩大课题都要靠它作舆论准备，我看要搞个公开的研讨会，专家论证之类的活动。听了他的话，我虽然是一窍不通，茫然不知所措，但心里还是清楚：眼下象我这类于国计民生既无丝毫助益，没钱可又绝对死路一条的项目，不是磕头不磕头的问题，而是磕头还要找对庙门的问题。尽管对此我颇感怵头，但思来想去，还是答应了先生。好在许多前辈都对我关照有加，计算所的倪光南，北大的严文明，故宫的张忠培诸先生都欣然前来。伟超先生驾轻就熟，又找来一堆新闻界的人物捧场。如今想来让我不免汗颜，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身不由己的张扬。不过到底是先生比我谙于世事，从此之後，关节连连打通，事情也就好办了许多。事后先生对我说：在我们这里，不但要做事情，而且还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事情。如此浅显的道理说在眼下这个功利的社会里已经形同废话，但在当初却是让我顿开茅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