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离开办公区并不等于完全可以离开那边的管辖。虽然平常我都是把房间里的电话线拔掉，只有我打电话出去才重新接上。倘若有人找我，非得从办公室走到展厅，然后爬上三楼才成，这多少还是需要一点决心的，由此我也就躲过不少无谓的口舌和是非。然而政治学习还是跑不掉，幸亏每周只有一个半天，无非是读些报纸上舆论一律的文章，说些隔靴搔痒的老生常谈。有的时候偶然也有官差，给领导当回翻译，到机场接送个洋人，好在这类事情并不多，除此之外，我就名正言顺地躲进我得小屋。
但是先生到底经过更大的风浪，也远比我懂得做人行事的技巧。他见我总是把自己锁在小屋里，埋头在电脑上搞我的墓葬序列分析，几乎不和馆里的人来往，就感觉长此以往早晚会出问题。或者他也是多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一天就特地爬到楼上我的小屋里，对我说：这些东西一般人不会感兴趣，你要让大家支持你，看来还得搞一点通俗易懂的。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譬如馆藏文物管理啦，或者考古文献编目之类的东西，你看好不好？我一听，认为先生想得也果然周到，就提议可以搞个馆藏文物的图像数据库，如果文物提取手续繁多，一时难以办到，不妨先用馆藏文物的图录扫描替代。正巧那个时候激光光盘技术刚刚问世不久，深圳的先科公司已经引进了影像激光机的生产线，另外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开始承接激光光盘的刻录业务，我只不过是写几段控制程序即可。他听了笑着说，看来你也开了点窍，在中国不这样办事不成啊。
後来，先生马上批了钱，我从深圳订购了机器，在光盘上刻了些文物照片数据，再将它们和数据库连接了起来，这在当年也就算是“科研成果”了。示范会以后，先生告诉我说，这次的反映的确比对考古序列分析要好很多，我听了只是在心里暗暗佩服先生的眼光和手段。
先生到博物馆之後，提携的并不只是我的工作。水下考古、航空考古，他都十分关注。他送人到荷兰去学习，从德国延揽留学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时间，在先生周围聚拢来不少人。我想这大约都是受到先生精神的感染，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先生最为用心，也最花费精力的还是通史展览。历史博物馆作为官方的脸面，充当着诠释中国历史的标准文本。我虽无心涉足，但是看见先生对此的孜孜以求，还是为他的拳拳之心所感动。
这时，斯考拉教授处也时常有书信来往，通报国外电脑在考古研究上的应用成果。後来我把工作的进展连同试办的小刊物寄给他，他看了还有些吃惊，说没有想到你回去后工作会如此顺利。我知道斯考拉教授是个洋人，绝对领会不出我处境的微妙，就回信和他打趣说：我总算找到不用煤球炉子的单位啦。
按说，我自认工作还算称心，上面又有先生这把大伞替我遮风挡雨，我自然打算今后不做他想，就此将我的时间全部打发到电脑上去。应该承认，那是我归国之後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
但是我还是低估了无事生非的酱缸文化，同时也高估了我对酱缸文化的忍耐程度。
其实老实讲，自我到历史博物馆之後就慢慢明白，在任何地方想要保持超然的态度绝非易事。馆长办公室的负责人老王也是先生调来的，来馆里之前他一直在中南海里服务，见多识广，说起这些套路都是如数家珍，应付起来也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我自然也时时向他虚心讨教如此这般的本领。有了他的提调，让我躲过不少是非，心里也就着实踏实不少。譬如说有一次，革命博物馆那边接待一对德国夫妇，据说是家中长辈二战期间在陪都重庆与国民政府的张治中将军熟稔，曾互有书信往还，这次是特来捐赠当年的书札旧物。办公室知道我可以说德文，就分派我去奉陪。去了才知道，人家夫妇的英文很不错，社科院的陪同也可以讲英文，我实在是很多余。草草敷衍了一阵回来，之後也就忘记了此事。没有想到，大约是什么多事者背后反映我事后没有向领导汇报，也拿不出接待记录。老王问我，我说，这类着三不着两的事情，哪里有什么记录。老王提醒我说：外事无小事，怎么可以不做记录。再说，在场的人就你一个人懂德文，听说你们之间最后说了一堆德国话，谁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如今运动还没有来，已经就有人盯上你了。凡事多留个心眼儿总没大错。他嘱咐我无论如何一定要从革命博物馆那边多少搞个记录来，这才算了事。
又有一次，文化部给我们的考古序列分析项目颁了一个奖，用意无非是与当时社会上风行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取齐。奖金刚拿到手，就有人告到老王那里，说是没有交所得税。那个时候交税还是件挺新鲜的事，老王赶紧让我去打听。後来从科技司那里才知道，奖项是免税的。老王说，这就罢了，经济上的事也没有小事，这类事情也最容易搞垮一个人。我听了牢牢记住，尽量避免钱财上的过往。那次到深圳购置光盘机，我只是事先去了一趟深圳，验证了性能，到付款取货的时候就拜托别人去办。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告到老王处，说是设备购置可能账目不清，要查查是否得了商家的好处。老王背后笑着对我说，他们这是在“清君侧”呢。我听了不懂，就问他的缘由。老王莫测高深地放低声音和我“通气”说：现在他们在整伟超先生的材料，要把先生赶走，那么自然首先要放倒周围的人。
我自认“君子不党”，和先生也只是“淡水之交”，听了这话本不为意。老王便说，你难道不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既然是伟超先生把你调来，那么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是铁定的死党。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在革命辞典里就称作“路线对了头，站队有奔头”。不过我估计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只是你我都要如履薄冰，处处小心谨慎才是。
这些事我起初也当作笑话说给先生听，先生听了只是缄默不言，这样我反倒一时语失，觉察到自己竟然也混同于猥琐不堪之辈。後来慢慢知道了先生在以往政治运动里的遭遇，这才多少体会出他能在风雨中处变不惊的做人本色其来有自。不过，说来容易，这类令人不快的闲言碎语在先生或许不以为意，对我而言，却总是心头的一块阴影。
在那个年月，摧毁一个人最便捷的法子莫过于政治上的机会，只是这类机会大多是可遇不可求的。不经意间，一来二去地就到了八九年的上半年。
记得那些天我正在中关村那边为程序的汉字显示问题到各处高手那里请教，等我有天到馆里上班才吃惊地发现，广场上竟然已经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了。原先居中帮我寻到那间小屋做办公室的年轻同事给我介绍来一位杂志社的摄影记者，据说此人照得一手好相，在十几年前的“四·五”运动里很是出了一番风头。他看见我的小屋有扇窗户正对广场，就一定要在窗前架起高倍望远镜头的相机，而且连连叹道：从这里取景的角度简直绝佳，若是当年知道，还不晓得要拍出多少可以传世的摄影作品。
见到老王，打个招呼，这才知道背后收集伟超先生材料的运作并没有因为广场上的热火朝天而停顿半步。我也清楚，酱缸不捣是做不成酱的。说来也怪，那些天，馆外的广场上是如火如荼，馆里也是暗涛汹涌。听着几个青年人在我的小屋里笑评着广场上的奇谈怪论，不知不觉之中，我也把在电脑上的心思渐渐懒了下来。那些天，我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窗前，透过窗户望见广场上令人目眩的红旗，听见声嘶力竭的呐喊，真是有些不知道当年归来的这步棋走得对错如何。
没过多少天，窗外是一片死一般的静寂。等我事过十几天后穿过棘藜封锁的广场，来到办公室，最先听到的消息是文物界的一派人物居然也耐不住性子，联署签发了一篇支持学生的声明，接着就是故宫的院长张忠培先生去职的消息，然后又是伟超先生被人在背后插上一刀，“揭发”他曾经有同情学运的言论，而告发者竟还是先生一把提拔起来的人。告诉我这些消息的办公室同事正涛兄提醒我说，眼下伟超先生的处境微妙，只能静观待变，过几天免不了还要人人表态过关，凡是参加过声援游行的人一律不准出国，并说他这次是打定主意要到日本留学去。老王还是那副久经世故的神气，冷笑道：看来我也是呆不久了，反正搞不成，大家一起走掉算了。真是没有想到，刚刚才几个月的功夫，形势居然急转直下，想想酱缸文化的永无休止，种种的不如意在心头久久盘桓，不免心生去意。只是想想先生此时的处境，我实在不便抽身言辞。
又过了月余，听说文化部上层有人力保先生，原先岌岌可危的形势可能会有转机，只是我的心绪却再也回转不来：时局如此反复无常，谁知再过一些时日是否又会翻江倒海？恰巧此时美国亚洲文化基金和德国洪堡基金相继寄来邀约。我想，或许这是个机会，能够让我暂时换个环境，静下心来重新考虑今后的出路。那天我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决心向先生告假，准备再度出洋。记得当时先生正在展厅里指挥着中国通史新展的陈列布置，这是他到历博以后最大的一项心愿。他仍然还是那副处变不惊的样子，仿佛一切风平浪静，这样反倒显得是我自乱了阵脚。递过报告去，他在报告上稍稍扫了一眼，跟我要过笔来，心照不宣地批准了我的请求。我不知道此刻先生是不是清楚自己的处境，但当他在报告上签字时，我看到他手上的断指，看到他签字时用拇指和中指夹笔稍稍吃力的动作，我忽然可以肯定，先生绝对心明如镜，只是不形于色罢了。这让我不免悲从中来，赶紧接过报告，告辞出来。
那天天黑之前，我意兴阑姗地爬上三楼，进到我的小屋。那里如今已经是戒严指挥部的管辖区域，展览早已关闭，展室已由军队驻扎。前些日子一位瑞士的朋友来北京，冒失地闯到楼上找我，和军人唐突起来，险些引来麻烦。自戒严以来，我还一直没有来过这里，电脑上已布上了一层灰尘，满地是零乱的打印纸，这让我想起，还是六月三号下午匆匆离开办公室时没有来得及收拾。刚刚坐定，两个稚气未脱的小战士从外面急急走进来，嗫嚅地跟我说，他们是戒严部队的通讯兵，眼下就住在隔壁的展室里。只因当初开拔的命令下达得太急，东西都还散在那里。他们看见我的门口有几只大纸箱，就拿去盛衣物。他们问我，要是还需要，便立刻给我送回来。
我知道他们指的是墙角上那几只装电脑设备的包装葙，我留在门外一直没有处理是怕万一电脑出现故障，送去修理时还要用，如今看来是不需要了。
我挥挥手，笑着对他们说：没有用了，都拿去吧，你们也不容易。
一九八九年的年尾上，我到了哈佛。张光直先生一见面便告诉我，童恩正先生此刻正在匹兹堡，嘱我和他通个电话。我拨通了号码，真有劫后重逢的感觉。我知道，当初文物系统声援学生的倡议书就是出自童先生的手笔，他倒是办了签证来美国作客座教授，可惹得北京文物界一派人物事後个个灰头土脸。我对他佯嗔道：“你做的好事，连我出来都要逼着表态是否支持政府的‘平暴’”。童先生也就心领神会地笑了说：“是，是。争取说话的自由现在确实还不到时候，眼下应该先争取不说话的自由。”
十几年过后，世事全非。我再次回到京城，到张忠培先生的府上看望了张先生。他告诉我，自我上次从美国给在小汤山疗养的伟超先生打过电话以后，先生的身体更不好了。目前托人转到广东去，嘱我有空给先生打个电话，并写给我电话号码。我答应了，回到美国就拨了电话，但久打不通，不知是号码有误，还是从海外驳接广东的线路有障碍。总之，没有听到先生的声音，那次往小汤山打的电话是我和先生最后的一次通话。
再过几个月就传来先生过世的消息。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让我突然想起我的那间在历史博物馆顶楼上，可以俯瞰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小屋，以及小屋里的电脑和电脑硬盘上存储着的墓葬序列分析的软件。
前些日子，我终于从旁得知：文革中，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李姓教员动手打过俞伟超先生。不过我可以保证：先生绝对从来没有对我讲起过这个教员的行为。
附录：
1)罗泰：《俞伟超》（Lothar von Falkenhausen: Yu Weic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