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的腿不好，在房间里活动时总是拄着双拐。他很少到楼下去，每天大概只有一次，下楼买菜和报纸。除了躺在床上他就在房间里不断地走动，碰碰这个弄弄那个（有时不直接用手而用他的拐棍）。大门之内一共有三个房间，加上厨房厕所和一个七八平米的厅，这就是李先生来往穿梭的全部空间了。有利的情况是：他是这里的房东，三室套的主人。李先生本人住在朝北的小房间里，朝南的两个大房间分别租给了两位小姐。白天她们有自己的工作，大多不在各自的房间里。租约上分明规定：除了晚上睡觉，房客不得锁上房门。这不仅关系到对李先生的基本信任，更重要的还涉及到他的心身健康。李先生没有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管理这里的房间），因身体关系需要不停地活动。如果他每天只有一次不到半小时的户外散步，那么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套间之内了。假如房客锁上两个大房间，他的活动范围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不仅如此，甚至连室内的光线都会暗淡下去──从南面射入的阳光同时会被他们封锁在各自的房间里。这将是极不公平的。李先生出租的是房间面积，而非太阳。房客们有什么理由既占用了所租房间里的阳光而又不让另外的阳光通过他们的房间进入李先生的地盘呢？李先生所需的阳光不过是借道而已。话说回来，既然他们白天不在，对房间面积和阳光的占有不就构成了浪费？这两样东西对李先生这样的残疾人而言是多么地重要！他（李先生）必须为自己基本的生存条件和权利而战。
在租约没有明确房客白天不得锁门的时代，李先生曾拧断了多少他们附加的门锁。后来他将朝南房间的门统统装上了暗锁，钥匙一副出租给房客，一副他自己留着。这样，在他们出门办事和上班期间他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他们的房间了。这本是他的权利，极为正常的事，没想到会引起轩然大波。意外返回的房客发现李先生待在他们的房间里，于是提出强烈抗议。他们检查皮箱、衣柜和衣帽钩上裤子的口袋，那模样就象他是一个未遂的窃贼。李先生可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为此和他们争吵起来。他坐在他们的床沿上，舞动着铝合金双拐，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若仅凭手上的力量，他们没有一个能是他的对手的（何况他还有双拐作为武器）。他们总是使他脱离了安全的坐姿，从腰部以下发起进攻，李先生当然必败无疑啦！但在嘴巴上他从未吃过亏──他会用本地方言破口大骂，同时也没忘了体会方言在骂人方面的有力和优越。
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使李先生认识到男房客们的坏处，后来的租房启事里女性成为一个必备的条件。
女房客比男房客毕竟好对付得多，她们的力气比他小，即使是离开凳子站着李先生也有信心战胜对方。而一旦他取胜了，她们只有卷铺盖滚蛋。按常规房租一次须预付半年，然而能在李先生处住满半年的人向来不多。少则几天，多也不过一个来月，李先生总能挑起事端，最终以暴力解决问题。余下的租金自然没有退还这等好事。她们都是自愿离开的，况且李先生是一个残疾人，就是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拿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如此一来李先生的房子便能够反复出租，赚上好几回钱。本来以收房租为生，仅能勉强度日而已，渐渐地李先生竟也有了发财致富的想法。三十八岁的他手上有了一些钱，不禁做起结婚娶老婆的美梦来了。
他当然不愿意娶一个和他一样的残疾人，若是如此他何苦等到今天呢？李先生虽然残疾多年，但一向不屑于与别的残疾人为伍。他对他们的鄙夷远远超过了健康者对残疾人的偏见。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做，这样做不过是残疾人的一项特权而已。李先生仅仅在这一点上承认他是一个残疾人，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一切正常。
他不愿意给别人任何外观上的错觉，因此竭力避免和那些无处不在的拄双拐的人接触。甚至他也见不得那装饰性的拐杖，盲人探路所用的竹杆同样也在他的谴责之列。
因此他只好尽量减少到楼下去的次数。在农贸市场和大街上李先生总是碰到那些依靠无生命的物体行走的生命，坐轮椅和开三轮者不过是他们中的富裕阶级。
近来本市的大街小巷出没着一种三轮摩托，被称做残疾人车，只有残疾人才有资格领取执照，运输载客，与出租汽车和人力三轮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由于此车价格低廉，灵活小巧，钻起小街小巷来特别方便，许多并不残疾的下岗人员也做起了这一生意。残疾人车突然间遍布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给本已十分困难的交通状况造成了新的压力。李先生给他每天必读的石城晚报写了一封匿名信，痛陈利害，要求遏制残疾人车的发展势头，第二步着手清除那些假冒残疾人的骗子，以至最终禁止残疾人车这种有碍市容损害交通的工具本身。“否则，我们的城市将成为一个残疾人的城市。试想：开残疾人车的是残疾人，坐残疾人车的也是残疾人，这样一来是很不利于我们的投资环境建设和城市形象的，与市政府让城市亮起来的号召也完全背道而驰……”李先生在信的末尾写道。他思虑良久，以“也是一个残疾人”的署名结束了全文。
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他在同期报纸刊出的房屋出租启事里要求房客须是女性，并且得是非残疾人，年龄三十五岁以下。要不是看上去象一则征婚，李先生还会添上诸如“未婚，无子女”这样的条件。
他的确有征婚这层意思，但并不就是那么直接的。在李先生的想法中双方须有一段相处的时间。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居住，李先生的个人魅力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才能慢慢地释放出来，以便让对方了解。当然，他也得挑剔女方，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就象真正的恋爱一样。除那副拐棍外李先生一向对自己抱有很大的信心。
自然，这不是指他的物质条件──房子、钱和强壮的上肢，更为重要的似乎还在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文化修养。他更在乎男女相待中的精神因素。既然是一次恋爱，那么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往日里欺诈房客的卑劣手段不能再用了。可那两扇朝南房间的门也不能就此整日关上。丑话必须说在前面，以求得到对方的谅解，或是双方的互谅──在女房客答应白天打开房门的同时李先生也将适当地降低房租。这些有必要讲在明处，立下文字，写进租房的约定里。那当然，李先生此举并不是无理取闹或者别有用心。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腿脚不便，需要在房间里活动是其一。其次，对阳光的敏感和要求反映了李先生的精神状况和情趣。同时也有实际的原因，他得使用阳台。阳台一向设在朝南的房间以南，并没有出租给房客，当然，出于主人的大方她们尽可以使用。李先生每天得走上阳台，把洗好的衣服晾出去。可见他的生活可以自理，完全不会连累他人。他多么地爱干净，多么地讲卫生，即使寒冬腊月也坚持每天洗澡，在卫生间里用自来水冲淋，这得要多么好的身体条件呀！他坚持每天用冷水洗澡，旨在说明这一点。每天洗澡，衣服每天都换，随换随洗，绝不积攒，他的勤快也将给她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总之，一扇打开的门太重要了，它几乎是李先生自我表达的唯一的机会。从北屋到阳台是一条多么光辉灿烂的路途呀！在这条路上将留下李先生铿锵有力的足音。想到此处李先生不由一阵感动，他差一点爱上了自己。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他并没有做到以上这些。除了房子、存款和家庭出身这些前提因素外他几乎未做任何努力。他的所作所为正好是相反的。有事没事地在房子里转几圈之外，李先生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睡觉。其实他也睡不着，但躺着已成了他的日常习惯，这样好歹可以暂时摆脱他的双拐了。在床上他只需要使用他的手，读报，或是听广播。他有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收听时间每天都在十小时以上。有时候李先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双腿残疾者，而是一个盲人。他闭着眼睛听广播，眼前的一切因熟视而无睹，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了。
李先生从来不看电视，他的房间里根本没有什么电视，哪怕是一台黑白的呢。说到底李先生是一个老派的人，在他成长发育的年代里电视在我国还不怎么流行，后来由于惰性和怀旧他只接受收音机。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若你询问李先生本人，他会举出看电视的种种弊端来，有关知识当然都是从报纸和广播里得来的。李先生对自己所不具有的东西总是加以无情的攻击，这么做他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目前的情况多少有了一点变化，因为他发现先后进驻的两位小姐虽然禀性职业各异，但对收音机都没有什么兴趣。偶尔她们会翻阅一下晚报，也不过三两分钟。
她们一再抱怨这里没有一台电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们或许能在公用的厅里待的时间稍长一些。她们肯定会减少晚上外出的时间和次数，也不会动辄就把自己关在她们的房间里。有了电视，要是李先生不是将它搁在厅里的五屉柜上而是放在自己卧室的床头的话，没准她们会一直跟进来呢。
李先生躺着，斜倚枕头，而她们并排坐在他前面的床沿上。这样，在她们津津有味看电视节目的同时他就可以仔细打量她们了。没准时间一长其中的一个就会不自觉地身体后仰，靠在他的被子上。那被子里埋着李先生的一条残腿，不过它尚能屈起做一个支撑，好让那姑娘靠得舒服些。由于姑娘们不可能始终腰杆绷直，正襟危坐，那样的事必定会发生，因此一台电视机还是完全必要的。
由于一台电视机的进入安置它的环境有必要做某种改善，具体地说就是李先生的那间朝北的房子要进行一番整理。重点当然是床，至少它应该宽大一些，能容得下三个人的坐卧。目前的情形显然不行。李先生的床又窄又破，由于几十年的躺卧棕绷向下凹陷，加上李先生的身体头重脚轻，床明显地向枕头方向倾斜。这样的一张床是很不体面的，况且那上面的被褥床单也很久没换，散发出李先生本人极为熟悉和偏爱的气味。但那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李先生不仅得换上一张席梦思大床，部分卧具也将抛弃不用。计算的结果他认为这样值得，因为如果结婚的话一切也得买成新的。
终于一切安排妥当，没想到小姐们得寸进尺，提出了更为过分的要求，那就是电话。她们需要一部电话，一部带电话的房子显然对她们更有吸引力，也是最起码的。她们表示要是早知道李先生没有电话她们也许就不会住进来了，就好象她们是为了一部电话才租房子的。李先生没有说明有无电话即是一个骗局。“这年头租房子不可能没有电话，那是最起码的。有电话就不必说了，没有电话当然需要加以说明。你没有说你有没有电话就是说你有电话，而事实上你并没有电话，这就是欺骗！
”她们中的一个说。另一个马上附和：“没有电话我尻机怎么回啊？我的生意还做不做？” 要是放在从前李先生早就不客气了，可这会儿他温和可爱的形象已经维持了那么久。他总是乐于帮助她们，排忧解难，满足她们的一切需要。在她们看来他是一个老好人，谦谦君子，即使她们说话如此无理，刻薄放肆，也有必要看成是一次通常的撒娇。退一步想，一部电话也许真的比一台电视更有必要呢，至少对她们而言是这样的。“你完全可以卖掉电视去邮电部门申请一部电话，即使需要贴钱也不会贴得太多。一间没有电话的房子是很难租出去的，而一间有电话但没有电视的房子则关系不大。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当然选择有电话的了。这个你应该比我们懂，你是靠这个吃饭的。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住一辈子。要是住一辈子的话我们就自己装电话了。正因为你得靠租房子为生，所以电话得由你掏钱来装。一间没有电话的房子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她们断言道）。我们完全是为你考虑，为你着想。”为了一部电话她们不惜否定了当初也是她们要求的电视。
“也许一部电话真的能代替一台电视让她们留在我的卧室里呢？”李先生想。
当然，和电视一样，电话必须装在他的房间里。李先生将整夜开着房门睡觉，要是她们想打电话的话就必须进到他的房间里来，接电话也一样。
那位在歌厅干活的小包里的尻机每晚至少得响八次以上，她经常深更半夜地开了套间的门出去，到楼下找公用电话。由于职业需要她对李先生没有电话这点极为不满，眼看着就有从此撤出的危险。要是装了电话，不仅能使她留下来，回电话时也不必跑到楼下去了。她甚至连外衣也不必套，穿着内裤或睡裙跑到李先生的房间里来回电话。若干次后她将很熟悉电话的位置和房间里的地形，不必打搅正在睡觉的李先生，让他开灯什么的。她将摸黑跑进他的房间，浑身散发着睡眠的气息和护肤霜的香气，一面打电话一面将赤脚盘上了李先生的大床。这次再不必用一条残腿支撑她的后背了，李先生用他崭新的真空棉被覆盖在她的光腿上，以防她在打电话的时候着凉。她的电话向来很长，语调暧昧撩人，一面说一面身体还一扭一扭的。
她将电话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一刻也不能安静。最后用光裸的肩膀和下巴将听筒夹在它们之间，空出手来从小包里摸一支香烟。正待寻找火柴，李先生的打火机啪地一声响了。他为她点着香烟，看着蓝色的烟雾在无名的夜光中飘散开去。后来他感到有一滴水珠落在他宽阔的胸脯上，来自她感动的眼泪抑或她刚刚洗过的湿发。
总之，这一格局中他下手的机会很多，他知道她那种人对摸手摸脚是不会很在乎的，甚至还会很喜欢。弄得好的话她还可能拿着她的手，带着它去摸索探寻，只有她知道自己那时半心半意的需要。她，或者他们这样干的时候那深夜的电话还在继续着，也许她就把他的手想象成电话那头的那人的了。电话终止，她将突然推开他，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连滚带爬地跑回她的房间。那时候李先生就再次变成了一堆垃圾啦。
因此，他对她的那些夜间电话是既欢迎又愤恨的，总体说来愤恨多于欢迎。他恨她和她的客人在合伙利用他，他恨她是一个做鸡的。他恨如此一来她就会不付或少付房租，而那比每月房租更多的电话费则完全得由他出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干过，他不过是白白地贴上了精神体力以及晚上睡觉的时间，并且还落下了一个坏名声，占一个女房客的便宜，和她鬼混，另一个职业相对高尚的女房客因此将永远看不起他了。对最后一点李先生尤其在乎，因为实际上他喜欢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做三陪的。突然有一天李先生想起了他的初衷，不禁汗如雨下。他决心赶走那三陪女郎，思来想去，觉得还得从电话着手。
李先生请人在两间出租的房子里分别装了电话分机，这样，三陪女回电话的时候就不必走进他的房间了。月终结算时他让她交付全部的电话费用，三陪女试图分辩，李先生的双拐已经高高地举起来。他不仅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甚至连电话本身也是因她的要求才装的。“你要是不识好歹，装电话的钱也要你出！”他威胁道。
李先生故意没提另一位房客的电话费，她虽说打得没有三陪女那么多，但也不是一个没打。他这么做当然有讨好对方的意思，况且在冲突之际有效地团结了群众，使自己成了大多数。
三陪女提出她的隔壁也打过电话，不等后者开口李先生蛮横地说：“不管她打没打过电话，这个月的电话费都得你一个人付！”
“那么下个月是不是全由她付呢？”
“那说不准。谁的电话打得多就由谁付，这是规矩。”
三陪女边抹眼泪边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她说“你们”，这是一种多么值得肯定的说法。
李先生说：“没错，我们就是这么规定的，谁的电话多就由谁掏钱，谁挣的钱多就得由谁掏。”
显然，三陪女挣的钱比那位在公司做职员的要多，比李先生这个房东要多，这样说来无论如何电话费都得由她出了。尤其是她挣钱的方式是非法的，对此李先生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每次三陪女打电话的时候他都会拿起枕边的听筒，在一旁进行了必要的窃听。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三陪女本人也并不在乎，甚至她还愿意这样：在与一个男人通电话的时候另一个男人在一边默默地偷听，听筒里偶尔传出李先生不平静的喘息声，他会极为无奈地叹息或故作深沉地咳嗽。于是与另一个男人的交谈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挑逗意味了。她年幼无知，天真烂漫，只觉得这样做令人兴奋，没想到给老谋深算的李先生抓住了把柄。他声称对她的电话进行了录音。甚至无须录音，此刻当着另一位房客的面李先生凭记忆即能完整地复述出那些猥亵的内容。
他当然知道偷听电话是违法的，但与她的非法买卖相比其罪行就无足轻重了。况且他之所以违法是为了揭露她更严重的犯罪，李先生实际上是有任务在身。他表示自己听命于国家的某秘密部门，监听房客的电话正是他的职责所在，非但没有犯法，简直就是执法行为本身。当然啦，看在她曾是他的房客的份上他可以网开一面，即便是国家的执法人员也不是象她想象的那样缺少人情味儿的。当然，她必须掏钱，并接受罚款，保证从今往后不再从事那肮脏的勾当，洗心革面和重新做人。李先生的意思是让她就此滚蛋，剩余的房租自然没有取回的必要了。它们将充公，作为今后的活动经费。
那三陪哭哭啼啼，泣不成声，完全被李先生的一番话语击垮了。要不是公司职员在场的话他本可以让她脱下裤子，为自己服务一番的。情绪激动的李先生几乎都要声称他的残疾是假装的，是为了工作需要，实际上他的双腿十分健全，就和常人一样。那副双拐是为了掩护身份，实际上它们是极其精微的机器，内装发报机并能发射子弹。
然而已没有必要说明这些了。三陪女收拾完行李，当天晚上在付清电话费以后就走了。这以后就剩下公司职员一个房客了。
李先生平生第一次与一个女人共居一室，虽然不是在同一间房子里，但他还是夜不能寐。他保留着开门睡觉的习惯。这天晚上，朝南的房间也开着一扇门，但那里面没有人。另一间朝南的房间则房门紧闭，只是从下面的门缝里泻出一缕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