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青年导演阿米尔莫哈末的纪录片新作《最后的共产党人》于2006年2月首映柏林电影节，3月再映多伦多加拿大国际纪录片影展，4月三映新加坡，同月马来西亚电影检验局“一刀不剪”准予向公众放映，但随即遭遇来自许多方面的强烈反应，而于5月被禁止在其祖国上映。
被禁原因，是该片涉及共产党的历史，提及了一个叫陈平的人。
陈平是谁？
搜索Google，“陈平”是北大教授，“陈平”是山水画家，“陈平”是中共区委书记，“陈平”是摄影家、内科医师、法律学人、宅急送总裁、项目经理、逃亡博客、杀妻后被处决的原检察长，“陈平”是台湾作家三毛，“陈平”是刘邦与项羽的谋臣……
“陈平”是个太普通的姓名。甚至就在同年1月，笔者刚刚在塔斯马尼亚结识了来自广州的青年画家陈平。
而“最后的共产党人”陈平，他其实名叫王文华。当他15岁宣誓加入马来亚共产党时，取党内化名为“王平”。后来他也曾自称“陈金生”以及其它十几个假名。直至被外界误定名为“陈平”。从此，“陈平”名下的人物介绍增添了一项：
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1947－－ ），1924年生于马来亚霹雳州，父亲是福建移民。英帝国“缅甸星”勋章、“1939－45星”勋章和英帝国勋爵士团OBE勋章获得者。也是英帝国与马来西亚政府头号通辑犯。
追溯历史之一
陈平15岁入党，八年后跃升为总书记，除了他本人的才干以外，实在源于一段悲剧性的党史。马来亚共产党于1930年4月底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成立，主持创党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胡志明，中共南洋临委会的领导傅大庆等与会。郑超麟回忆录载傅大庆后来在加尔各答被捕引渡回国，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也被逮捕的胡志明，胡请他通知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傅在龙华看守所遇见留苏同学郑超麟，转告其事。其实郑在当时已成为托派，被中共视为敌人。但郑还是设法转达此讯给中共。六十多年后名扬海外的作家戴晴求见九旬老人郑超麟，告知郑她是傅大庆的女儿。傅已在抗战初期被日本人杀害。
马共成立四年后，一个名叫莱特的越南人进入党内，自称有共产国际背景。其后五年，马共高层领导先后被捕，或死或逐，莱特成为无可争议的唯一最高领导。他在总书记任上一干八年，跨越整个二战，被年轻一代党员视为“马来亚的列宁”。事实上，他是越共的叛徒，英国当局的线人。在日军入侵马来亚的几个月后被捕，又成为日本当局的合作者，并设计杀害了大部分马共高级负责人。他的真实面目直至1947年才暴露。23岁的陈平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并成功地将莱特绳之于党纪。一个共产党被一个多重间谍控制近十年，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所仅见的例子。与斯大林诬指党内元老为“间谍”不同，这已是历史定论。
尽管有如此特殊的机遇，陈平的脱颖而出，仍有赖于他早熟的组织才干与政治能力。他在18岁那年组织起抗日游击队，19岁成为英军136部队的马共联络人。所谓的136部队实际上是一组英国情报军官与中国军队情报人员，由潜艇或空投渗入日据马来半岛。他们完全依赖于马来亚唯一的抗日力量即马共抗日军的保护。陈平实际上成为负责保护的马共最高层领导人与军事组织者。他的英方同盟者给予他如此的评价：
“非常勇敢并博得尊重，不拘小节或形式。体格强壮，圆形孩子气面孔。性格文静，思想敏锐及能力非凡。坦诚及可信赖。非常随和。”
“CTP（即陈平）是霹雳抗日军的首领，……他是一位有能力，明智，讨人喜欢的人，……几乎完全是因为他，我们今天在马来亚才能有30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连队，随时可以攻击日本人的交通线。也是由于他，抗日军队的首长们才能与和他们在一起的英军联络部队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
追溯历史之二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13岁的陈平尚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而一心想要报效当时他心目里的祖国－－中国，去中国投军打日本。其实他这种状态的爱国心代表了当时大多数马来亚华人的国家认同。
在二战前，马来亚半岛是由英帝国直辖海峡殖民地，即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三城，以及英帝国全控或半控的一批苏丹小国（州）构成的一个政治地域。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华人，大多数因锡矿与橡胶开发的经济原因而于19世纪以来移民自中国本土。直至那时甚至并不拥有马来亚公民权。1931年“九、一八”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中国人民对日帝的强烈仇恨。马来亚华人也自然成为日本南侵的天敌。而马来亚共产党是最早自觉地将创建一个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作为政治目标的当地政党。这两大因素使马来亚共产党与英国殖民当局势不两立，同时又在日占时期建立短暂的同盟关系。此外，也使得在日占时期迅速壮大的马共，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政党。因为对与日本人没有血仇的大多数马来人而言，至少英国人比日本人还更厉害地剥削了他们，况且日本人许诺要给他们以独立建国的前景，所以马来人多数与日本当局合作。日本人占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全境后，主要屠杀对象也是抗日华人。
1942年初眼见马来亚即将沦于日本人之手，英国当局在最后时刻，打开牢门，释放马共政治犯，直接送他们进特种学校，教会如何使用武器后，匆匆将他们投入战线后方。在英军溃退的战场上，马共人员收集武器，一支支游击队成立。与此同时，华人中部分土匪成性者也乘机聚众山林，捡起了武器用以打家劫舍。这种情景颇似“九、一八”之后的滿州地区，或者“七、七”之后的河北一带。甚至在河北拉起一支游击队的一个中共政委，也是名叫王平。由于共产党游击队纪律严明，土匪武装便打起国民党的旗帜。不过在马来亚，当时真正的国民党抗日力量是英军136部队里的情报人员。其中职务最高的一位真名叫林谋盛。他与陈平是战友。是陈平将他从潜水艇护送进深山基地。一路上他对陈平大谈国民党观点，陈平则装聋作哑。后来他们便“井水不犯河水”。虽然陈平对国民党成见颇深，但并不妨碍他对牺牲于日本人酷刑之下的林谋盛作出公正的评价。陈平后来对笔者说：他们以为林是阔人家出身的公子哥儿，会经不起日本人刑讯而叛变。但结果没有。“他是一条汉子。”陈平对我说。事实上，马共队伍在它几十年武装斗争中，叛变是家常便饭。甚至党内有共识：人对酷刑的忍受有限度，所以允许被捕人员屈服之后回来继续为党效力，当然附有立功赎罪的条件，并且不许重新入党。由此可知陈平这一句评价的分量。
抗日战争胜利到来之时，陈平与党内同志均以为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已指日可待。它将独立于全世界民族之林。而此时马共正规武装有五千余人，是马来半岛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日本人训练组成的马来人武装也来联络要共同抗英。戏剧性地，日本军队也提议配合马共抵抗即将登陆的英军。如果此事成真，马来亚或许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第二个印尼。但此时总书记莱特下令迎接英军回马，并取消了对独立和民主共和国的诉求，还根据英国当局指示，解散了全部马共正规军。马共失去了它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历史性机遇，永远地与之失之交臂。而且事实上，依然付出了暴力与杀戮的代价。
1948年，清除了它的间谍总书记莱特之后的马共揭竿而起，开始了武装独立斗争。 这场未被正式称为战争的残酷战争持续了十二年，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受到马来亚独立运动冲击的英国当局如他们在印度、缅甸、中东等许多前殖民地所做的一样，明智地提前推出独立时间表，将政权交给当地信得过的政党，让其独立。对马共的斗争而言，英国的对策无疑于釜底抽薪，使它的“为独立而战”的旗下顿失大部分中间立场支持者。加上军事对策“新村”运动的成功，到1960年，迫使已无法在国内生存而只能寄居泰南边境的马共决定放下武器，改走政治斗争一途。陈平也在党内达成这一共识之后，离开丛林，生平第一次经越南抵中国，并且作为马共总书记在中国一住二十八年，不再直接负责一线作战。
约会历史之一
笔者与澳大利亚怡保集团前主席叶林生先生已有十年的交往。叶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人，对祖国一往情深，十年来一直要求我为他创作一幅马来西亚历史画。今年年初他邀我午餐，讨论安排我去马来西亚参观的日程。席间他提到一个名字：陈平。“陈平？就是马共总书记？”我很惊奇。一个大资本家与一个共产党大头目，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关系。“是的，我俩的父亲是朋友，他们来自同一个村子，所以两家是世交。”叶先生在不久前刚刚在曼谷与陈平吃饭聊天。我立即问，可不可以在我访问马来西亚时也安排见见陈平。叶先生满口答应，而且一诺千金。
我对马来西亚，此前几乎一无所知，包括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那么为什么我知道陈平，而且又那么对他有兴趣？那全因为我记忆中一条难以磨灭的旧闻：1989年年底，我从报上读到一条简讯，大意是马共总书记陈平与马、泰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这条消息当时着实让我激动。因为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罕见的例子，同时它又切合我对于“和解”的向往心情。报纸毫无后续报导。因此对我而言，“陈平”这个名字继续笼罩在历史的烟雾背后。
追溯历史之三
对于国际共运而言，1989年是一个比1917年还要震撼世界的年份。从这一年六月初北京长安街上的杀戮开始，到这一年年底布加勒斯特城里的激战为止，血腥味标志了共产主义旗号的社会制度被它所统治的人民大众扬弃。但除了这两三个城市之外，几乎如同瓜熟蒂落一般，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必付出生命代价，便冲决了所有看似壁垒森严的罗网，迈向了一个民主自由新时代：从年初的波罗的海三国，到春夏的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到初冬的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直至一个完美的句号：1989年12月9日柏林墙被人民力量挤垮。整个过程如同某位剧作大师的作品一样既高潮选起，激动人心，又有序曲与尾声。
对于无法走出斯大林主义阴影的一部分共产党人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恶梦，而对于接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另一部分共产党人而言，这是他们努力争得的逻辑结局。
从西方观点来看，这是共产主义大厦轰然倒塌的戏剧性一年，似乎是单方面的胜利。然而换一个视角来观察，难道这不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一个和解之年吗？难道不是全人类的胜利吗？
该年二月，匈牙利开放党禁；四月，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选入议会；六月，波兰团结工会不仅被解禁，而且以选票击败波共开始执政，波共领袖雅鲁泽尔斯基与之握手言和；同月，戈尔巴乔夫预言柏林墙有一日会不复存在；八月，尼加拉瓜亲美叛军解散，为次年民主选举舖平了道路；九月，匈牙利向西方开放边界；十月东德被迫顺应变革；十一月，杜布切克回到捷克政坛，同月10日，柏林墙的大门打开了。在阵营的另一方，南非，和解之风从另一个方向刮来：新任总统德克勒克在十月无条件释放了六位非国大领导人，十一月开始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一系列动作直接导向次年二月释放曼德拉与全面的和解。
1989年的12月伊始，“和解”出现在一个接一个的日子里。12月1日，戈尔巴乔夫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面，两大敌对阵营的领袖成为朋友；12月2日，马来西亚政府、泰王国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同意销毁武器及解散武装部队，宣告马共四十一年的武装斗争结束；12月3日，美苏在马耳他沿岸的一艘船上举行了首脑会晤，会晤后，苏方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宣布：“冷战于今天12时45分结束。”
马共的结束武装斗争进程，与苏美和解的过程完全没有因果关系，所以12月3日“冷战结束”正好紧隨于前一日的合艾和约签署，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一个历史注脚。马来亚共产党似乎比一切历史进程总是慢好几个节拍，以至它失去了所有的出头的机会，却在这共产主义大退潮的最后关头，恰好赶上了这最后的一步。该悲还是该喜？
那么。难道成功地镇压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与百姓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拒绝和解的共产党？
不对啊！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吉米.卡特总统的牧场上戴上牛仔帽的那时，它就已开始了与西方阵营的和解进程。
马共与马、泰政府的和解，与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大，却与邓小平的新政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