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河在蜜腊波桥下扬波，
我们的爱情
应当回忆么？
这两句诗就刻在米拉波桥头的一块铜铭上，蓝得像巴黎的天空。我读到策兰的诗，是在几年以后，从巴黎拉丁区Saint-Sulpice广场的诗歌集市买得一本杜布谢〔André du Bouchet〕和让.戴夫〔Jean Daive〕等人合译的《策兰诗文集》。现在回头去想，时间的流逝丝毫未磨去那时初读策兰时内心震跳的声音。我自认这是一种福分。
夜树的皮，天生锈蚀的刀子
在向你悄悄诉说名字、时间和心灵。
一个词，睡著了，当我们倾听，
它又钻到树叶下面：
这个秋天将意味深长，
那只拾得它的手更加口齿伶俐，
嘴新鲜如遗忘的罂粟，已在亲吻它。
〔《永恒》〕
这个秋天将意味深长……我开始读策兰。如飢似渴。虽然是从法译本阅读，但那时对我已经够了。那些诗句的力量，是我在别处找不到的，我不敢轻易翻译策兰。我一直觉得，凭我的学力和粗浅的德文，我尚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我只有加深我的德文知识来弥补我的不足。为了阅读，也为了生活和呼吸。人历世的经验，有些东西得自亲历，也得自他者。诗歌，更多的时候是阴性的，就像策兰诗中经常怀想的那些女性──“她”﹑“姐妹”﹑“失落者”，犹太人死亡姊妹的身影，她们在策兰文本中叙事的“你”和“我”之间，就像是一种当下的回忆﹕
我们并不是真的
生活过，一下子就过去了
看不见，一阵风吹过
“在那儿”、“不在那儿”和“时时”之间
〔《多少星辰》〕
诗，阴性的，并不意味著韵脚或词锋的轻柔。她有指甲，有稜角，有花蕊，有刺，有手上的风。策兰的诗不需要诗学。在他的诗歌语言里，这阴性的诗，就像他诗中生长在荆棘之上的“大红字的花冠”，“无人的玫瑰”，空无之花，由于拒绝对世界的诗化，她的力量超越一切诗学的界限──
她把我们高高托起，还是那样，永恒，
从直立的脑浆，一道闪电
及时缝合了我们的头颅、皮
和所有
还要精血爆裂的骨头：
〔《本是天使的材料》〕
这个秋天将意味深长……我站在米拉波桥上。这意味著一种流亡。这里我要特别指出“还是那样，永恒”这一诗句给我们的意义。它跟我们有关，跟生活有关，也跟诗有关。这是一个信念，关于在生活中选择什么，坚持什么，以及如何坚持。什么是永恒的呢？
1987年，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在维也纳的一次讲演中预感到，流亡的现实性因历史的移位或错位而变得迷惘了，“一本正经地谈论流亡作家这样一件事变得困难了”。但是布罗茨基并没有认为流亡的意义止于此或被耗尽，因为我们携带著母语流浪，这本身就是在家，甚至离灵感的归宿更近了。但是，这种被迫的归宿并不提供个人精神生活升华的任何保障，反而充满了在日常性中沉沦的危险。策兰所说的，包围著我们的“物质的灰色之灰”，就是这种无形的文明征兆；也是布罗茨基讲的流亡的平庸一面。我想，在布罗茨基的经验之外应该还有一种东西﹕个人记事。
策兰在世时，海德格尔就已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已经远远走在了最前面，却总是自己悄悄站在最后面”。这可能是哲学家对一个诗人的最高评价了。这种个人的谦卑，说到底乃是一种洞达，对事物有透彻的看法。艺术不是真理的拐杖。作为思想的姐妹，诗之言也需要有真知灼见。若干年后，他在一首诗里对此有解释﹕“ 你也说，／最后一个说，／说出你的话。”在战后的巴黎，策兰分享了法国人在国家光复之后的喜悦，但他自己却没有祖国。他的生活仍然是一种流寓状态。诗仍在记忆中摸索。但这时，他已对刚刚结束的历史发出诗的最强音：《死亡赋格》奠定了一个主调。
在个人记事里，对语言的思考甚至不带有种族和神性的成分，因此“语言的流亡”也不存在了，记事成为凡人与世照面的笔录。这种记事〔包含追忆〕以伤悲感取代被诗人夸大了的诗歌光环﹑言说的权力﹑对历史的颂扬以及预言式的激情。语言的血缘也让位于更冷静的思考，成为往事在场的见証。我在保罗·策兰的诗《带著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里看到了流亡的这种谦卑。这位毕生流亡者使“流亡”一词恢复了它古老的涵义：流亡乃是一个人的事件，它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向一个民族远近的历史叙事折射，向大地折射。而且，令我震撼的是，这位诗人中最心系母语的诗人以非凡的勇气道出了没有祖国的痛苦事实﹕
从
为你卜算的，预言的和一语带过的，
从
向上疾呼的，
都在那边备好了，如同一粒
人从自身吐出的心石
连同它那不可
摧毁的钟表机械，出离在外
在非家园和非时间之中。
〔《带著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
策兰经历过个人国籍不明、纳粹集中营和逃亡。他深知在个人的有限生命中，时间性永不会消除这种非时间的距离感，何况历史常常披戴起非人性的面具。它使一个人既遥远又毗邻于被称为母土的东西，包括潜藏在记忆中的那一切，──被灭绝的，失落的。记忆成为不允卸除的负担。
在你身上
话语的天平，词语的天平，家国的
天平 流亡。
〔《带著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
对于一个流亡在外的诗人，没有祖国使他生活在他的母语里，写作成为他个人的事，也成为他的命运。诗人职业退隐到个人记事的背后，而精神的诗意〔某种“山火的法则”〕作为人格的催迫力时时浮现上来。出离在外……文学必要性的古老法则不就是这种被苏格拉底在临死前称作让灵魂自由的状态吗？这也可以归结为流亡的 “伤悲”一面〔甚至是本质的一面〕，即谦卑。它要求一个诗人接受流亡乃自由人的失败的命运。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讲，“如果我们想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自由人的作用，那末我们就应该能够接受──或者至少能够摹仿──自由人的失败方式”。布罗茨基的这个讲演，作于策兰逝世后十七年。流亡的背景已经不同，但奥斯威辛之后还有一个古拉格群岛的存在。以诗歌对抗历史，对抗遗忘，这使策兰的写作始终处在风暴的中心。这甚至给诗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包括嫉妒和仇恨。
记忆，遗忘，──在战后的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有两种意见，甚至在诗人之间，同胞之间。但对策兰来说，不能因为历史的结束，诗就可以超脱。阿多诺，他的同胞，这时已经出来表态﹕“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策兰不这样想。在他看来，苦难并不是拒绝诗歌的理由；何况语言也不是清白的。后来，他在《山中对话》里设想了与阿多诺的一场错过的对话。一个身材高大的犹太人和一个瘦小的犹太人在山中对话。经由母语重建一种纽带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从塞纳河跨过莱茵河，只是一步之遥，而且骑著他熟悉的“西里尔字母”〔曼捷尔斯塔姆的诗歌遗产〕，但他却怀疑多于彷遑。每次从巴黎应邀前往德国朗诵和旅行，从不来梅〔Bremen〕到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从柏林到黑森林托特瑙山的木屋，策兰总是有一种“走夜路”的感觉，要支付“黑关税 ”。
但是，就在诗人的名誉遭到伤害〔“高尔事件”甚嚣尘上〕的时候，不是在巴黎，而是母语国度的人，给了他荣誉。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依然是策兰﹐一个经他改变了发音的名字，以及诗人的天职。
从东方流落，被带进西方，还是那样，永恒──，
书写在这里燃烧，在
三又四分之一死亡之后，在
翻滚的
残魂面前，它
弯曲了，因王冠的恐惧，
由始以来。
〔《本是天使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