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去世之后，父亲在丧母之痛中用朱子语录体写了一篇“慈庭纪闻”（后来在《群雅》杂志连载），记载祖母的言行，其中提到，父亲有时喜欢嘲弄人，祖母就不高兴，说：“我总不说人，亲戚朋友，好的，多来往，不好的，少来往，汝观即我平时不喜之人，我总客客气气底。”又说：“我最不喜面诋人丑，使人难堪。”父亲有时好与旁人争辩，祖母又训斥说：“汝同人争辩时，说起话来，唯恐不利害，专拣顶狠顶重的说，此最是坏性气。”（祖母语均引父亲原文）祖父一生，与祖母一样，秉承“君子成人之美”的儒家原则，不喜欢说三道四、批评旁人。可是这次写“复夏生书”，情况不太一样。一是别人指名道姓，批评到头上来了，总不能不回应，实在是情非得已；二是钱氏所云，牵涉到桐城正宗某些写文章的基本原则，必须予以维护。
祖父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尽管是处处针锋相对，到快结尾的地方甚至反唇相讥，但是从头至尾，话却又说得非常谦逊、婉转、客气，绵里裹针，真像英文成语里所谓“天鹅绒手套”（velvet glove）。文末一笔荡开，余音袅袅，确是桐城家法。据说祖父写文章，每次总要打上很多回草稿，往往要端起稿纸，再三吟哦，常说：“文章自有音响，一字未可轻掉。”想来当年写这篇回应的短文，一定也花了不少工夫。
祖父的诗文字画
五十年代初，当时已经五十岁的袁孟纯，通过高吹万的介绍，拿着自己写的《雪野堂文集》来向祖父请教，祖父读后很喜欢，亲自为其作序，奖掖有嘉，孟纯从此对祖父执弟子礼。（顺便提及，除袁孟纯之外，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的卞孝萱教授，在受采访时曾说起祖父是他早年的古文老师。）根据袁孟纯的回忆，祖父的著作，有曾经在1934年刊行的《灵贶轩文钞》一卷，其中收有祖父早年的三十篇文章。祖父未公开发表的四百多篇文章，孟纯曾经抄成两大册，另外还有几百首诗，文话札记若干卷，记载1913年军阀围攻南京城的《癸丑围城记》一卷，全部都放在我的大伯叶慧晓那里，可惜在文革之中，未能保存下来。
文革之后，大伯、四伯叶参（字曼多）、父亲和叔叔在庆幸劫后余生的同时，也商量着要重新继续收集祖父的诗文。大伯取出他唯一保存下来的二十来首祖父的诗，父亲拿出他写的“先府君行述”， 叔叔从他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借出了《灵贶轩文钞》，加以复印。随后的十年之内，他们继续多方求索，可是一共只收集到四十六篇文章，六十多首诗。大伯、父亲、叔叔先后去世，最后由四伯总其成，加上袁孟纯在1983年以八十四岁高龄特地撰写的“桐城叶先生别传”、父亲的“先府君行述”、在附录中又加上近人沈瘦东（字其光）的《瓶粟斋诗话》中评论祖父的两则诗话，合为一集。四伯写了一篇后记，由我的堂姐叶照抄录一过， 在1986年夏天复印后装订成册，分给各房，这就是我手边的《灵贶轩诗文钞》了，收入的诗文比起袁孟纯所作的统计来，还不到十分之一。
至于在外面流行的的以祖父名义发表的著作，比如《白话句解老子道德经》、《白话译解庄子》、《白话译解韩非子》、《白话译解墨子》、《白话译解战国策》、《白话译解国语》、《白话译解孙子兵法》等等，大多由广益书局出版，其实大多是父亲和我叔伯等一班子弟兵的作品，其中还包括叶家的“长房长孙”、我的大堂哥叶群 ，当年完全是为了应付生计，真正是英文所谓的potboilers而已，当然凡是碰到疑难之处，他们随时可以请教祖父。其中的《白话译解孙子兵法》据说是同类书中的滥觞之作，颇受好评。另外祖父还有《书经选注》、《荀子新释》、《三苏文选注》、《历代闺秀文选》等几种，很可能倒是他自己做的。
祖父一生专注于古文的撰著，很少写诗。五十年代中叶，青浦人沈其光通过袁孟纯的介绍，带着自己写的诗文来我家向祖父请益，祖父读后很快给他去信，并写了一首五律送给他。沈氏后来写成的《瓶粟斋诗话》中，有关于祖父的两则，前一则一上来引用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所说，“古人诗文合一，真理相通，断无真能文而不能诗，真能诗而不能文者。”然后说祖父“诗亦颇工”，并全篇抄录了祖父写给他的信和五律。后面一则，引了祖父1933年五十八岁时写的系列七绝四首，题作“徐师竹表兄别三十有五年，以诗存问，依韵奉和”，读来颇有韵味：
晚岁亲知影渐零，短檠留得旧时青；年光消尽归吟卷，付与江湖一夜听。
秣下西风丁酉秋，帘波长挂隔生愁；晓钟残月平生侣，坐想清吟到白头。
桑江易改落风烟，老忆明时各惘然；记得开元种杨柳，似闻双鹤语尧年。
老树花难掩丑枝，忏除哀乐更无诗；谁知淮海矜年少，剩有苍茫独立时。
祖父现存的诗，有一首七绝很有趣，题作“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由徐志摩、林徽音陪同，轰动一时。当时叶家住在北京春树胡同，祖父此诗，当为那时所作：
口耳喧虺印度诗，文言未达费奔驰；蜗牛篆壁南通范，老屋昏灯世未知。
我四伯为此诗作了注释，说诗中的“南通范”就是范罕，字彦殊，是陈师曾的老泰山、著名诗人范当世之子，亦能诗。（上文提到，祖父曾和他一起，点评陈隆恪的诗作。）当时范罕供职于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独身一人住在宣外的南通试馆，十分简陋。范罕自嘲，把自己的住处叫作“卧牛精舍”，四伯曾随祖父去拜访他。祖父见他一位世家公子，冷落京曹，与泰戈尔在中国受欢迎的境遇大相径庭，颇为不平，因有此诗，将中外诗人的境遇作强烈的对比，颇为发噱。
我很喜欢祖父一首题作“夏日晨起”的五古，也是1924年写的，颇富哲理，句法亦活泼可喜，让我看到祖父壮年时达观的一面：
晨光润新绿，飞鸣意交快，盎然生趣中，虚空本无界，万汇乘天机，少见乃多怪，天意厚良苗，何曾尽稊稗，一洗平生胸，胡为生蒂芥。
祖父一生，勤练各体书法，小篆常临摹安徽怀宁先贤邓石如（1743-1805），隶书常临摹“礼器碑”和“曹全碑”，行书宗师李北海（李邕），草书取法董香光（其昌）。祖父的老友丁传靖曾经称赞祖父的细楷书“冠绝一时”。祖父暇时也喜欢画山水。安徽庐江名士吴博泉，有一次见到祖父的山水，说是放在清代画家戴醇士（戴熙，1801-1860）的作品中，可以乱真。然而祖父对自己的书画，却不怎么当一回事，说自己的字“功力未深”，画则是小时候自娱的“结习”罢了。2005年12月26日，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聘为顾问的卞孝萱，在致词中说起当年祖父曾向他传授桐城文法，并且把祖父七十二岁时（当为1947年）画了送给他的一幅“论文图” 郑重其事地转赠给了研究会。祖父地下有知，不知当作如何想。以我今天看来，祖父的字融合各体特色，确实别具一格；他的山水笔法清腴，风致潇洒，确实颇得几分戴醇士的神韵。
尾声
走笔至此，我觉得对自己童年时代何以与祖父极少交集颇能理解了。祖父尚未届冠年时，先娶丹徒赵氏夫人。她生下我大伯后，不到三年就去世了。1899年祖父继娶我的祖母，一起生活了四十年。祖父和前后两位夫人都是情深意笃，感情极好，在诗文中多有抒发。我小时候，祖父已鳏居十余年，而且渐渐地故交零落，越来越觉得冷清。
1953年那一年，祖父的老友夏敬观去世。当时我大姐正在安徽黄陆师范执教，母亲在给她的家书中写到此事，说父亲陪祖父去老夏家吊丧，夏幼达见到他们，痛哭失声。后来老夏安葬在闸北宝兴路的联义山庄公墓。祖父应幼达之请，以七十八岁的高龄，“精思结撰”，写下了为老夏作传的“新建夏公墓志铭”，这是祖父文集中最后的作品之一。文章将近结尾处，祖父不胜感慨：“自公殁而中原耆老几空，余游旧亦无人矣。”
老夏去世之后，常来看望祖父的，除袁孟纯之外，还有一位江苏丹徒人、收藏家尹石公（1888-1971）。我母亲去世前后，国内政治气候丕变，知识界噤若寒蝉，到祖父生前最后两年，几乎没有人再来看望他了。正像我外祖父诗中有云，“老如待决囚，死期固必至，” 一位孤独的老人，一生历经动乱，到了暮年，笼罩在日见浓郁的死亡的阴影里，面对像我这样与他相隔着广阔的“代沟”的孙儿辈，又能有多少话说？
最后顺便提一下，祖父出生于前清光绪的丙子年（1876）。他四十八足岁时，民国的甲子年（1924），我大哥叶治出生。我在民国戊子年（1948）出生，比大哥小二十四岁。我四十八足岁那年冬天，又是一个丙子年的岁尾，我儿子叶襄在美国出生。我们家这四个人都属鼠。祖父和他这一位曾孙, 年龄相差两度丙子，整整一百二十岁，从未觌面。大哥三年前也走了。逝者已矣，而悠悠天地间，依然是生生不息......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于美国加州华山市寓庐）
[载于《无轨列车》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年， 14-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