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叶玉麟散记
发布: 2017-3-30 17:51 | 作者: 叶扬
祖父的师友
这两位前辈，前一位是桐城名家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以《抱润轩文集》闻名于世。祖父敬通伯先生为父执辈，后来正式拜师入室，成了他的大弟子。当时像通伯先生这样的文章高手，常常要应人之请，写一些应酬的文字。现在收入祖父《灵贶轩文钞》的文章，有两篇传记、墓志铭，署明为“代通伯师”所作，可见通伯先生对祖父放心的程度。在祖父文集前面的“诸家评识”里，通伯先生的评语列在最前面。他一上来就说：“大文视前，进益殆不可量。欧公所言，‘老夫当让此人出一头地’者也。” 此语引用了欧阳修的名言，字里行间，不无当师傅的自豪。又说：“性情笃挚，虽应酬之篇，亦无泛语，读之恻恻动人。叙琐事出以雅辞，风韵绝胜，佳处往往逼似欧归。感喟深至，幽光炯然，是学永叔有得者。”这些评语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一语道出祖父文章的特点，是致力于学习欧阳修（永叔）和归有光（熙甫）两家偏重阴柔的抒情风格。
后一位则是江西义宁人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他对祖父的文章，也批阅说，“雅洁不失先民矩矱，性情流逸处，特觉朴挚。”从我高祖叶树南和陈散原的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那一代起，陈、叶两家就是世交。戊戌政变之后，当时担任吏部主事的散原和他父亲同被清廷革职，退居南昌西山，一年之后，散原移家江宁，两家经常来往。陈散原是与我外祖父齐名的同光大诗人，但是实际上古文颇受桐城派的影响，写得也很好。马、陈二位，虽然和我曾祖叶保庆也是朋友，但是他们跟前面提到的毛庆藩先生，更是至交。
毛庆藩，号实君，江西丰城人，先世几代在四川为官，他1846年也是在四川出生的，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进士，历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直隶按察使、江苏提学等职，最后在甘肃执掌一方行政。他先娶了一位刘夫人，很早过世；续弦继娶的夫人，就是我曾祖的胞妹、祖父的姑姑，两人白头偕老。1924年初秋，庆藩在苏州去世之后，应庆藩的家人所请，是陈散原写的为他作传的“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是我祖父替他写的“行状”。散原的文章一上来就说，“公于三立之交，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规我之过，警我之顽，诱掖我、爱护我，终始数十年如一日，平生所兄事引为畏友，盖无以逾公云。”（见《散原精舍诗文集》卷十六）文章后面，还说到一段很有趣的往事，文笔十分生动，说是光绪初年，庆藩正当壮年时，到长沙去拜见陈宝箴，随后散原陪他同游南岳衡山。两人登上祝融峰之后，遇上了一场暴风雨，衣服全湿了，进佛寺借宿，“张灯就饮，倚几纵论”，谈起各家学派。散原说他当时特别欣赏王阳明，对朱熹略有微词，没想到这位笃信程朱的庆藩“怫然变色，责其谬误”，然后就离席先去睡觉了。半夜里散原听见庆藩在床上辗转叹息，连忙披上衣服去他床边跟他道歉说，“怎么还没睡着？我刚才说话实在不够检点，但是我自问还不是个离经叛道的人，老兄何必如此呢？”庆藩没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第二天早上，两人“一笑而解”。散原说庆藩后来先后师事太谷学派的李龙川、黄葆年之后，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固执己见了。
陈散原长我外祖父七岁，与外祖父诗酒唱和，完全是平辈之交。多年之后，祖父认识了外祖父，后来结为姻亲，也成了平辈。但是因为我曾祖和庆藩的关系，祖父对长他二十三岁的陈散原，一直视为长辈。倒是祖父和散原的长公子、画家陈衡恪（字师曾，1876-1923）同岁，经常来往。师曾去世时，得年才四十八岁，祖父写了一篇情意深挚的祭文，称赞师曾的才能，追叙两家的世交，悲叹师曾坎坷的一生，以及他的英年早逝。文章不长，抄录如下 （标点属我臆断）：
嗟我与君，生皆丙子，岂期君年，遽止于此。翁与外舅，天下争知。唯君所蓄，亦匪易窥：序念殊诗，文特深美，诗心破空，纵入画理，世岂能知，疏放自喜。我与君家，识祖子孙，群季雅故，晋人清言。辛亥避兵，江宁危城，君偕彦通，过我趣行。悲君生平，独抱深痛：母艰再丁，炊臼再梦；闻赴南奔，又伤雏凤。彼苍忌才，酷于庸众；名父笃老，归谋依恋。鬼利人殂，构此奇变；魂不去亲，入地呜咽。熙甫作记，念方思曾，见君幼子，悲来如症，秋坟鬼唱，断雨蛩应。尚飨。
陈师曾先后娶过两任妻子，均早卒，前任妻子是陈散原的好友、著名诗人范当世（字肯堂，1854-1904）之女。这里文中的“翁与外舅”即指散原、肯堂二人。除师曾外，祖父与陈家其他兄弟也都认识。近年师曾的二弟陈隆恪（1888-1956）的遗作《同照阁诗集》整理出版，其中第一卷的部分诗作，曾经祖父和陈家的姻亲范罕（肯堂之子）点评、眉批、夹注、题词。但在祖父自己写的与陈家有关的几篇文章、例如1932年写的“陈散原先生八十寿序”、1937年写的“陈散原先生诔词”以及上面这篇祭文里，除师曾之外，提到最多的就是散原翁的四子、大排行老七的方恪（字彦通，1891-1966），而从未单独提及后来大名鼎鼎的三子寅恪。散原的几位公子里，除多才多艺的师曾之外，要以彦通最擅旧体诗词，后来又曾长期住在上海（霞飞路葆仁里），所以和祖父来往比较多些。
与祖父交情甚笃的另一位老辈，是江苏兴化人、自学成才、著作等身的李详（字审言，1859-1931）。宣统元年（1909年），张人骏继端方任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李审言和我祖父同被聘为分篡，成为同事，可惜时间极短。几年之后，两人都到了上海，重叙旧交。1916年，审言在读了祖父的文集后，欣然题词，提到他们当年相交的这段往事，说“坐席未暖，时世变更”。这段题词，收入《灵贶轩诗文钞》的“诸家评识”之内。审言对祖父十分欣赏，话说得颇为夸张：“详流浪江湖，授徒自给；而君居海上，挫廉养晦，摛文自娱。夫海上腥臊之地，着君一物，天地崎岖，得以不坠，固赖有君辈耳。”正是这位交游甚广的审言先生，首先介绍祖父与我外祖父认识，细说起来，该算是我父母的大媒人。外祖父日记中，1917年4月19日那一天，记载说“李审言及其友叶浦荪、洪述之来访”。这一年，外祖父五十八岁，祖父四十二，而我的父母当时还分别只有十四、十六岁。后来叶、郑两家联姻的事，我当在另文详叙，这里暂且略过不提。
祖父通过李审言认识了外祖父之后，又在外祖父海藏楼的座上结识了画家、词人夏敬观（字剑丞，1875-1953）。剑丞先生是江西新建人，长我祖父一岁，后来长期住在上海，与祖父成为通家好友。他的哲嗣、工程师夏幼达（字承诗），后来成为我父亲的莫逆之交。在我们家，因为与夏家两代相交，总是称剑丞先生为“老夏”，以示区别。剑丞在祖父文集的“诸家评识”里写道，“朴澹隽永，不矜才、不使气，通伯先生文章所以高于流辈也，君能有之。”确实是一语中的，道出了祖父文章与马其昶一脉相承的风格。1934年，我叔叔叶百丰准备刊行祖父的文集时，就是请“老夏”写的序言。
祖父的另一位好友，是江苏丹徒人、知名藏书家丁传靖（字秀甫，号闇公）。1913年，丁氏从北京南归奉亲，在南京与祖父成为邻居，两家连院，书声相闻，成为至交。军阀混战，战火烧到了南京城，两家也同遭劫难，先后逃离南京。叶家就在那一年，由祖母（嘉兴钱纫秋，字君宁，1878-1939）变卖了自己的金首饰，换成路费，初次搬到上海。丁先生在祖父文集的评识里说，“伏读大著，韵致婉约，神味渊永，写至性情深挚处，每使读者凄然掩卷，信乎文之能移人情矣。”丁先生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去世，祖父在1946年追忆亡友，为他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小传。
江苏金山人高吹万（名燮，以字行，1878-1958），早年参加南社，后来专治毛诗，晚年住在海格路177号，与我们家隔街相望，祖父和他结交后，时常往来，并为他的《吹万楼文集》作序。我祖母去世时，祖父已六十四岁，后来终老独身一人，每次去高府“可读斋”作客，见到高氏老夫老妻，相敬如宾，回家后想起祖母，总是很感伤。祖父于1958年6月26日去世，不到一个月之后（7月23日），吹万也与世长辞。短短一个月之内，小小一条海格路上，接连走了两位一代名宿，却阒无人知，但在那个所谓“大跃近”的年代，实在不足为奇。
祖父的为人和唯一的一次笔战
关于祖父的生平，现存最为详细的资料，就是我父亲写的“先府君行述”和奉化人袁惠常（字孟纯，一作孟醇）写的“桐城叶先生别传”。从这些资料以及祖父文集的“诸家评识”里，可以看得出，祖父为人，有时不无他那位姑父毛庆藩的戆直，但总的说来属于温柔敦厚的类型。
记得父亲说起过祖父的两件小事，颇能说明祖父的性格。一是祖父在1903年第二次去应乡试，半道而回。父亲在他写的“先府君行状”里提到此事，为尊者讳，写成“道病还”。实际上父亲听祖父自己说过，他当年中道折回，并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是忽然想念母亲，不能自已，于是打道回衙，也许因为怕父母责怪，托辞生病。祖父是个孝子。父亲文章中写到，1929年我曾祖母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当年祖父自己也已经五十四岁，头发已经花白，曾祖母的灵柩出殡时，祖父跟在后面，一路上痛哭流涕，引起路人的惊叹。祖父在他写的“先妣事略”里说自己活到五十四岁，和曾祖母从来没有分开过三个月之上。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祖父真是身体力行了。
父亲说起的另一件小事，想来大概也是祖父自己讲给他听的。那是曾祖父在江苏睢陵县知县任上时，有一次官府抓到了江洋大盗，曾祖父在审讯中动了怒，吩咐动刑。前堂在打板子，祖父在后堂动了恻隐之心，连忙写了个小条子，出去递给曾祖父，请他慈悲为怀。曾祖父平时最恨家人干涉他的政事，回到后堂大发雷霆，把祖父狠狠骂了一顿。
如前所述，祖父的文章，与他的老师马通伯先生一脉相承，走的是欧阳修、归有光那种偏重阴柔哀婉的路子。在《灵贶轩诗文钞》里，我最欣赏的一篇，却是他的“复夏生书”，这是他一生打的唯一一场笔仗，所以与他向来的风格不尽相同。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是后来名满天下的钱钟书先生的父亲，1923年后，曾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1932年，他写了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颇受读者欢迎，四年内再版四次，1933年再版时改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1936年在这部书的第四版中，钱氏作了较大的增订，其中在散文的部分，在“马其昶”条目后面增加了“叶玉麟”一段，对祖父的文章作了批评。祖父本来没有读过此书，并不知情。过了一年，有位相识的浙江青田青年，名叫夏沂的，把这本书中批评祖父的这一段抄来给祖父看了，于是祖父就写了这封信，回应钱氏的批评，夏沂送到报刊上发表了，后来也曾经刊登在四十年代初父亲、叔叔他们兄弟一起办的文言文杂志《群雅》上。文章不是很长，抄录如下（标点符号和段落是我臆加）：
麟白：辱示钱基博先生著《中国近代文学史》评吾文，读竟愧俯滋感。自先师殁，又苦离索，久不闻过也。年事就衰，荒冗废学，诚苦不自知。何幸钱君见厚，抉择其疵累，将毋以为可教而诱之使进欤？
仆往时好规抚熙甫，或不免“琐碎伤洁”。先师尝论拙文，谓有真味。陈丈伯严谓雅洁不失先民矩矱，而性真流逸处特觉朴挚。今钱君谓“意尽于文故少味，语不免絮斯伤洁”，亦仁智所见不同也。又谓：“ 喜为闲性眇状，摇曳其声，以取姿媚，而乏高识远韵，又控御纵送未极伸缩转换之妙，此诚桐城之支与流裔，而独抱逸响以没齿不贰者矣。” 钱君持论至高，举凡文家通病，某几尽有之，文家至高极诣，求备一人。惜乎曩从先师二十余年，未尝闻此；即早岁瞻瞩诸老辈，亦不获督责。岂阿私所好，责人不欲其尽邪？人生不幸不闻过，美疢不若恶石，吾于钱君，滋感佩焉。
抑又有难言者。李越缦论古文之法，非坏于八家，坏于茅鹿门以后之评八家者：“虽方望溪之文有义法，姚姬传之学有本原，而尚陋习相沿，惑于挑剔吞吐、开合照应，以摇曳为神致，以断续为离奇；数字之文，必有针线脉络，一行之简，亦须起伏映带，此学究之蛊毒中人最深者也。” 循是说也，岂第方姚不足言文，即八家亦无能免焉已。且使衡量古人之文，必尽废除起伏映带、照应开合，吾不知将从何处品第其高下也。要知越缦所论，亦不为无见，盖非桐城老辈笃守义法之过，乃摹拟声调未能脱化者之过也。致诋为“蛊毒中人”，亦太甚矣。试为是论者，其所作果能直追先秦两汉而方轨马班乎？
仆素不欲与人争名，亦不欲以空言矜示后觉，平生习气恨未能除，时复孤吟自赏，聊以卒岁。尝慨先辈息心蹈晦，穷毕生之力，乃能专精一艺，竭数十年之劳，仅成一书，远不若今世诸大师，旬月半岁之间，裒然著述巨帙，巧拙顿殊。岂前贤精力皆不若后人邪？以此自度薄劣，万不敢言著述，恐愧负钱君教诫之盛心矣。
同学诸君，并烦以此意相告，各自奋勉以循名寡实自励，非鸿通卓识如钱君以昭示学者迷误为职志，固不容轻肆评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