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敢于斗争
文革期间的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主要行为是农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寨不是农民的自愿，是从上往下、完全排除个人权利问题和技术进步问题的政治动员。农民被强烈地告知，学大寨可以改天换地、改善生活。那时，在继续对调的革命中，经过几年的一打三反等阶级斗争运动，乡村“红色政权”都已巩固，管控体系的政治动员能力达到最强。因此，农业学大寨得以全面推行。
在余家沟，学大寨只是“抓革命促生产”，埋头苦干搞农田基本建设，以图改变耕种条件，没有学习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分配办法。那种办法是在斗私批修的最高原则下，农民以劳动标兵为尺度，提议自己的工分收入，由群众评议确定。实际上那是一种以个人收入为控制手段、以“思想革命化”制造新人为目的的政治工作。余家沟的农民说那是“胡㞗弄（lòng）”，方言词义胡乱搞。
农业学大寨不是需要分散权力的经济行为，而是需要集中权力的政治行为。因此，生产大队的领导力成为首要问题。领导力强，就学得成大寨；领导力弱，就搞不起来。当大队的学大寨决策影响到生产小队和农户的利益、出现抵制言行时，大队可以用当时鼓吹的“一元化领导”进行控制，即成立各种小组，统一领导。
我们建立了长年基建队，成立了“长年基建队委员会”，设立了学习宣传组、经济管理组、技术组，成立了基建队“党小组”。基建队组织独立，政治、经济相对独立。在大队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工作。基建队中，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制度。（1976）
各小组组长不是由大队主要领导个人兼任，但都是确保拥护大队领导的人员，如知识青年。而“严格的纪律制度”保证了规矩的建立，谁都不可逾矩，实质上是保证大队书记在村里一言九鼎的地位。
……成立了广播组，针对错误思想展开了宣传。政治夜校中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批判了开荒生产、不搞农田基建的资本主义倾向。（1976）
文革时“资本主义”含义很广，包括传统落后的农业耕作方式和耕种条件。保守的乡村传统文化对于激进的学大寨，会形成一定阻力，解决的办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这是指在农村的“上层建筑”领域，农村“政权”敢于对“错误言论、错误思想”作斗争，敢于冲锋，造成一呼百应的局面，形成“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态势。
对好人好事、坏人坏事、资本主义倾向，我们在黑板上写，在广播中讲，在墙报上画，在节目中演，在评论会上让群众评。小评论、画画儿等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武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靠学习提高了觉悟，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了革命，促了生产。（1976）
提高觉悟即改造思想，亦即思想革命化，是极权主义制造新人的基本手段。农民在反复学习重要讲话、持续斗私批修的压力下，不敢抗拒“革命大批判”，便“提高了觉悟”。“提高了觉悟”有不同性质，少数人是被洗脑，唯党的权力和主义是尊，丧失人性还振振有词，真正成了新人；多数人则是恐惧。陕北农民的“提高了觉悟”，一般都是产生了恐惧。提起文革等政治运动，农民常说：“哎呀，怕人咧！”方言“怕人”的词义是使人害怕。
“占领……阵地”，顾名思义是一种敢于斗争的武力观念，后来传承为敢于亮剑。斗争的方式，是根据当时运动需要，进行宣传动员性的写画说唱、学习文件、开会批判等。运动治国体系下，没有不搞运动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各种时行的运动语言，以保证说说唱唱不离开体系安排的运动方向，不出现导向问题。以导向为标准，必然会破坏民间文学艺术，但对于运动目的和领导权的巩固来说，任何时候导向都比艺术重要。对于这类宣传，形式上，偏远乡民会觉得热闹，内容上虽然不信，但能从中感到持续的政治压力。
联系本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等同志编写了眉户剧《创业坝》，×××等同志编写了三句半《创业坝上好人好事多》等节目，对存在落后思想的同志，又是一次教育。（1976）
在陕北，对吹牛、说大话、夸张强调、叙述失实，农民有个方言词汇叫“走气”；撒谎，农民方言说“谖（xuān）谎”。那时农民看着这样的节目表演，或听着这样的文件，会笑说是“谖谎”，是“走气”。比如余家沟史料：
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经过激烈的阶级大搏战，被谷志有篡夺的政权，我们贫下中农又夺了回来。（1970①）
这种叙述就是明显的“走气”。对于“人民公社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农民也悄悄说“毛主席走气咧”。由知青主持的那种村庄演出，内容常被农民笑说是“走气”。那种乡村演出的性质和目的，和几十年后个别央视春晚一样。那种央视春晚，有文革乡村的演出传统，是文革结束多年后比较突出的一次大“走气”。
农业学大寨高潮阶段，在权力已经集中的条件下，乡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村庄发展的梦想，会成为实际上的村庄梦。村庄梦的内容是让集体变得富裕强大，比别的村儿都强。村庄梦的特色是所有农民只能统一地梦集体的强大，不能梦个人的权利。一醒来，大家都得说同样的话，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睡下，也得做同样的梦，比如农业学大寨、打坝修梯田。
创个人的小家业，是没有出路的。要彻底解放，就得听毛主席的话，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克服小生产者旧意识，创集体的业，创社会主义的大家业！（1976）
强制性的工作方式，由于生硬而不近人情，会出现党性而不近人性的现象。个性因此逐渐磨灭，人性因此逐渐消失。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对立。
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工作搞得“硬”，和群众的关系，有时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要看到，越坚持斗争哲学，越把工作搞得“硬”，才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1976）
党性的根本特征是党的利益的驯服工具，而不是余家沟村民的服务“工具”。对村民“坚持斗争哲学”，实际上成为一个党性培养过程，即越来越坚信：越工作“硬”，越与群众对立，才越符合群众根本利益。而群众根本利益和党的利益是统一的。
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有时要伤害到眼前利益，但是归根结底，伤害的不是社会主义大家业的利益，而只是个人的或小集体的利益。（1976）
敢于亮剑的“硬”的工作精神，导致了这种伤害有理的逻辑支持。这实际是暴力统治的一种传承。对于个人权利的要求，对于民众权利的对立，以不在话下的态度，摆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斗姿态。“硬”的根本原因是无视农民个人权利，理由却是为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这反映出了那种根本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性质。农民需要的是个人权利，不是那种根本利益。那么，为什么会把“根本利益”强加于农民呢？农民失去的土地、牲畜和生产自由，那些个人权利，都去哪里了呢？都到了农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手里。因为根本利益的受益者并不是农民，而是代表，所以代表会要求农民服从根本利益的需要。把个人的或小集体的利益，定义为资本主义倾向，或资本主义复辟，符合代表的利益。而农民真正的根本利益，恰恰是被剥夺的个人权利。
1949年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革等“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情，都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人民在管控体系下无法反抗。在基层，公社一级向各村无偿征用劳力，加重村庄负担，做“最符合广大社员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情，村庄一级也都不敢僭越、无法抗拒。任何情况下，管控体系实现上级的意图，保障上级的利益。因为越往上级远离农民，越能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在村里，打大坝既然是为了根本利益，就可以“实行严格的纪律制度”，个人必须服从，不许妄议。
党支部不是“对人民群众实行专政”，而是在干着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工作，就眼下的条件来看，党支部有必要实行严格的纪律制度。（1976）
这样，一位代表党的利益的大队书记，坚信他的梦是为了群众根本利益，他就可以勇于冲锋。即使村民不跟他做同一个梦，他也有权力让村民生活在这个梦中。确实曾有真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忘我投身，但那样的理想主义完全不顾及农民的个人权利，往往强制农民服从乌托邦梦想。因为那是集体化的梦，是“根本利益”的梦。个人的梦因此得服从集体的梦，个人权利便真的成了一个梦。
那时，无论怎样高压、批斗、抓革命促生产，队干“懒政”、社员怠工和劳动积极性差的问题，永远也没有办法解决。可以把社员管得不敢反对、不敢议论、不敢上工迟到、不敢拒绝打坝修梯田，但不论能管住什么，就是管不了没有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因为极权制度无孔不入地控制了农村生活，农民个人权利彻底丧失。直到停止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解散人民公社，各家各户自主经营，在经济生活中有了一定程度的人权，劳动积极性才恢复为几千年来的常态。
但是，个人利益和人权的根本保障——从农民耕地到报纸电视的各种资源，始终在“根本利益”那里，规定了姓氏。设为“代表”之名，便可以任性使用无限膨胀的权力，恣意侵犯空间逼仄的人权，导致出现规模骇人的权力贪腐，不公平不公正地形成财富两极分化。文革后三十年形成的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盖源于此。惟有彻底反思文革，彻底抛弃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走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对民众强调的宪政民主进步之路，才可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产生人权与政权的制衡力量，才能解决权利不平等的社会不公问题。而不再是以权力和资源占有者的对调来解决问题。
文革的根本性质是拥戴极权、侵犯人权。如果回到文革，回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只能是利用对极权的拥戴来继续权力的对调，而且“七八年再来一次”，没有止境。根据历史的经验，对调会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个人财产、尊严甚至生命也必然失去保障。用文革语言形容的话，那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所以，人权是反思文革的核心关注点和价值尺度。即以人权为标准，对比“人民权”，观察那时的红色政权，全面衡量评判文革，及其由来历史。反思文革的目的是人权侵害认知、人权观念普及、人权价值确立、人权制度建立，建设人权本位、人权保障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宪政民主法治，实现公平正义。结束政权本位的党性文化，形成人权本位的人性文化，确立尊重个人主体地位，让人权成为第一位的核心价值观，才可以永久地消灭文革。
如果文革阶级斗争年代“治大国如管小村”的历史经验成为继承遗产，一定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伤痛。因为文革不是精神财富，是精神糟粕。
201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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