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如管小村
发布: 2016-5-16 18:29 | 作者: 王克明
反对集体化等事情是农民谷志有的历史问题。用历史问题建立罪行逻辑的目的，是证明他必然反对文革的新生红色政权。不许反对造反夺权后成立的大队革委会，是余家沟一打三反的目的。
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围绕政权所进行的两个阶级的斗争就更加尖锐化了。一个要巩固这个红色政权，誓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推翻这个政权，在我们余家沟搞资本主义复辟。（1970①）
1968年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后，中共开展大规模整党运动，山间乡里也被卷入其中。余家沟史料记：
谷志有扬言：“这次整党就是要整张××，他兔子尾巴长不了，秋后蚂蚱没有几天蹦头了。”把矛头直接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上。并密谋组织了第二套领导班子，妄图推翻红色政权，搞宫廷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1970①）
一个贫苦山沟里的贫苦农民不喜欢自己贫苦村庄的贫苦队干，希望他能下台，就是妄图“推翻”、“政变”、“复辟”，具有了反对新生红色政权、反对革命委员会的性质。这种不着边际的扣帽子，和捕风捉影地编剧情节，在文革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持续十年。这种现象至今也有少量继承，如不着边际地扣“极右汉奸”等帽子，颇类偏执妄想病态。随意地扣帽子、大批判的目的，是制造高压环境，使农民只能服从，不敢反对。
广大贫下中农举旗抓纲，揪出了谷志有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两面派，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1970①）
给深山沟里的一位农民凑一些材料，指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由运动组织者以广大革命群众的名义，把他揪到村民前面，在山间一块平地上批斗。那时候全国无数村庄都这样选择无辜，制造敌人，用于批斗。这种“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以有效地使人慑服于毛泽东思想。
反对自己不满意的队干，本是每个农民的权利；反对现任的村庄领导班子，如大队革命委员会，也是每个农民的权利。同样的道理，反对公社领导和公社革委会，反对县领导和县委，反对省领导和省委，都是农民个体的自由权利。他没有圈一块根据地搞对抗性的武装斗争，没有用枪杆子去夺取生产大队的领导权，也没有搞恐怖主义，那么，“反对”就是他的人权。农民反对党的领袖，不喜欢毛泽东整人；反对党的领导，不喜欢老弄阶级斗争；反对党的政策，不喜欢集体化，本能地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对党的方针，不喜欢私有财产被剥夺、一切都归人民公社等等，那时都归类定性为“反党”。其实，那些“反党”都是农民的人权，是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不许“反党”是党权的体现，“反党”是人权的体现。人权包括“反对”的权利，即反对政党、政府和社团行为的个人权利。用“反党”的政治帽子进行压制，是文革极权制度下，不受限制的党权对人权的侵犯。
二、不许乱说
文革初期的《我是牛鬼蛇神》一歌有词“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十年文革期间，管控体系利用群众运动，容易控制“乱动”，即“破坏活动”。主要防止的一直是“乱说”，即独立议论。
不许乱说的有效震慑方法，是选取已知话语定性批判，使人了解哪些话不能说。从余家沟村文革史料可见，四清运动中，进入乡村开展运动的官方工作队，曾用钱、粮和布票引诱贫苦农民揭发本村批判对象。被批判的农民实事求是地议论这种阶级斗争实用方法，并表达不满时，被定性为“诬蔑”：
谷志有诬蔑伟大的四清运动。他说什么：“64年社教运动，给贫下中农发钱、粮和布票，谁揭发我的问题就给谁，他们怎能不说呢。”（1970④）
说出真相便是诬蔑，是村民能从中得到的警告。农民对乡村管控工作的激励机制也有所认识，议论工作队的工作目的，则被定性为“翻案”：
这家伙还对知识青年说：“四清把我亏了，其实我的问题也根本没什么，四清工作队要在一个队搞出一个典型来，向上级汇报。”妄图为其翻案。（1970④）
说出事实便是翻案，是村民能从中得到的经验。工作队按照上级意图努力出成绩的激励机制，夸张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此外，农民关于农村干部在政治运动中一般结局的议论，也被作为罪证记下：
干部当的话，谁也好下不了台，都得㞗眉鼠眼下台，光眉花眼下不了台。（1970②）
这是两个陕北方言成语，“㞗眉鼠眼”形容狼狈、尴尬、灰溜溜的样子，“光眉花眼”形容面貌好看，或有光彩的样子。总之，选定批判对象后，倾向性明确地搜集其只言片语，公开批斗，是不许乱说的管控手段。乱说——独立议论，便是罪。甚至，农民用调侃讽刺的语言，对政治运动整农村干部表达不满，也要被记入罪行材料：
他还对这个干部说：“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把苏联打败，他们都到苏联当干部，这里的干部还得我们当。”（1970④）
中共中央1964年开始认为，全国农村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了。那这数以十万计的社队领导权到谁手里了？那之前在农村开展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四清运动，1965年扩展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政治运动，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知，那些农村社队的领导权，多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了，中国农村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走资派”。那时全国农民都很贫苦，所以，文革前“走资派”的主体是贫苦农民。
不可避免地，1965年，贫苦深山里的余家沟村，一位贫苦农民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走资派”这种事物，本是无中生有，源自欲加之罪。
1964年至1965年的社教运动，又因其在经济上贪污多占，破坏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角，散布反动言论，并大肆污蔑国家领导人，以及赌博等严重问题，被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除党籍。（1970④）
从史料观察和实际了解，这位农民谷志有除了被揭发出来一些独立议论，和喜欢传统乡俗的娱乐性赌博，并没有破坏集体经济等行为。他之所以成为“走资派”，主要是因为心里不喜欢集体化、阶级斗争和毛泽东整人，乱说妄议了。
谷志有出自于他的阶级本性，大肆污蔑、谩骂合作化运动，极力鼓吹单干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1970①）
文革前生产大队“走资派”下台后接任的余家沟大队书记，在文革中又成了“走资派”，被造反夺了权。前任“走资派”的闲谈话语，也成了“复辟”和“篡夺”的证据：
你把我的权夺了，但你也没抱住，又叫人家夺了。（1970②）
谷志有为了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重新篡夺领导权，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1970①）
其实他只是闲谈中提及了夺权，并没花费任何心血。这样的事例说明，和平年代开展阶级斗争，是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指导一打三反运动的1970年《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说：“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于是文革时期余家沟农民的一句平常谚语，也被解释成了反动言论：
今年锄地的时候，天上有三个圆环，谷志有……说：“天上三环套，地下人脑泡。”问题很清楚，谷志有又在谈形势，盼着美帝、苏修、蒋介石赶快侵略中国，好让中国人民“地下人脑（头）泡”。（1970①）
人民公社时代，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贫苦农民针对生产大队“抓革命促生产”的方方面面，有许许多多的囔奘、怪话、嘈杂、凌谇（suì）、臊磕（gua），或是排侃，甚至日谲（jué）。这些陕北方言词汇是指幽默话、风凉话、背地议论的话、指桑骂槐的话、讽刺挖苦的话、不服管控的话，还有骂开来的话。在对大队党支部的决策有不同意见，却没有渠道交流讨论时，农民以这些语言方式来表达看法或情绪。大队觉得那不是利于管控的正能量，属于非分的乱说妄议，不喜欢听，也使用压力不让表达。
如1975年“农业学大寨”高潮阶段，余家沟大队计划在山沟里打坝淤地，改变耕作条件。如果只从农田基本建设的角度谈改变陕北的农耕条件，如果能够永久性地保证它的后期维修，打坝淤地应是最有效的。但是当年对事情的推进方法，是在工程有损村民利益时，不许人反对，不许人说话。
虽然“创业坝”开了工，但是斗争更激烈了。各种奇谈怪论也出来了，什么“四大说手要往起说这个坝”啦，什么“大队要夺小队的权”啦，什么“党支部对人民群众专政”啦……出于对打坝的不满，故意煽风点火。（1976）
在大队制造的政治压力下，农民表达不满，本是农民说话的自由权利，是人权。但为了不许乱说，便指责为“故意煽风点火”。若改用现在的词汇，也可以说他们是给党支部“抹黑”。
我们认为，打坝……是为说这些话的人谋福利，是为改变穷山恶水，走社会主义道路。（1976）
后来的历史进程说明，“说这些话的人”有了一点说话的权利时，有了一点自我支配的权利时，即使不打坝修梯田，穷山恶水也可以改变。
《论语》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无道时，必然议论很多。当大队领导管控权力的稳定，成为压倒性的工作目的时，一定会出现距离人性较远的无道行为。这时候，越不许议论，就肯定越是无道。然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朝一日，必然崩溃。几千年前人们就懂的简单道理，进入现代应该成为常识。人首先是可以自由说话的人，然后才是组织成员等其他身份。管控人的说话权利，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遗憾的是，不许乱说的管控方法，成为了阶级斗争时期留下的重要继承遗产。
三、制造敌人
余家沟没有适用于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那么，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怎样出身的农民呢？文革史料《谷志有单行材料》里记载的是：1928年，谷志有的祖父因贫苦从外县逃荒至余家沟，靠揽工和租种土地维持生活，1935年土地革命时分得耕地，家庭阶级成分为贫农。1948年土登评产和后来搞合作化时，仍是贫农。贫农谷志有1952年入共产党，1961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进入人民公社几年后，1963年四清运动却给他改定为下中农成分，1964—1965年社教运动又给改为上中农成分。文革期间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是报请上级把谷志有再改定为富农，以使他进入“地富反坏右”的敌人群体。总之，随着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推动的阶级斗争进程，贫农谷志有的阶级成分被越改越高，目的是在山村余家沟制造出一个正式的敌人。
有了敌人，便于使用阶级斗争的压力对村庄进行管控。余家沟文革史料因此有理由明确定义：
我们余家沟的历史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1970①）
广大贫下中农社员们，千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和谷志有的斗争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正是因为我们忽视阶级斗争，忽视了政权，所以曾经一度又被谷志有压的喘不过气。（1970①）
传统社会的中国乡村是自治形态，1949年后的中国乡村是政治形态。中共建立起以巩固政权为目的的管控体系，以政治运动、政治压力为管控手段，能力强大到保证每个乡村的领导权都掌控在党的手里。不放心的时候，发动社教运动和文革运动，进行再掌控。因此，文革中曾经广泛传播的林彪关于政权的“语录”，余家沟的史料里也认真引用：
我们的林副统帅明确地指出：“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1970①）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1970①）
林彪的语录，直白地解释了《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把资产阶级占有的一切资产和资源，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占有，使占有者一次性对调，是阶级斗争的目的。同时解说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围绕政权，继续对调。这便突出了政权的意义所在。因此，对于“政权”的事情，必须非常敏感：
谷志有的用心是很毒辣的，他就是想为四清翻案，充新篡夺领导权。（1970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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