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如管小村
发布: 2016-5-16 18:29 | 作者: 王克明
按照阶级斗争逻辑，想从共产党手里篡夺领导权的人，目的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余家沟文革史料中便出现了那位贫苦“走资派”的交待材料。材料写道：
我头脑里存在资产阶级思想，想走旧社会，在我家赌博时，社里的驴我家喂，把驴梁绨（tì）丢了，损坏了集体经济。（1970③）
这是1970年谷志有交待材料里的内容，是知识青年执笔帮着写的。“驴梁绨”是鞍架下搭在驴背上的一块厚布垫，一尺多大小，用破布拼缀缝成。这样一块“驴梁绨”，涉及到了“资产阶级思想”、“走旧社会”、“损坏集体经济”等严重问题。由此满足了有敌人破坏行为的阶级斗争需求。
余家沟另有两位农民，下午在山上劳动时，不幸被没有上山劳动的人提名为“要搞”的人，晚上就被揪到会上批斗了。史料里记下了1970年8月15日发生的这一幕：
今天下午，干部开会研究了我队一打两反运动，还要搞谁，提出了郝祯有和钟丕库。晚上就将谷、郝、钟揪上了大会，进行了批斗。郝祯有……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1970⑥）
这位郝祯有的罪行是：
前年在脑畔可能是打花麻，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郝说“毛主席万岁，农业社倒灶八百辈子”。去年在土沟挽黑豆，大家都说咱们喊“毛主席万寿无疆”，挽得快，所以就边挽黑豆边喊“毛主席万寿无疆”，而郝祯有却喊“毛主席万寿㞗疆”。（1970⑥）
专案组逼迫农民郝祯有，让他承认说了那两句“反动言论”，但他拒不承认。于是边批斗边设法让他承认：
看来他很不老实，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家属工作与个人工作，如屡教不改，只有从严处理。（1970⑥）
所谓“屡教不改“，是反复施压也不承认。而“深入细致的家属工作”是这样做的：积极分子教这位农民的女儿说这两句“反动言论”，让她回家教会父亲，第二天来承认。承诺只要她大（父亲）承认了就没事儿了。女儿回家一路走一路背诵，但一进门就忘了，急得大哭起来。32年后了解到，那些内容是对他的诬陷。他记得当年还强迫他承认说过“万寿无疆，挣断驴缰”的反动言论。从余家沟村一打三反运动史料得知，1970年8月10日晚上，有一位老贫农向知识青年反映这个农民的问题，诬陷就是那时发生的：
他说：一打两反运动，说反动话的搞不搞？我说：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要搞。×说，他怕字当头，一直想说，但又不敢说。又和他讲了党的政策，不是每村就斗一个，有几个搞几个，要搞彻底。×××慢慢谈起郝祯有的事……
老贫农欠这位郝祯有十几元赌资，贫穷得实在还不起。农民经历过政治运动，总被动员揭发他人，深知整人材料多为不实，却都能弄假成真。适逢一打三反，又有揭发需求，便出此诬告下策，保住了十几元欠资。如果没有政治运动的洗礼，人性何以如此不堪？
那时运动的一般程序是：一，在村中筛选要“搞”的人，即运动需要使用的批斗对象。余家沟有一户富农成分，属全大队最穷户，好不容易给儿子娶进的媳妇，却数月坚不同房，最后离去。村民同情他，找批斗对象时，不选用这户富农。二，用初步收集的材料，直接组织批斗会，营造政治压力，强迫批斗对象“交待”，并要求村民揭发。三，召开规模放大的批斗会，上纲上线罗织罪名，使批斗对象近似敌人，要求村民发言批判。四，书写定案处理总结材料，上报公社革委会。
今天下午，因为材料问题去找了郝祯有，目的是让他在他的交待材料上按手印。他是8月31号交待的，事隔九天，他又想翻案，不愿压手印。说给他父亲定富农他有怀疑，1935年分了他家，东西又还了，1964年社教干部调查几次，其父是中农等等。还说，你们到什么地方调查去了，看了档案材料不可能，一定是虚的（意思是这样）。当时自己气急了，就和他吵起来。最后他只好按了手印，并说了一些好话。（1970⑥）
这一段文字记录的，是以政治压力手段定案挨整农民罪行的过程。虽然文字中没记载具体吵嚷内容，但反映出农民郝祯有从中感到了恐惧。那时的农民，被批判的不敢分辨，不被批判的不敢同情，都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余家沟的一打三反运动从8月初开始，一个月后，队干学习班提出处理意见：给谷志有和郝祯有都戴上富农帽子。然后，全大队社员会通过对谷志有的处理意见：
按其剥削量，平均29.5%，定富农成分。按其反革命罪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戴上。没人提出其他意见。（1970⑥）
文革“砸烂公检法”后，一打三反批斗对象的生死存亡，以“群众讨论”的形式决定，有“杀、关、管”三种处理选项。这是群众专政方式。在运动压力下，个别农民按照专案组的安排，依据虚构的“剥削量”和“反革命罪行”，在会上提出处理意见。同样是在运动压力造成的恐惧中，群众面对专案组，虽然都明白运动是无事生非，也只能同意。
那天余家沟的社员会也通过了对郝祯有的处理意见：
同意戴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郝祯有和他爸过剥削生活五年左右，自己也放债，一石米一月五升利，同意定富农分子。没有反面意见。（1970⑥）
黄土高原深山里的这两位贫苦农民，在失去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约十五年后，于阶级斗争高潮的文革期间被认定富农成分，并定性反革命分子，上报公社革委会。这是余家沟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和专案组的成绩。那份《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引述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不多了，但还有反革命，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有“新的反革命分子”，才可能有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才可能在和平年代继续搞残酷的阶级斗争。余家沟的这两位贫苦农民，不幸被选用为这种“新的反革命分子”。本来平静的小山村，终于能有敌人了。
四、发动群众
毛泽东说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整个国家就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政治运动。运动治国的运作方式，是从国家层面到深山村落，都在政权之外，以非治理的目的成立领导小组，用只言片语的论断挑动仇恨，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过程，其实是裹挟民众的过程。1970年《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说：“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余家沟生产大队一打二反运动工作日志》记录了这个过程。
在陕北，这个运动前期名“一打二反”运动，也叫“一打两反”、“一打双反”，约半月后更名为“一打三反”。余家沟的运动开始当天，领导小组已选择了批斗对象，立即进入发动群众过程。“工作日志”8月3日记：
今天学习班正式转入一打两反运动。当谈到我村阶级斗争表现在什么地方时，大家都谈人所共知的“赌博”、“小自由”，谈到具体谁破坏，思想有顾虑。在这次学习班里，一打二反小组点出了谷志有的名字，让大家回去考虑。（1970⑥）
所谓“思想有顾虑”，是村民都明白这个小山村没有人破坏，没有阶级斗争。权力集中的领导小组，用强迫表态的办法发动群众。8月5日记：
队干学习班，大摆大议我村阶级斗争情况。一打两反小组反复谈到一打双反的重要意义，呼吁党员、干部积极投入运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会议揭发出谷许多问题，到会干部一致认为这次运动就要搞谷志有。这次会议底下工作做的不好，有些人思想没认识，在形势迫使下表了表态。（1970⑥）
然后，在小组的领导下，利用积极分子，迅速召开批判大会，制造声势，以进一步裹挟群众。群众经历过以往的政治运动，深知运动都是席卷一时，栽赃整人，不感兴趣，面对压力发言几句而已。当时的积极分子只有插队知识青年。8月7日记：
上午开了批判斗争谷志有全体社员大会。群众对谷志有有了初步认识，但许多人不敢揭发。这需要我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今天会议知识青年都能冲锋陷阵。今天会议存在问题：过细的做工作不够，老社员发言不多，有些人发言不能打中要害，另外应作家属工作……今天知识青年分头做了工作。（1970⑥）
在知识青年的发动下——实际是压力下，对每天一起上山劳动、说说笑笑的批斗对象，有的群众不敢不表态了。8月9日记：
晚上开了批判斗争谷志有大会，社员群众对谷的面貌基本看清了，一些受蒙蔽群众开始动起来。还需要做工作。（1970⑥）
运动开始几天，“罪证”尚未落实，领导小组已经认定性质。性质认定所依据的不是事实，而是当时流传的林彪关于政权的语录，和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一些最高指示。政治运动的主要动力是仇恨，领导小组需要先调动自己的仇恨。8月10日工作小结中记：
谷志有搞一系列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他重新篡夺政权做舆论准备工作。运动如何再深入发展下去，一打两反小组心里不是特别有底……最关键的是自己对敌人不是怀有刻骨仇恨，对一打两反运动理解不深。（1970⑥）
使用“亲不亲，阶级分”的手段分化民众，用以“扩大阶级队伍”，是开展政治运动的重要手法。得到领导小组信任的村民有了安全感，会靠拢组织，服从安排。对这些村民宣讲中共中央关于一打三反的1970年三、五、六号文件，施加思想压力，要求他们按照统一口径发言。8月12日记：
今晚上开了贫下中农会，主要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和干训班配合起来，大胆和谷志有展开面对面斗争，积极在会上发言。（1970⑥）
组织规模大一些的批判会，放大运动声势，强化敌人性质，营造更大的压力氛围。这一天会后，批斗对象遭到北京知青拳打（事见王克明文《我打谷志有》）。8月14日记：
今天在万庄开了批判斗争一小撮坏分子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对谷志有的问题，现在需要做分化瓦解工作。（1970⑥）
在运动局面已经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正能量”后，便进一步向中农成分的农户和批斗对象的亲族施加压力，这便是“分化瓦解工作”。8月16日记：
晚上分了几部分，分别给李家、谷家和贫下中农开了会。看来，谷、李两家对这次运动态度都不错，还需继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1970⑥）
队干做出斗私批修的态度，以敦促众人也斗私批修，服从领导。斗私批修是文革政治压力下控制思想的根本纲领，在农村也可见效。看上去群众成功发动了，可以服从领导小组的指挥，参加大批判了，实际上是政治压力完全奏效，因为余家沟的农民从未产生过对批斗对象的仇恨。8月17日记：
晚上开了社员座谈会，主任进行了斗私批修，到会社员也都发了言，表示了态度。这是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对我们今后的运动起了极好的作用。这次会议更能说明，95%的人民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他们一旦思想觉悟起来，就会对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1970⑥）
余家沟当时约200人，其中成年男女不到一半，一打三反运动期间被揪到会上批判的，有4位贫苦农民，接近成年人的5%，基本符合毛泽东规定的敌人比例。群众出于恐惧，按照组织者要求的态度做大会发言，使批判会有了合作表演的性质。这时，运动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领导核心，而骨干人员只有三位农民和一些知识青年。8月18日记：
上午知识青年和×××、×××、×××开了座谈会，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晚上开了斗争谷志有、郝祯有、钟丕库的大会，大家配合的都不错，会场气氛很好。（1970⑥）
在“群众发动起来”的条件下，余家沟成功地在全公社面前进行了阶级斗争演出，“发言人很多，气氛好”。8月20日记：
今天全公社党员干部、学生代表在我队开了阶级斗争现场会。到会者一致认为，我队群众发动起来了，家属工作做得好。这次会确实开的不错，会场上发言人很多，气氛好。（1970⑥）
从8月6日通知第一个要“搞”的农民，到9月9日要最终落实农民交待问题的材料，余家沟的几位被批斗农民一直坚持实事求是，被迫屈服的表现是“交代了其全部问题”，但“态度还是不十分老实”。虽然余家沟一打三反运动史料中的“问话笔录”和“交待材料”，整理了一位批斗对象承认所有“罪行”的“口供”，但是那些天的“工作日志”里，记下了他们在运动中的真实表现：
很不老实（8月6日）。对他自己问题毫没认识，负隅顽抗（7日）。态度很硬，明目张胆跟一打两反运动搞对立，拒不交待（8日）。要害问题仍回避（9日）。很狡猾（13日）。出尔反尔（14日）。意思是有人陷害他，把他亏了，不是事实（20日）。态度十分蛮横（23日）。是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25日）。近来很嚣张（28日）。对问题没认识，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还笑（30日）。交代了其全部问题，态度还是不十分老实（9月3日）。极不老实，想蒙混过关（7日）。又想翻案，不愿压手印（9日）。（均摘自1970⑥）
陕北农民淳朴、宽厚、善良，一打三反属于陕北农村搞得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了。虽然没有表现为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更没有杀人吃人，但方法同样是文革大民主。大民主是发动群众打倒指定对象的运动模式，即群众专政模式。余家沟的一打三反，让群众揭发、批判、决定处理意见，看上去他们得到了支配敌人命运的权力。但这只能是群体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利。个人没有支配自己意志的权利，必须赞同群体的决定，否则必遭批判。当时余家沟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总实事求是地以个人矛盾认识“阶级斗争”，被批判为右倾。他说：“愿咋说了（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凭管（不论）左了右了，反正不能把我的老镢头把子夺走。”以群众名义做出的决定，一般体现的是运动领导者的意见，并没有群众的个人意见，没有一点民主的含量。个人权利化入了群体权力，便被完全覆盖了。所以，大民主时候群众得到的权力，可以叫做“人民权”，而不是人权。人民权的合法性来自神一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认可，由管控体系来执行和控制。与“天赋人权”的理念不同：神赋人民权。
人权是个体的权利，人民权是群体的权利。民主能保护人权，文革大民主释放的是人民权。大民主排斥民主，人民权排斥人权。总之，文革大民主以解放群众权力的形式，消灭了个人的权利。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共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