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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知青一代

发布: 2016-4-20 07:14 | 作者: 艾拉肖楞



        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
        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也挡不住,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 名普通工人。在忍受了艰难、甚至放弃了农村和农场的职务之后,大回潮的知青要的是工作、稳定、经济的独立,而不是"待业"。
        不幸的是待业之后仍然没有福音。为增进职工的质量,1979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对此后所有的招工进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由於考核的分数取决於求职者的教育程度,结果在不少地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
        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在历史条件下,考核对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声喊?:毛泽东的革命与下放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没文化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改革却不能因他们而降低目标。
        考核择优的原则确立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发现自己最终被分配在纺织与化纤工厂干很少有人想干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则在国营、 集体和街道企业里干粗体力活。实际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误已把他们耽误成城市与改革的社会负担。1978年底上海知青中仍有74万没有回城。
        出于责任与道义,上海在1979-82年间把他们照单回收。对已有千万人口的上海市来说,接纳这些知青的爆发回城并为他们安排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其他 城市或许没有上海的人口压力,可它们没上海那么多的企业,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当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农村凝固时,中国的城市已逐渐重建了社会秩 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 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
        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 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 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於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解决人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
        中国人口过剩是毛泽东鼓励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毛泽东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
        
         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
        不幸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穷。
        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二百多万去建设兵团的知青过的大都是工资制或供给制。无论哪一制,他们在兵团都是收入最低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收入既赶不上连、营、团首长,也没有老职工多。
        在1970年代中期撤兵团改农场之后,知青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8.5元左右,对正在发育的知青来说只够应付食物开支,何况劳动强度大,有人还得一顿 吃八个馒头或五碗乾饭。一千多万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只能靠人民公社的工分制挣收入。在富裕的长江流域一带,"十分工"一天约有1元多,但大多数知青插队的是 北方、偏远、贫穷的农村,"十分工"一天大约相当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粮与农产品外,大约可拿到40-60元。在许多地方,"十分 工"一天只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钱,何况知青大都并不是"十分工"劳力。
        由于他们要回城探亲,出勤日比不上农民,以致收入少,又没有农民家庭那样靠孩子和老人来平衡口粮,所以他们比农民还穷。只有仰仗国家知青政策的救济和城里父母的汇款,他们的生活才显得比农民好。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即便是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益讲究的婚礼又让结婚潮的回城知青耗尽工资而一文不名。
        当1984-85年邓小平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许有限的私有化并造成商业活跃时,回了城的知青一代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已穷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事业,国家的银行也不贷款给个人。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
        1982-83年前后,回城的知青大都已在国营、集体或街道的企业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这代人大多已结婚,并且月工资也上升到60-80元。但在他们须以低工资来支撑家庭负担时,改革又为他们加上了日益上涨的社会经济负担。
        改革的权力分散化迫使中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经济上各自为政,而为存活,企事业不得不立名目征费用以增加可用资源。当所谓"乱收费"之风来临时,知青一代得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付费,但他们与同龄人却独特地付出了子女的教育费。
        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收"赞助费",好学校所收的可以是这代人月薪的几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当这代人的孩子进入了中等教育时,初中和高中也开始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
        1996年当这代人的孩子要上大学了,国家教委正式规定大学生要缴3,000元左右的学费。一溜的付费使这代人显得是在独力承担教育改革的经济成本。
        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也开始为他们的孩子们付学费,但他们的起点收入已相对地高,并且付费已是预期的制度。知青一代的经济地位已因付费而往下沉沦,改革崛起的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更向他们落井下石。
        打改革一开始,老百姓就已抱怨中国除了工资不涨外样样都涨。1988-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每年16.8%,而作为知青一代人主体部分的工人的工 资也因地域生活水准而异,从大约80-120元涨到了175-500元之间;即物价上涨了3.5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2-4倍多。高速的通货膨胀在 1994年使62.9%的中国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缺乏信心,当然也使知青一代人的提薪没有意义。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中国企业拖欠了1,000多 万工人的工资、以及医疗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钱看病,那么说大量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准有所降低也未尝不可。但他们同时还得超前消费。受西方或只是受 隔壁邻居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使许多城市人花的超过他们挣的。
        1980年代后期的彩电、冰箱、组合家具通常耗尽一个家庭一两年的积蓄;而1990年代的电脑、组合音响、室内装修则更使花钱升级。知青一代人也许可以不要这些物件,但却不能不买几样,因为它们是生活质量的指标、时代的风尚、独生子女成长的必需品。
        受制于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 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 的"民工潮"。
        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著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
        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著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 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著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钱: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 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转型的困难还在于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有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轻商在他们思想中留下过痕迹;他们许多人也看见过工商业者如何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剥夺财产和整得声名狼藉。
        革命的教育教给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长大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当生意人赚钱。因此在1980年代这代人也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厌恶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致富的为不正当发财的人。当然,他们也就同时放过或无视了许多可以开展自己经济事业的机会。
        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所曾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他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
        当邓小平要打烂铁饭碗、"摸著石头过河"含糊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著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更倾向于留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大回潮回城的 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转型尤其困难: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稳定就又被推向不稳定。他们已饱尝农村的艰辛,需要的是时间和收入来 平复心理的伤痕和重新适应城市生活。只要社会主义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资,那么他们就更没有转型的紧迫性。
        但知青一代绝难想到社会主义经济会随改革而陷入泥潭,连自身的存在都已成根本性问题。
        中国改革以来的最大成就不是国有经济体系内的改革(其实它还没改),而是在它之外另外造就了一个日益超越它的非国有经济。
        自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 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半斤八两。国有经济企业因资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最大输家,并在非国有经济的挤压中江河日下。而为了存活和向工人 支薪,国企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借钱;借不到时便只有发明自己的措施减少开支。
        从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乾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於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
        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
        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
        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上海女工陈洁的例子最能说明知青一代人在下岗中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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