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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知青一代

发布: 2016-4-20 07:14 | 作者: 艾拉肖楞



        知青一代从下乡到下岗

        知青一代上过山下过乡,率先下岗。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经历了从毛泽东革命到邓小平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从下放到下岗,这一代体验坚强。
        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十年下乡期间,恶劣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给知青的健康、尤其是对一大批未成年人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知青在农 村,看病吃饭的钱;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要靠父母资助。当时所遇到的困难,都由知青的父母承担了。一贫如洗的知青回城后,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没有一技之长, 在后来的的改革中又遭遇了下岗失业的厄运。知青的生活经历,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中都有反映。那些故事那些细节,基本上是真实的。不堪回首的这一段历史虽已过去,但过去了不等于就没事了。知青要求经济补偿,就是对 “分配讲公平”对“还旧债”的理解,党和政府有责任回应知青的呼声,也有责任为以往政府的过错埋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做了不少为纠错而埋单的好事,如“将知青在插队期间的务农时间也计算工龄”就是其中一例,但这是不够的。  
        知青一代包括1947-59年出生於城镇、并於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人。占60年代末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 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占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
        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 (1967年末至1972年)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715.68万人去了农村,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
        第二次上山下乡高潮  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 年接近尾声时,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 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但他们毕竟也下了乡。"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文革也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红卫兵的运动使这一代人不仅在学校批斗自己的老师,并且还走上社会参加串连、抄家、夺权和武斗。
        尽管有不少人没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能加入红卫兵,但他们并未能躲开红卫兵运动的时尚、语言、音乐、文化、甚至歧视与迫害。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无论欢喜与否,以红卫兵运动为中心生活的文革经历把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
        这一代人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为新中国牺牲的刘胡兰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锋、民族大义的文天祥都曾是这代人课本里的榜样。榜样留给这代人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还有一些传统的忠孝仁义。
        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项大於个人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於西方的学者曾称这代人为"毛的孩子们"。即便改革已改 换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献身伟业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许多人的心里。而被西方学者称为"邓的一代"的知青之后一代,显然缺少这种理想主义。
        在知青一代之前还有过约150万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 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他们也大多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的文 革经历。当文革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则在造反要回城。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心理经历。
        从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还看得见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对这一代的大部分来说有"下乡锻炼"的性质。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 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於"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 择的命运,但对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于和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 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中国1958年的户籍制度和尔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证介绍信制度,更 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
        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歧视了农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们的农家出身政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 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 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 样。
        
        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虽有蔡立坚那样去杜家山当新社员的榜样和北京红卫兵曲折等去内蒙与牧民相结合的前驱,但把上山下乡变为一代人的运动却是毛泽东的旨意。
        毛有让城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积年成灾的就业问题;此外,在开始时它也是为把武斗尾声中在城市扫荡而成为社会麻烦制造者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
        这场"再教育"运动是知青一代和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经年地下放在农村,不啻於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使这代人在学时数量和知识结构上只拥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1966年8月开始,当这代人在中学和小学"停课闹革命"时,他们中没人意识到不完整的教育将从此陪伴他们终生。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向所谓旧教 育制度造反,但当他们批斗老师和毁坏教室时,他们摧毁的是共和国经年才建立起来的正规教育秩序。因此当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 命"时,"复课"实际上已没有可能。
        学校里缺乏复课的物质条件,老师们难以在批斗过自己的学生面前重执教鞭。更大的问题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没有知识可学。中央要求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 习毛主席的著作、语录与文革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教科书和教育制度,在此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可正规的课程已在红卫兵 对"智育第一"的谴责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课本还没编出来。而自毛泽东於1966年5月为教授和专家冠以"资产阶级"之后,知识份子已成贱民,拥有知识已成 罪过。在这些条件下,即使复课也难以学习正规知识。因此当老三届从1968年末率先大规模下乡时,他们拥有的只是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 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学术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这无疑是对他们持续的歧 视。然而,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
        当城里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学时,他们得有这五门课,再加一门显示城市人高贵性的主课:工业基础知识。实际上,由於要经常去工厂、 农村、部队学工、农、军,他们也没能中规中矩地学这六门课。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指出:"我这个六九届的初中生,其实也就是小学水平。只在初中的教室里坐过三 个月。"不幸,1969年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赶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浪尖,大多数被下放"一片红"大潮卷去了农村。
        1970年之后的中学生曾一度有过正规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开始的城市高中普及为正规化提供了制度的基础,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老百姓对毛泽东 革命的希望幻灭,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西方国家纪录片的上映更使中国人为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撼。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化教育失去了魔力,而正规化教育在学 者的呐喊中、官员的支持下、人民的呼唤里开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政治家们攻击下化为泡影
        1973年激进政治家们以招收"白卷英雄"张铁生入学而将劳动凌驾於知识之上;以支持尚未懂事的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而将师生秩序摧毁;以马振扶公 社中学一个女生英语考败后的自杀而对其校长和老师的审判将教育纪律破除。伴随著他们的一波波攻击,1973-76年中许多中学的门窗再度被毁,正规教育烟 消云散;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中被推向极端;而学生中流行的则是"不学ABC,照样当接班人"。当从这种 环境中毕业的高中生在1973-77年间大批下乡时,他们有著过多的畸形政治知识,过少的正规基础教育
        然而,当田野取代了课堂,经年的劳动取代了文化,知青们既有的科班知识也随之从记忆中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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