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庆1970年在内蒙兵团二师二十团九连当战士
1970年初，内蒙古兵团20团组建。组建之初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们必须在入冬之前盖起营房，否则严冬到来他们将无处栖身；他们必须在土地冻结之前，把荒原变为可耕地，否则明年开春他们将无地可种。20团地处库布其沙漠边缘，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全年从土地溶化到土地结冻，可以施工盖房的时间只有六个月。当时团党委和各个连领导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从四月份起，“脱坯大会战”、“挖渠大会战”、“平整土地大会战”接踵而至。战士们劳动强度非常巨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都有一些战士，把城市里的流氓作风带到了兵团。他们不遵守纪律，劳动偷工减料，结伙斗殴，严重地影响着全团的生产建设。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的秋天。
是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记忆中那天屋外边格外安静。我被通讯员叫到连部。
指导员早已等在那里。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你的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这很好。但还要经受得住更严峻的考验。团党委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的动员大会已经开过。这就是考验你的时机。现在连里就有一股歪风牙气(他老是管歪风邪气的“邪”字念“牙”)，十分猖狂。今天党支部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第一战役是教育刘胜利。对这种破坏连队建设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究竟是站在党支部的一边，还是站在歪风牙气的一边。这次教育运动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兜着。说完给了我一根一把粗的木棍——那是刚刚从库房里取出来的崭新的铁锹把，向“餐厅”那边一努嘴，说：“去吧。”
我提搂着木棍走进“餐厅”。所谓“餐厅”，其实是用土坯盖起到简易房。“餐厅”里点着几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照得满墙都是人影。进来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里面早已站了十几个人：一班长，三班长，一排长，还有各班的几个战士。他们不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十几个人手里都提搂着一根木棍，站到一处就觉得杀气腾腾了。
一排长见人已到齐，把门推开一个缝，朝门外一摆手说“进来吧”。刘胜利就被两个人从门缝押了进来。他瘦高的个子，略有点驼背，白净脸上，生着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嘴角挂着一丝野气，是个很文静的小伙子。年龄和我们一样，十七八岁。
一排长把门关上，用木棍顶死。然后转过头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要对刘胜利进行特殊帮助。谁先发言？”
一班长说：“刘胜利是我们班的，还是我先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想到他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刘胜利！让我宣布你的五大罪状！第一，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承认不承认？”刘胜利说：“毛主席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一班长说：“可你说毛主席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毛主席会崇拜他吗？你这就是反对毛主席！”
一班长哪容刘胜利辩解，接着说：“第二，你破坏兵团建设。”刘胜利说：“这么大的兵团我破坏得了吗？”一班长冷笑一声，说：“我这里有铁证，你是抵赖不了的。我们脱的坯标准是三十八斤一块，你的坯我刚刚称过，只有三十斤！”
刘胜利偷懒是全连有名的，脱坯为了省泥，他把团里发下来的坯模子用刨子刨低。他的坯看上去和别人的都一样，只是薄了很多。刘胜利知道抵赖不了，说：“我的坯只是薄了一点，也说不上破坏兵团建设呀，扣这么大的帽子谁受得了？”一班长把牙咬得格格作响，说：“好样的！敢承认就好。第三，你散布落后言论，涣散革命斗志。”刘胜利说：“这我可就听不懂了，这是哪的话？”一班长说：“你说‘不入党，不入团，一年能省两块钱。’这还不是落后言论吗？这简直是反党言论！”说着把棍子顶到刘胜利的鼻子尖上。
刘胜利干脆把头迎了上去，顶住棍子。说：“哥几个，我明白了，你们不就是想‘鞭’我一顿吗？想表现表现你们积极，直说就行了，我给你们个机会。哥几个仔细听着，我姓刘的要是出一点声，我不是好汉。可别忘了给我留口气儿。好，来吧！”说着将身体一“叠”，咕噜一声侧倒在地上。
刘胜利不愧是个“玩儿闹”，满口都是黑话。这“鞭”就是痛打的意思。“叠”就是在挨打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姿势。他这一“叠”也颇有讲究：两手把头抱住，用小臂护住太阳穴，全身缩成一团，侧倒在地，上面的一条腿紧紧压住下面的一条腿，把“命根子”死死护住，这样，全身所有要害都被保护起来。
大家见状都楞住了。刘胜利却说：“哥几个，还等嘛，别不好意思了，来吧！”
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两头对折，把铁签子攥在手里，朝刘胜利的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
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颤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这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
我和刘胜利没有一点私仇，甚至说还是不错的朋友。他是很落后，甚至是个纯粹的“玩儿闹”，流氓。难道这就是我打他的全部理由吗？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感”或“阶级仇恨”吗？
没有纵情打过人的人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刺激，那种快感！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为止。
刘胜利确实是贼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
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挠痒痒吗？躲开，看我怎么教训他！”一句话说得我羞愧满面。
说着他抡起木棍朝刘胜利后背就是一下。木棍应声折成两节。他抡起手上的半截又一下，手里的半截又折成两节。手里的木棍只有一尺来长，不能再用，他丢在地上，捡起地上折断的半截木棍，抡起又是一下，木棍又折成两节。
这一下太重了，只听刘胜利惨叫一声。想起那声音至今令人毛骨悚然。接着立即求饶：“哎呀妈呀！”“我服了！”“饶了我吧！”
这时一班长、三班长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们都唯恐显露自己立场不坚定，争相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刘胜利打起来。
这时，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残忍，就越愉快。你做得越坏，你就做得越好！这是一场比谁更革命的竞赛！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所有的铁锹把都断成一尺长一截的，横七竖八地掉在刘胜利周围。炊事班的女生看到，就主动把伙房的擀面杖拿来继续打。这时我才知道，人的身体远比我想象的结实得多，粗粗的擀面杖，打在人身上一下竟会折成两截！所有的擀面杖又都打成一尺长一截。
开始刘胜利高声求饶，慢慢地听不清他嘴里“呜噜呜噜”说什么。再一会，雨点样的棍棒落在他身上就象落在麻包上毫无反应，只有“噗噗”的声音。
地上慢慢地洇出了血，从刘胜利身下象一条小渠慢慢地往前洇。接着两条，三条，越洇越远。
一排长说别让他装死，去拿凉水来。炊事班的女生端来一盆凉水。一排长接过劈头浇在刘胜利头上。没有动静。又端来一盆，又浇上去，慢慢地，地上的那滩肉颤抖了一下：“哎唷妈呀，我在哪呀？”然后又昏死过去。
医生抢救刘胜利的病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晚11：15，血压：40/20，心跳：23/秒，体温：42，全身95%皮肤受伤及皮下积血，左臂小臂骨折，手指骨折，肋骨骨折，头皮撕裂……
当晚打了强心剂、防破伤风针。
接下来，“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在连里全面铺开。接连几个星期，一到晚上，就会听到从餐厅，从连部发出男生，女生的惨叫。记得名字的被打的男生有青岛的于永胜，女生有天津的康英华。
教育康英华的是女生。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抠，咬，揪是她们的绝招。康英华的头发几乎被女生们揪光，只希落落地剩下几绺，一片黑一片白的，让人们还能看得出她是个女人。
于永胜父母死得早，性格有些孤僻。常常早晨出操起不来。干活老拖班里的后腿儿。于是也是一个被教育的重点。
于永胜被揪到女生排，这是“姑奶奶教育运动”的特点：利用年轻人害怕在女生面前丢脸的弱点，特意让女生教育他。
女生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大刀，向于永胜头上乱劈乱砍。于永胜只好用手护住头。一顿劈砍过后，于永胜手上、头上、脸上都是血。
与此同时，全团十个连都分别发生了同样的事。
政委在“两个运动”开始之后，分别到各个连做动员报告。报告说：“这次运动不仅仅要触及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
“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
“恨你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打你是教育你，帮助你。”
“ ‘两个运动’是我们保持部队旺盛战斗力的法宝。”
康英华被打之后不久回天津探亲，此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她曾是我小学的同学，还坐过同桌。跟我家是邻居。从家里人那里得知：她回津后得了精神病。半夜三更不穿衣服就跑到外边，哭着，喊着：“妈妈，我没偷懒，我没偷懒呀妈妈!她们打我呀!” 后来，为了逃避再回到兵团，嫁给了郊区农民。
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入了团。
一年以后，一排长被选送上了南开大学。
2002年，于永胜在青岛醉死街头。享年大约五十二岁。
刘胜利回城后经常酗酒。曾经因赌博被判刑。2005年，刘胜利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我不知道他们酗酒、赌博、早逝跟当年挨打有什么必然联系。
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刘胜利赔礼道歉。道歉的话也反反复复地编了多少个版本，阴差阳错，每次回到我和刘胜利共同的故乡天津，总是找不到他。有一次听说他在家，我决定去找他，但一个战友说：“你最好不要提那件事，从那次以后，只要一提那件事，他裤子就湿了。”
听说他回天津后因赌钱被判刑入狱。再后来我就远离了那个城市。现在，我只能在这篇文字的最后对他说：
对不起，当年，我曾经打过你。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丢了性命。难以排除我是挟有私欲的。这些私欲是什么？当时自己说不清，但现在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线，为了“要求进步”，为了入团，总之是为了自己获得利益，这些是难以逃脱掉的！但是这些私欲都被正义、崇高的理由包装起来，成为了实现私欲的外在形式。
我不想请求你的原谅，因为那次对你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也许对你后来的一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我能说的只有轻飘飘的“对不起”三个字！甚至就连说“对不起”，也是出於自私：为了减轻一点负罪感。如果有能赎罪的办法，我一定努力去做。
任国庆，男，天津人，69届初中毕业生。文革期间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五年，在河北省青龙县双山子公社岭下大队插队落户三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河北省廊坊市万庄中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1993年赴美国，1995年后在美国骑士资本市场做计算机工作至今。
（此文已收入《我们忏悔》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