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中共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说：“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科学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政治气候一下子变暖，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也被重新“挖掘”出来。陈梦家觉得他作为一个作家重新出现，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于是，他便刻意与当时并不光彩的“新月派”划清界限：“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大合适，当时我只不过是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有一些诗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却因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党，而不再给他挂着块招牌，我虽然没有入党，也不能老挂着这块牌子。”1957年，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选也重新与读者见面，陈梦家写了一篇《谈谈徐志摩的诗》的文章，发表在《诗刊》上。他在文中说：“志摩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中国已经有了根本的巨大的变化。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正朝着一个社会主义的方向向前进，作为五四以后一个青年的志摩的苦闷已经根本不存在了。”虽如此，“我个人以为他的诗还是可以重选的，并应该加以适当的说明。”而在1932年的《新月》杂志上，陈梦家是如此评价徐志摩的：“真的，志摩给我们的太多了：这些爱心，这些喜悦的诗，和他勇往前迈进的精神，激励我们。这年头，活着真不易，‘思想被主义奸污’，感情卖给了政党。志摩争的就是这点子‘灵魂的自由’，他要感情不给虚伪蒙蔽。他还要尽情的唱，顾不得人家说‘这些诗材又有什么用’。看这十年来，谁能像志摩在生活下挣扎，不出声的挣扎，拨亮性灵中的光明，普照这一群人，不知道光明是什么。”（陈梦家《纪念志摩》）
……此后政治气氛突然骤变，却是陈梦家未能预料到的。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发至全党干部；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一开始，作为“三反”时期的“大老虎”，陈梦家应声落网。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汉字为我们过去许多朝代服务过，也为革命服务过，现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还是可以的。”……陈梦家很多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问题是，他说得太多了，而且，他也没有正确观察当时的风向。罗隆基当时就曾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当时写文章批判陈梦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历史家，王力、夏鼐、翦伯赞、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尤其是唐兰的批判文章，火药味十足。……
陈之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人物风流潇洒，才子佳人，又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极权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品题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之类的，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说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陈梦家为此很反感，他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容的时候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刻，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陈梦家自是“文人相轻”，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是有的，但绝对称不上“恶毒”。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对陈梦家的打击是否曾得到过“敬爱的郭院长”首肯，就很难去猜测了。事实上在1958年5月，陈梦家还捉笔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进行过颂扬：“在我国科学大跃进的高潮中，郭院长这两部巨著的增订出版，对于研究周代或古代社会一定将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在考古工作大跃进的今天，一定会有更丰富宝贵的周代铭文出现，我们热切盼望郭院长在增订序记中所说的‘补路’能早日出现，使考古工作的成果更加光辉，使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更快的向前跃进。”（载1958年5月《考古通讯》，署名余孚山）如此吹捧，似有为己脱罪之感。
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时科学院的领导也曾动员他和张政烺先生出来批陈梦家，胡先生明确表示“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张先生也没有答应。他们不干，但有愿意干的……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他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等。1960年，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为陈梦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后，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还痛心地反问道：“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事实上，（《殷虚卜辞综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被贬兰州后，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完成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书。徐苹芳先生在评价陈梦家此一阶段的学术成就时说：“陈梦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辞和金文铜器，1960年起研究汉简，从研究武威仪礼简开始，进而研究居延汉简，主要是结合考古学的发现探讨居延边塞组织和烽燧的分布，对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汉简历谱等都作过研究，仅用三四年的时间便撰写了十四篇汉简论文。”
在兰州呆了两年后，六十年代初期，政治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也爆发了。
1966年8月，老“运动健将”陈梦家被揭发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的那18间房；所谓作风问题，据揭发者言，陈梦家作为解放前的新月派诗人，生活放荡，进入新社会拒不改造，与考古所某女有染。其实此女是陈梦家亲手教过的学生，后来由官方指定她协助陈梦家工作。而所谓的“学术问题”，更是欲加之罪了。
在那个“红八月”，陈梦家被揪出来接受批斗。烈日当头，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此时……陈梦家注定在劫难逃了。与陈梦家一起被打倒在地的还有顾颉刚、侯外庐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解放初，考虑到顾先生藏书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
８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了愤怒，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行将他按跪在地上，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随后，这些人把他又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使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他没过过几年安稳的日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不仅精神出现了问题，而且两人之间也产生了裂痕，曾经的“神仙眷侣”几成陌路……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理解，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关于陈梦家的书，10万字左右。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一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在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６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打，用皮鞭抽，用沸水烫……“简直像杀猪一样。”附近的居民说。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个晚上，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他想到了死……
1966年8月24日，也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最严重的阶段。他们满城抄家，到处打人，其野蛮和残忍，无知和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已经丧失了人性。也正是在那一天，另一位不堪其辱的老人、“人民艺术家”老舍，正徘徊在城北的一片湖边，他要以死来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
在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夜晚，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成。十天之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他决计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非人间的世界……他死时，已经没有“新月”，有的只是不断堆积的尸体，和焚尸炉日夜不息的青烟……
（关于陈梦家死因，也有说是被活活打死后，伪装成自杀。据说赵萝蕤曾将陈梦家被打死的真相告诉过考古文物界的一些老人。周永珍《我的老师陈梦家》（台湾《历史：理论与批评》第二期，2001年５月）也说她老师是被活活打死，是“含冤逝世”，不说是自杀。因资料所限，此处存疑。）
1966年9月5日，陈梦家离世刚两天，“中央文革小组”便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这份“简报”公布的“战果”说，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大家都是上当受骗者，都是受害者，那个巨大的罪犯已经为大家承担了一切，于是，大家拍拍屁股，一身轻松……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好极了，陈先生是被一种叫做“路线”的东西害死的，所有的一切都要由一个叫“路线”的东西来承担，与你无关，与我也无关，你没有打过他，我也没有骂过他，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大家渐渐都忘了，忘了好啊，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好像他还没有死，悲剧也从不曾发生过……真是太忙了，谁还记得当年那个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乱世而逼死了诗人，这是时代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没有忧愁，/也没有欢欣；/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铁马的歌》）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
诗人，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