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中国访问的《纽约客》记者Peter Hessler在河南安阳考古图书馆里见到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他奇怪地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没有作者署名。他询问工作人员是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工作人员回答道：“陈梦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陈梦家还活着吗？”Peter接着问。
“他早在文革中就自杀了。”
“这里还有谁认识陈梦家？”
工作人员让他去找老杨。老杨告诉这位“纽约客”，陈梦家的这本书是作者四十年代在美国时写的，而待出版的时候他已经是“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了，所以不能署名。“文革”开始后，陈梦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还曾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挨批，最后服药自杀。
什么是“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老美不懂。
“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老杨说。
啊？事情竟然是这样？残酷啊！
陈梦家，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原藉浙江上虞，1911年4月16日生于南京西城某神道院，自幼在南京长大。八岁那年举家迁往上海。他的家庭宗教氛围浓厚，父亲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陈金镛。陈梦家回忆早年生活时说：“我的家基于这种情形，使我们为儿女的不受时俗恶习的熏染，而完全享幸福于一个维新的家庭。”“当我是婴孩的时候一位老牧师为我施洗，……在情绪上我不少受了宗教的熏染，我爱自由平等与博爱，诚实与正直，这些好德性的养成，多少是宗教的影响。”（陈梦家《青的一段》）
陈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陈第一次与闻一多相见是在1928年冬天，“1928年春，我到了青岛，从此一直到1944年，我们常在一起。”（陈梦家《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他与徐志摩仅有过一次交谈，却深受其影响。“1931年11月，我和他有过仅仅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严肃的谈话。那是在鸡鸣寺的楼上，窗外是玄武湖的秋光。他无心赏阅深秋的景色，和我谈起他的生活来了。他说这样活不下去了。‘这样的生活，什么生活，这一回一定要下决心，彻底改变一下。’他并没有说怎样改，我那时也不大懂。第二天他坐飞机上北京，在泰山附近堕机而亡。他活了整三十五岁。”（陈梦家《谈谈徐志摩的诗》）
陈梦家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大学毕业后，陈梦家曾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半年，遂又上北京，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修读。半年后，他转到燕京大学的中文系就读，并在该系任助教。此后的陈梦家开始以一位浪漫派诗人的形象出现。正是在燕大期间，他邂逅了与其相伴一生的神仙妹妹——赵萝蕤。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其父赵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黄摩西的学生，早年曾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1926年，赵紫宸接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赵家迁往北京。这一年，赵萝蕤14岁。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转系攻读英国文学。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陈、赵的结合，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的关系。陈梦家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赵萝蕤的父亲则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相似的家庭背景，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曾忆及这对燕园的神仙眷侣：“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此时的赵萝蕤“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钱穆）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赵萝蕤也一同前往，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前文所提到的《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一书，即是陈梦家利用此次讲学机会编著的。赵萝蕤后来在其文章中回忆说：“1944年秋，他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在美国期间，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还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梦家和赵萝蕤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1946年夏天，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７月９日晚上，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自己的名作《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在赵萝蕤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这本签名诗集赵萝蕤一直保存在身边，随她经历了多少人生风雨，成为她的珍藏。“文革”结束后，赵萝蕤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那座著名的四合院里，来访者看到，“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
1947年，陈梦家返回陷于内战中的祖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授。此时赵萝蕤仍在美读书，直到1948年秋冬之间，赵萝蕤通过了关于亨利·詹姆士小说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此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赵萝蕤深恐不能学成回国，便放弃了来年六月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的机会，毅然在年底之前回国。几经周折，赵萝蕤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见到了离别一年的丈夫。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为校方多方搜集青铜文物，干劲十足。赵萝蕤回到北平后，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延聘人才。尚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即是当时受赵萝蕤的邀请，自美返国，加入燕大英文系的。巫宁坤临行前，芝大同学李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巫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此等警语，无法阻止毋宁坤对故国的热望，对火热的新社会的憧憬。他后来回忆道：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作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
看得出，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对新政权也是充满憧憬的。然而到了1951年，风云突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这也是第一次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洗运动。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要“人人过关”。为了能够“过关”，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还需“揭发”别人。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态度恶劣”者，即被“隔离反省”。……
解放初期，经过这一系列有系统的教育、改造，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刚一解放，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沈从文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他曾自述说：“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诗人冯至的口头禅干脆是：“伟大的时代，渺小的我。”
在这种“人人过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陈梦家虽没有公开批评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但已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经常在私下里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巫宁坤在《燕园末日》一文中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如此言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果然，“思想改造运动”一兴起，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
此时，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作为西语系主任，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此时，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要求人人与他“划清界限”，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赵萝蕤，一下子憔悴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刚调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几年，是陈梦家生命中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丰产的时期。在这几年里，他相继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等。他不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同时还完成了由一个浪漫派诗人向一个古文字、考古学专家的蜕变。
陈梦家不再是一个诗人了，这一方面是个人兴趣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气候使然。建国之后，小资产阶级诗人陈梦家已被主流文学所抛弃，他已失去了重提诗笔的机会和勇气。与陈梦家经历相似的何其芳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诗人，在一个风景美丽的秋天里，听见风雨吹打树木的声音，他就想写诗了。但他才拿起笔来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不巧催收田赋的人忽然来了，打断了他的兴致，这首诗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说，教条主义的批评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陈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被那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抒情诗败坏了胃口，他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诗人。他惟有闭口，像沈从文那样，将自己埋进故纸堆里，似乎只有这里才安全。
赵萝蕤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