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正在翻译《航空信》（Air Mail），这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和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收录两人通信三百多封。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教科书，对了解两位诗人的生平、思想和诗歌大有助益。今天翻译完其中一信，有布莱为特朗斯特罗姆翻译的布莱散文诗集瑞典文版写的前言，很有意思，贴到论坛，供文友讨论。因是初稿，正式出版前肯定还要润色修改。可能还有翻译错误，所以请各位不要转贴，以讹传讹。
顺便说起，2010年初夏北岛参加完爱沙尼亚诗歌节，绕道瑞典来看老朋友。我早晨到码头接了北岛，然后两人就直接去特朗斯特罗姆家吃午饭，谈话中说起这本《航空信》值得翻译，当时特朗斯特罗姆夫人莫妮卡就拿出来送了我一本，准备选译几封。没想到还没发表一封，2011年老人家就获了奖。北京《世界文学》已发表数封。而南京译林出版社就买了《航空信》版权，今年十月就会出版我翻译的全书。建议文友注意出版资讯，及时购买。
久未登录，和文友交流，特此致歉。）
散文诗提供什么
这是奇怪的事，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纪，並没有很多原创的思想是用调高的音调，“用昂扬之气”，说出来的。好像那些比较原本的思想都是通过一种平静和低调的声音说出来。昨天我读了一个澳大利亚诗人的作品，他既写分行的诗歌，也写散文诗，而我注意到，在他的散文诗里，语言获得了比分行诗里更加自然的节奏和词序结构。在一首散文诗里，我们经常体会到一个男人或女人在说话，不是面对群众，而是用低调的声音对一个人说话，他知道这个人正在倾听。
对于英语诗人来说，散文诗是一种相当新的形式，但我不认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是偶尔出现的，或者是为了取悦读者。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因为没有它，我们内心有些感觉或半被埋葬的思想就会停留在意识表面之下，本身都不能明确，也没有能力突破而出。
有的存在物是用白色大理石制作的，当我们写作的时候他们会看着我们。他们代表了那些死者对其自身诗歌的不满。在分行诗里的很多刚性，在这些苍白的、穷困的神祗面前，是一种身体的同情反应，这些神祗站在正写作的男人和女人后面，这些男人女人和博物馆里的那些希腊雕像一样苍白，一度闪烁红和黄，如今当所有颜色都脱落之后就变得死亡一样白，以至于连眼球都是白色。当他们试图把诗歌从狂野中拉走，交给超自我，博物馆的缪斯，此时这些有白色眼球的存在物就让我们感到紧张不安。在我们的时代还写诗的那个男人和女人，要应付那些白色的形象，通过再现这些雕像的红色和绿色——叶芝就是这么做的——或者通过做些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而战胜他们。当我写散文诗的时候，有时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可以继续这样写，而没有那些白色眼球的人过来提出那么多的要求。我的意思不是说，谁都不要再写分行诗，但是我认为亲密性在一首诗歌里是重要的，而散文诗在这方面能提供帮助。
有时，在散文诗的语言里，甚至精神也能得到提升。散文诗可能像是家庭的，私人的宗教，而分行诗更像是教堂。古代世界两者兼具，足可奇怪的是，人有其他的神祗用于公共宗教，不用于私人宗教。私人宗教有个合适的名字，叫做“神秘”。
散文诗有一点非常美妙，就是它能非常恰当地吸收细节。八月的一天，我站在那里观看突如其来的阵雨，此时突然有个念头，有多少各自不同的事件正在发生；发生的每件事都只发生一次。每个事件都需要在诗歌里得到自己的位置，而我很高兴我有散文诗的形式。这首诗叫做“八月的雨”。但我看到的事物，现在大部分失去了。
我相信，当代的诗渴望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我们这些通过了义务教育制度的人，经常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写出独特细节，我们过早就被驱赶到了一般化中。我们受到鼓动，要去写“人性”，而不是去写邻近房子里的水管工，他就在自己的房子前面把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肚子。一首散文诗会有不同，它不会寻求一般的说法，它敦促我们回到最初的感知中——在结论来干扰我们之前。例如，人实际上并不看到“人们走过大街”。人首先看到来自某些活动的闪光物体的光线，然后看到一个腿有些僵硬的人无法确定的走路姿态，然后是一个孩子头戴的红帽，然后是一只胳膊，戴着某些绿色的在摆动，而过了一两秒之后，脑子会通知你：“是人们在绿灯的时候走过大街”。在我的高中作文里，总是先有结论，然后才有证人的证词。我报告说“人性希望自由”，或者“人性的价值是不可贿赂的”。我喜欢散文诗的方式，能如此容易地让初始观察活下来，所以，在一首好的散文诗里——就如在一首好的分行诗里一样——完全有可能每个名词都是单数！在整首诗中没有一个复数的名词！在这方面我总是失败，当我读自己的散文诗的时候，我能看到在我身上依然有复数的精神状态。但是散文诗能帮助我们，在这种状态和只发生一次的事件之间维持平衡。
（续）两位诗人的一些讨论
（中译者注：上信是根据特朗斯特罗姆翻译出的瑞典文翻译成的。特朗斯特罗姆其实删掉了六行。他在给布莱的一封信中如此解释：）
请你看看这里的一份译稿。你可以看到，我试图从你的前言中删掉六行，即从“It’s possible that what a bird…”（有可能一个鸟的……）开始到“big rivers”（大江大河）为止的那一段。这部分几乎无法翻译。有一句我完全无法理解语法（“so there are certain thoughts”——“所以有某些想法”）。我觉得没有这六行，内容倒更加清楚？？？我也修改了某些小细节。你说，带有白眼球的生物会把诗歌还给超自我——我把“还”字去掉了，因为这会意味着诗歌本是超自我派生出来的。我们这些野人当然是不相信这一点的！这篇前言完全是炸药，“far out”（异乎寻常）！
你的触礁搁浅并且自作主张的朋友
托马斯
1977年1月26日
（中译者注：布莱对特朗斯特罗姆删掉六行，有什么答复呢？）
亲爱的托马斯：
这里是一些回应，首先是有关那篇前言的。我要你留下第二段。我知道，这一段好像有一点脱离上下文，所以我在这里修订了一个新的版本，或许更加明白一点！这一段本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想法的基础上（可惜表达得不好），即人类发明语言的一个好处，是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就会出现新的想法！我相信，散文诗的平静，可以在诗人写这作其散文诗的时候，帮助这些“新的想法”出现。因此我才使用了鸟的比喻，鸟搭建自己的巢——它在工作——而语言就是人类制作的巢……
当一只鸟正在搭建自己的巢时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它小小的脑子，一首它过去从未唱过的歌曲的想法突然涌现出来。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某些想法只是在我们从事语言活动、用一种平静方式使用语言的时候才出现。在散文诗的自流井中，隐蔽的冲动会在愉悦的方向中向上流动，那种在大江大河强有力的阳光中不愿意出现的冲动。
我在此段结尾处要说的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像《失乐园》这样的“大江大河”只会容纳很少的密尔顿内心亲密的想法，只有很少的那些微小而奇妙的快乐元素能让他在工作室里突然跳一会儿舞蹈。
因此还有几个细节问题：我在英语原稿里提出的是相对新的形式，而不是完全新的形式。我不能判断瑞典语“贫瘠的”是什么意思：“needy”（贫穷的）是我们通常用于神祗的那些形容词的直接反义词。它用于那些住在旅馆的非常年老的人，或者那些有很多孩子而又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超自我”完全删除。那么这句话就改成这样：“把它提供给博物馆的缪斯”。我还没有决定，我是否要在英文稿里也保留“超自我”。卡罗尔觉得我应该删掉，但对于某些读者来说，它能创造一种上下文的意义，而这是博物馆的缪斯做不到的。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在下一句里我做了些修改。第二稿因此读来如下：
在我们的时代还写诗的男人和女人，要应付那些白色的形象，通过在诗歌里加入三倍的能量——叶芝就是这么做的——或者通过做些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而战胜他们。
卡罗尔有点困惑，觉得我提出那么暴力性的例子（一个“男人”和“人性”对立）——它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我的同学，曾在我们的卫生间里装瓷砖修水管的，因为总是醉酒而被家里扔出了房子（他的房子），一天清晨六点回到他家的花园对自己开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另一种可能是这样写：“我们受到鼓励，要写‘人性’，而不是写隔壁那座房子里的水管工，读艾肯哈特的书，有八个孩子。”
请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那句。
再往下一点好像也有些让人迷惑的地方，有关“takes place”，其意义本来就是“发生”，而期待，指每个事件都在诗中有其自身地位和自身空间的那种期待。
我觉得，我们必须确定是否在这本书里包括“八月的雨”！你还没有翻译这首诗吗？
“Stick legs”（棒腿）只是暗示，当人匆匆看女人的时候，她们愿意在别人眼中显得多么苗条纤细……这种说法来自一个带有“火柴棒腿”的土豆……
谢谢你为此做了那么多！我觉得你已经做出非常好的贡献！不管你怎么怀疑大江大河，还有自流井……我已经提到，自流井就是不要靠水泵而完全靠自身涌出来的水流……这样的运气我自己则从来没有过……
特朗斯特罗姆写到北京和上海了
1985年4月10日（特朗斯特罗默致布莱）
亲爱的罗伯特：
我认为你值得从这个国家得到一封信。在飞行了十个 + 五个小时之后，我昨天从曼谷到达这里。我一点都不累，没有时差。访问日程从今天早上已经开始。我和两位满头银发身穿毛式服装的老诗人坐下来谈了两小时，喝了十二公升茶水。突然我感到对你有一种那样的想念，所以我必须给你寄去这封信。
再过一会儿我要出去吃晚饭 —— 一个人 —— 这是多么奢侈的事！—— 我用筷子毫无障碍，甚至可以夹住很滑溜的面条。
但我想念莫妮卡。她会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她必须留在维斯特罗斯的家里，照顾那些伊朗来的难民。
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是这样：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中文教授做了胆结石手术，当他从麻醉状态中醒来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念头 —— 在他恍恍惚惚的状态中 —— 他要把我最新的那本书《荒野的市场》（碰巧他喜欢上的）翻译成中文。他已经动手翻译了但发觉太难。所以他把它翻译成了英文（仅用了三天时间 —— 他曾经在澳大利亚住了八年），然后把译文寄给了北京这里的一个年轻异议人士，一个有才华的诗人北岛（请记住他的名字！）。他翻译我的十首诗，其中七首已经发表了。马尔姆奎斯特（即斯德哥尔摩的这位教授）又说服了瑞典学会把我送到这里，由这里的笔会来照顾我。这是一次大大的冒险。
今天晚上没有活动安排。我要在北京大街上的自行车流里散散步，先消失，然后再冒出来，再消失……
明天我们要去参观长城。
祝好！
托马斯
1985年4月10日于北京
（续）特朗斯特罗默写到北京和上海了
1985年4月22日（特朗斯特罗默致布莱）
亲爱的罗伯特：
必须从这个城市也给你寄点什么。我碰到了一位翻译你的诗歌的女士。那是在北京。她叫郑敏。身处一个完全中国化的环境里，却突然听到你的名字，还有其他老朋友的名字，比如说梅尔文的名字也提到，这真是奇怪！
最近有个晚上，我碰上了喝烈酒的可怕遭遇——一种风格上和瑞典南方药酒差不多的东西——从一个泡着一条蛇的酒瓶里倒出来的。那是一条有毒的蝮蛇，很可能是活生生地泡到酒里的。所以我把它的最后一口气也喝下去了。那味道比我预料的还糟糕。口中有很长久很长久的余味。那风味有点像生鱼，但是带有更多的鱼鳞。哎唷！我再也不会喝这种东西了。据说是一种非常补养的药呢。
我想念莫妮卡——我在这里得不到信，我只能写信。上海是个奇怪的地方，原因是所有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现在都被中国人接管了。我住的酒店在三十年代非常时髦——它的电梯就和希区柯克早期电影里的一部电梯一样。现在我要跨入到那架电梯里去了，然后在大街上消失。我要在这些大街上散步，和一千一百万中国人一起。太阳和灰霾在互相角力搏斗，而现在我相信是灰霾占了上风。现在和你告别吧。愿明尼苏达的北方一片平安吉祥。
你的朋友
托马斯
1985年4月22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