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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步桥

发布: 2011-10-13 16:29 | 作者: 贺延光



    1951年出生,祖籍陕西渭南。1966年初中毕业,是北京92中第一批红卫兵。1968年赴黑龙江建设兵团插队四年。1973年在北京崇文区工厂六年。1979年调到共青团北京市委。1981年参与《北京青年报》复刊。从1983年起在《中国青年报》任高级记者。采访过中越边境冲突、SARS病毒及汶川大地震等重大新闻。
        1976年7月,宣武区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
        我穿着件短裤衩,上下赤裸着坐在地铺上,任凭汗水顺着脖颈流下,沿着前胸后背,直抵腰部,被隆起的腹沟阻隔,屁股下面,竟湿漉漉一片。
        这种汗流浃背的状态,自进入炎热的夏季,从早上十点到半夜两点,几乎天天如此。
        这间牢房最多也就六七平米,睡地铺能躺下三人,现在就我一个,地铺下面可塞进个脸盆。地铺外的空间不足两平米。我沿对角走8字型,大约小八步。墙角放着塑料桶,是给犯人大小便用的。牢门是铁皮包的,上方有个小窗,两个拳头大小,外有插板,有时看守打开小窗,观察动静。牢门下方有百叶窗似的透气孔,犯人蹲下再低点头,透过间隙,可看到外边通道有限的地面。地铺靠墙,墙上两米多高有个小窗。透过六根比拇指粗的铁栏杆,能看到几枝杨树叶,还能听到唧唧喳喳的麻雀叫。
        7月27日晚,我像通常那样,把塑料脸盆放在地铺上,里面有早上洗漱剩下的半盆水。我蹲下洗完脸,用毛巾擦遍身子,再把溅在脸盆外的水擦干,这一天狱中生活的程序就结束了。
        牢房里闷热的空气好像凝固了。我躺在光板地铺上,刚擦干的后背很快渗出汗来。我向左侧身,再向右侧身,辗转反复,大约折腾三四个钟头,才昏昏睡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被泼了一头水,一下子又一下,猛然惊醒,迷迷瞪瞪,这才发现是身边那脸盆中的脏水一波一波往外漾。
        地震?对,就是地震!我反应过来,顿时充满恐惧。十年前邢台地震时,我15岁,还记得报纸上的传真照片,在灾区的周总理表情严峻;还记得我家屋中央那根吊着15瓦灯泡的电线,晃来晃去。
        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穿上长裤。几乎同时,周围有人大叫:“地震了!地震啦!”还有人啪嗒拍门,伴着哭腔喊:“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我穿好鞋,光着膀子坐在地铺上,忐忑不安,但心里还算明白,跑是跑不出去的,听天由命吧。好在没有进一步恶化,但觉是不敢睡了。
        天亮了,铁窗外的汽车鸣笛声显然比往日密集。由于狱中极静,犯人的耳朵变得异常敏感,捕捉窗外的任何动静。到了下午,不断从窗外传来高音喇叭声,虽听不清讲什么,但短促、急切,甚至声嘶力竭。我所在的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离陶然亭公园不远。频繁来往的汽车,大概忙于救灾。可能在公园安装了高音喇叭,恐怕那里成了居民的疏散地。看来灾情严重,我相信这个判断八九不离十。
        晚八点,通道里的扩音器按时响了。《东方红》乐曲后开始播放新闻,这是犯人们统一的政治学习时间,也是我们接收外界讯息的唯一渠道。要说每天上午会有一份《人民日报》从牢门下塞进来,大约读半小时,再传给别的牢房,但报纸的消息通常比广播晚。
        广播的头条新闻是唐山爆发大地震,损失严重,人民解放军的救灾部队已迅速赶往灾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一定能够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战胜这场自然灾害。至于这场灾难到底死了多少人,并没有任何报道,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门儿,依然如故。
        随后两天,远处的汽车声和高音喇叭声接连不断,不再那么刺耳,但让人心烦意乱。我有些坐不住了,终于蹲到牢门的透气孔处,鼓足勇气喊了一声:“报告队长!”
        报告队长,就是报告警察、报告政府的意思。我也不知什么时候立的规矩,犯人一律称警察为队长。
        听了听,通道里没动静。我提高了点儿声调:“报告队长!”
        一双皮鞋走动的声音,他显然听见了,走了过来。
        “哐当”一声,牢门打开了,我看见看守铁青的脸。
        “报告队长……”下面的话还没说出口,脸上重重挨了一拳。由于毫无防备,这一拳让我倒退一步,被地铺绊倒,仰身摔去,后脑勺磕到墙上,顿时眼冒金星。
        我双手用力撑起身,愤愤地嘟囔问:“你为什么打人?”
        “打人?叫你他妈的大声叫!”
        “……”我怔了一下,竟不知怎么回答。
        在监狱,常能听到哭爹叫娘般的嚎叫,还有女人凄婉悲凉的歌声。不难分得出来,哪个是在被队长们“修理”,哪个是犯人之间的厮打,哪个是精神病人的自我“狂欢”。我住K字楼大牢房时,一个小伙子半夜撒尿,故意把睡在塑料桶旁的老头用尿浇醒,在老人的哭腔中众人大笑。我一直告诫自己,要遵守监规,犯不着吃眼前亏。
        “说!”看守大吼一声。
        “好多天没提审我了。我知道你们很忙。反正现在还没人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全国人民都在抢险救灾。唐山地震。我还是个党员。能不能让我干点事儿,在监狱里干就行。”脑袋依然嗡嗡响,我语无伦次地说。
        “嘿嘿,你他妈还是党员?”看守奸笑着,“你他妈的是反革命!告诉你,别妄想着趁地震耍心眼儿!当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说完,“哐”地一声,锁上铁门,走了。
        我半躺在地铺半靠着墙上,耷拉着脑袋——妈的,这叫什么事啊!
        我1951年出生在军队家属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共产党的传统教育。记得小时候,在机关食堂吃饭,人们逗我,让我讲话,我就蹦到凳子上,挥舞着拳头学着首长的口气:“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说完撒腿就跑,后面一片掌声笑声。
        我在内蒙包头上小学,四五年级正赶上中苏论战,收音机报纸上都是批判原来的“老大哥”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有一回,语文老师让我们用“毕竟”这个词造句,我就写下了“斯大林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令老师刮目相看,还作为范文在班里讲评。像什么“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连我这个小学生也能随口说出来,它们都出自著名的“九评”。
        大饥荒时期,尽管我父亲那个级别有点儿细粮和黄豆的补助,尽管母亲精打细算,我和弟弟仍然从早到晚饥肠包辘辘。弟弟比我小两岁,我们吃饭常打架,就因为一小盘土豆丝,我一筷子夹两根,他一筷子夹三根,比我多,我的拳头就上去了。
        有一次去找某局长的儿子玩,我发现他家厨房小碗里泡着块核桃般大小的肉,趁没人注意,就一口塞进嘴里,怎么都咬不动,原来是生肉,我绝不吐出来,愣是硬把它咽进肚里,眼泪都憋出来了。此后,我再没去过他家,做贼心虚啊。
        我和同学到离家不远的沙坑去玩,常常发现被丢弃掩埋的婴儿,有男有女。那时我们哪知道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还以谁先发现婴儿尸体逞能。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期《中国儿童报》的“小虎子”专栏登了一幅画,小虎子站在人民公社大食堂门口,手持喇叭向小朋友们宣布:从明天起,吃饭不要钱啦!
        读小学时,我在父亲单位的俱乐部看了不少电影,像《钢铁战士》、《战斗里成长》、《战火中的青春》、《南征北战》等,给我很深的影响——革命战士都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锻炼成长的。即使在和平年代,少年英雄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生产队的辣椒,在英勇搏斗中牺牲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毛主席,这些概念从小植根于我内心深处。
        机会终于来了。
        1966年,我们家因父亲调动搬到北京两年多。我在92中读书,不知是因为北京教学质量高,还是因为贪玩,反正学习成绩远不如读小学的时候。考不好,老师批,家长揍,尤其是俄语和数学差得更远,上学成了我的负担。最后一个学期进入中考复习,但能否考上高中,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正处在焦虑状态,文化大革命如疾风暴雨,突如其来。
        “文革”让我处于莫名的兴奋中。“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斗私批修”、“造反有理”了,天天都跟过节似的。父亲17岁投奔延安,参加八路,我现在15岁,可谓生逢其时!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同总攻的信号弹。孟校长身体不好,常在家养病,被勒令回校接受批判。这位北平老地下党自然成了“叛徒”,他和一些男女老师都被剃了“阴阳头“,一边敲着脸盆在操场上转圈,一边唱着《牛鬼蛇神嚎歌》。
        八月上旬,我和同学到天津“破四旧”,我们抄了个天主教堂,把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把一堆教袍堆在院里焚烧。
        我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弟,最早加入了红卫兵。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作为我们学校十几个红卫兵的代表,登上东侧的观礼台。和所有人一样,我挥舞着红宝书喊啊跳啊。毛泽东走向城楼东侧,离我们很近,无奈我是近视眼,只看见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
        1968年春天开始征兵,来我们学校的是38军,我们都知道这是林彪四野的王牌军。在学校“军训团”领导下,我已是红卫兵中队长了,军代表器重我,部队带兵的干部还家访,和我父亲相谈甚欢,我和家人都认为,当兵这事儿是板上钉钉了。
        谁料到恰在这时,中央又揪出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卫戍司令傅崇碧,父亲是晋察冀山头的,也糊里糊涂受到牵连,成了“走资派”,靠边站。政审不合格,当兵入伍自然泡了汤。这事对我是沉重打击,情绪一落千丈。
        当不了兵,就去兵团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是毛主席的号召。中学有篇课文叫《雁窝岛》,描述北大荒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我去了黑龙江,随身带的最贵重的是父亲给我买的两波段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到那儿我才知道,它能收到“美国之音”和苏联“红旗广播电台”,但杂音大,我也很少偷听,那罪名足以被关进监狱。
        我的思想真正开始变化,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
        那时我已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年半,入党提干,是26团特务连副指导员。我们团和其他几十个团不一样,是在中苏边境珍宝岛冲突事件后新组建的,由各团选派的清一色小伙子,专门担负战备值班任务,以打坑道和军事训练为主。除了没有领章帽徽,连武器装备都和部队一样,营以上干部全是现役军人。
        9月14日,我们接到一级战备命令。每个人除了必备的,其它都打好行李交给后勤统一管理,绑腿也缝成袋子,灌满炒熟的高粱米。晚上睡觉抱着抢,不能铺被褥,不能脱衣服。那季节夜里很冷了,农民房又没暖气,冻得根本睡不着。但人人都很兴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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