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每天都在追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发誓把无产阶级革命继续进行到底，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悼文唁电。而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些为毛守灵的传真照片，想从那些模糊不清的影像中，从那些一溜站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神情和姿态中，找到风云突变的蛛丝马迹！
记得有一天的照片，许世友昂首挺胸，穿着双布鞋，一副气哼哼谁都不服的样子，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好像看到了一线光明。
就这样，我一天天在希望和沮丧中煎熬。
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局势如前，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每晚半小时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各式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喋喋不休的誓言令人生厌，每篇文章都有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毛泽东临终嘱托，那就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前景，无论是国家的还是自己的，我已心灰意冷。
10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刊登了鲁迅的文章《八月的乡村》。鲁迅的文章我读了不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篇呢？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旗手在此文中把一个叫作“狄克”的人骂得狗血喷头。那年头，回顾历史都是为了针对现实，批孔老二也好，批宋江也罢，盖莫如此。
“狄克”何许人也？是江青？不对，那时她已到了延安。是姚文元？也不对，他年轻，还够不着。那么张春桥呢？啊，只有他，令人生疑！
我一丝惊喜。
紧接着又发现，自毛死后的每篇文章必有的“按既定方针办”黑体字，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内心又起波澜，但无法打听进一步的消息，也无法和小李子讨论。差不多十来天，苦思冥想，心急如焚，我几乎无法入睡。
大约在10月17或18号，外面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时不时还能听到嘈杂的口号声，但听不清口号内容。尤其到晚上，甚至半夜，仍能感到监狱外人声鼎沸。
小李子也察觉到了。他躺在地铺上，半睡半醒嘟囔道：“外面他妈怎么啦？是不是一直在敲鼓啊？”
“你听，不光敲鼓，还放鞭炮呢。”
“那又怎么啦？”
“可能又把谁揪出来了吧。”我说。今天揪出这个，明天揪出那个，已是这些年的常态。不管打倒了什么人，群众都要上街游行，大呼小叫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这次，我不敢说出自己的猜测，没有证据呀。
小李子打了个呵欠，叹了口气：“唉，不管他妈的揪出了谁，咱哥们儿也得待在这儿啃窝头啊！”
不过我心中有了几分底，群众上了街，说明一切水落石出。但仍旧惶惶不安，局势太复杂,万一我的判断不准呢？
第二天晚上，广播又该响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靠着墙，而是端坐在地铺上。
王八楼的通道静极了。
八点整，先奏《东方红》，接着是男播音员那洪亮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我党一举粉碎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
话刚到这儿，我已经蹦了起来，突然转身，窜上一人多高的铁窗，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使出全身力气朝外喊：“胜利喽——胜利啦！”
几乎与此同时，楼上楼下竟是一片嗷嗷的欢呼声，有人高喊：“让我们一起和全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吧！”
嗷嗷声此起彼伏。
我一听，敢情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分子还真关了不少。
我叫喊了一阵，直到双手抓不住栏杆了才蹦下来。
坐回地铺，我激动地浑身发抖，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难以控制的发抖，上下牙不停地磕碰。
在墙边半靠半卧的小李子，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不敢吭声，他还以为我疯了呢！
正在这当口，铁门小窗的插板打开了，一对鹰犬般的眼睛盯着我。不过也就半分钟，他转去察看其它牢房了。当了多年看守，或许他从未见过那么多犯人同时如此激动，几乎把监狱的房顶掀翻，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约摸二十分钟后，我逐渐平静下来。新闻还没结束，刚才广播的盛大集会的内容，竟然没听进一句。
男播音员继续宣读：“我们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既然粉碎了“四人帮”，怎么还要批邓？看来，事情并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又过了半个钟头，通道那头响起“咔咔”的皮鞋声，似乎是两个人，由远而近。平时犯人们一听这声音就提心吊胆，不知道在哪儿停下来，打开哪个牢门。
这回打开的是我的牢门，果然是两个人。一个用食指指我，另一个喝道：“出来！”
我知道，算账来啦。
我被带到通道入口处的一间屋子，喝令我蹲在地上。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站着，都点着烟盯着我。
“刚才干什么呐？”
我看着他俩，没说话。
“问你呢！干什么呐？”站着的喝道。
“我激动。”
“你激动？”
“我的案子你们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你们应该能理解我。”
“理解你？别他妈想美事了！你们他妈闹事的时候，他们还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粉碎‘四人帮’，你以为你有功啊你！”站着的讥讽我说。
去你妈的，我心里恨恨的，没吱声。
“那我问你，”坐椅子的翘着二郎腿，“现在你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怎么看？”
这还真问住我了。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泽东钦定的，刚才广播中还在继续批邓呢。
我半天没说话，双方沉默着。
“说呀！”站着的厉声道。
“天安门事件不管怎么评价，反正我没参加反革命活动。”我嘟囔着。
沉默。
“我们警告你，”坐椅子的人开口了，“党有党法，监有监规，以后再发现你像刚才那样闹监，别怪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今天算饶你一次，听清了没有？”
我躲过一劫，旁边牢房的人却遭罪了。那是第二天，《人民日报》传到隔壁，犯人竟大声朗读关于北京百万军民庆祝游行的报道。一个看守很快就跑过来，厉声喝斥道：“不许大声念！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高兴！”
“有你们高兴的份儿吗？”
“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在高兴，我们为什么不能高兴？！”隔壁的犯人毫不示弱。
看守张口结舌。
争吵未继续下去，那看守匆匆走了，我以为他理屈词穷。过了几分钟，他又回来了，还带来个援兵。
隔壁牢门“哐当”被打开，一个犯人被拉了出来，随即锁上，我还以为要提审他呢。没想到，警察竟在通道里动起手来，几拳就把那人打倒。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蹲到铁门下，透过透气孔往外看。我的角度只能看到躺在地上的那人的后脑勺，还有警察的皮鞋。他们气喘吁吁，连踏带踹，就像蹂躏一个皮球。
打人打累了，他们把他左臂从肩上扳过去，把他右腿从下边扳过来，再用手铐把左手与右脚铐在一起。犯人疼得嗷嗷乱叫，像是被屠宰的猪，随后他被拖走了。
这个刑罚叫“苏秦背剑”，我早在大号里听说过。此时此刻，通道两侧牢房的所有犯人感同身受——这就是和全国人民一起高兴的代价。
而隔壁牢房的另一位也未能幸免，很快也被带走了。几年后我才知道他叫窦守芳，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因反江青入狱。他告诉我，那天他被押到楼下，耳鼓都被打坏了。头一位叫杨晓东，天安门事件著名长诗《告别》的作者。
12月2日，我和一批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在狱中集中起来，办了两天学习班。狱方说，根据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准备放你们出去。你们在天安门广场矛头针对江青他们，但当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中央！谁敢说你自己有先见之明？现在明确告诉你们，当初抓你们是对的，现在放你们也是对的！
特别警告，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对外讲，不要自以为是。上一批有两个家伙不听警告，前两天又抓了回来。
我的审讯员把审讯记录和抄家缴获的胶卷及其它材料，当着我的面一把火烧掉了。他们宣布，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也可以说是罪行，主要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回厂后，要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里，不老实的话，随时会给你重新戴上。
1976年12月4日，我走出半步桥监狱。
走出很远，再回头看那高墙铁网，百感交集。难道它就是无数人为理想奋斗的象征吗？反正，我是不会再回去了。
2011.6，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