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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与歌舞

发布: 2011-9-29 21:09 | 作者: 郑丹



        七十年代,我们过节的风俗并不因贫穷而省俭,每当我们一家人,喝完雄黄酒,吃完晚宴,依着传统习俗“游百病”走到城北桥头的时候,总听见人家喊:“哟,你家郑幺娘又唱赢了!”母亲看见我们,便会跑过来抱住两个外孙,说:“幺,我的乖儿,你们来了!”招呼完我们,她又会回去继续对歌,直至午夜才尽兴而散。
        或许就是这些从不消散的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生活。端午是这样有趣,春节元宵更是热闹。除了那些传统的娱乐项目,和必不可少的文艺演出之外,我们文化馆还配合节日,组织很多文化活动,比如年年春节至元宵的灯谜大赛和舞龙的表演。
        我爱人是猜谜的高手,这样的猜灯谜活动,通常的奖品是烟卷和糖果,这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常胜,学会了抽烟。有了孩子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去猜谜是欺负人,但又丢不下好玩之心和那点奖励的香烟,于是就让孩子们去看了灯谜回来,他告诉孩子去领奖。
        灯谜由文化馆的人四处搜集,或自己创作,都用毛笔写在五色的彩纸上。一串串的彩纸挂在绳子上,挂满了文化馆的院子和排练场。人家见两个学龄前儿童老是扯了灯谜彩纸去领烟,都觉得不像话,仔细一看恍然大悟:“难怪,刘扬忠家的嘛!你家爹咋会不自家来?”我爱人还一直取笑那些灯谜出得没文化:“神拿石头打人”猜一词牌名,谜底是什么?“菩萨蛮”!
        元宵的舞龙是文化馆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都是夜里才舞。大龙灯扎得漂漂亮亮,还有鼓乐队敲敲打打。跟在公家龙灯后面的,是爱玩的百姓自己扎的“草把龙”,没有公家的亮眼,却在上面插了很多点燃的香,舞起来也是一团红线,让人眼花花的。
        有几年为了增添舞龙的绚丽的效果,在大十字、小十字这样的重要街口,都有烧得旺旺的火炉,里面熬着铁水,用勺子盛了火红的铁水,用木板在勺子下猛向上一拍,铁水散向空中绽放开来,如同国庆礼花一般好看。可惜好是好看,祸害可不小。那铁水往往还没冷却就撒了下来,慌得底下看热闹的人群,又是叫又是躲。我倒不记得元宵过后有多少人说被烫的,只记得小女儿后脖子里落了个铁粒,烫了个大水泡,好几天才好。后来大概撒铁水劳民伤财,就不用了。再后来,不知为什么,舞龙的表演也渐渐没有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慢慢马路多了,房子多了,汽车多了。路上的“马哥头”越来越少,路边的烟酒铺都变成加油站和超市,渐渐也就听不见马哥头的歌声了。不知道是不是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山间调侃路人的歌声也稀少了。母亲去世了,早在她去世之前,端午城北的歌会也不见了。春节的灯谜会猜的人越来越少,规模渐渐小到没有了。我离开故乡太久了,听说苗族的“跳花坡”等节日,在这些年倒是越办越大,成了当地一项重要的特色活动了。
        我们县城依然挺立在那斜斜的山坡上,从未像人担心的那样,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只不过原来破旧的茅草屋和青瓦白墙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一样难看的水泥楼房。
        那个地方小归小,却有一个豁朗的名字——大方。
        因为单纯,所以快乐
        1975年,我爱人终于从农村中学调到城里的师范学校教书,我也一同调去当音乐老师。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群众文化工作的结束,而是我以师范学校为阵地,又开始了新的文艺工作。
        师范学校对我的工作百分百信任和重视,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没有乐器就给我经费。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专门去省城和四川采买了一趟器材,什么笙啊、扬琴、手风琴、二胡的,买了一堆回来,再买本教材就教学生练乐器。
        当地的文艺汇演十分频繁,自从我去了师范学校之后,就把学校的文艺活动搞得非常红火。而且,由于我们夫妻同一单位,似乎更有了夫妻合作的意思。每次演出我们都有新作品,我作曲,爱人写歌词,唱《送红军》之类的歌。那时候跟红军有关的歌曲都比较抒情,旋律好听,像《长征组歌》、《映山红》什么的,我们那时候的写歌风格也走的是那种路数。
        在每年全县的各种文艺汇演中,师范学校的演出总是力拔头筹,质量最高,也最受欢迎。每次演出不是在经常举办篮球比赛的球场坝,就是在老电影院,有时候也会在县委礼堂。每次演出都挤满了观众,这时候,也是门口卖瓜子的小摊最赚钱的时候。县城很小,大家又都爱看文艺演出,一旦你粉墨登场,台上的“光辉形象”到第二天就会成为一条街上八卦的话题。
        那段时间我偏好排演歌剧,给学生成功排演了歌剧《江姐》的片段之后,又排了部叫《刘四姐》的小歌剧。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这次是师生同演,我自己扮演深入虎穴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我爱人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由他扮演剧中第一反角肖司令。剧中肖司令最终被刘四姐一枪结果了性命,于是八卦来了。演完之后,全县都在说那个“刘扬忠一枪被他家婆娘打死”的戏,弄得6岁的儿子气呼呼几天不理我们,死活不肯再看那个演出,连演出后发的糖包子这样金贵的东西,他都不肯吃。
        我们的演出,服装、道具、舞美,无一不出自自己的手笔。那时候演出服都讲究,大多是丝绸做的,我们自己买了料子和花边,自己设计样子请裁缝做。耳环就自己买珠子串,没有人打耳洞,就拿线串着,挂在耳朵上装样子。盒子枪都是我爱人的手工,自己拿木板画了样子锯好,打磨之后用墨汁涂色,简直可以乱真。
        其实,在那个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小县城里哪个单位演节目不是如此呢?那时,个个敢表现,也个个都是文艺多面手。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校长请我帮他们学校排演一个节目参加汇演。我爱人便拿孩子们最爱看的一本小人书《会摇尾巴的狼》,编了一部童话歌舞剧,我给他们谱了曲,编了舞,把5岁的女儿也拉进来演了小白兔。演出很成功,一家四口以这样的方式圆满地合作了一回,大家觉得上台演出是天经地义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若是换到如今,我还会有这样的勇气么?即便我有,家人孩子们恐怕都不会那么配合了。
        今天,我不需要证明自己在那个年月多么的有头脑,或许正因为简单,人没有太多的杂念,所以有最单纯的快乐。那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排演节目取过报酬,也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付出的比别人多还是少,没有担心过自己是不是太出风头的问题。我安心于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工作让自己、让周围的人、让台下的观众都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这大概是我对那段岁月缺乏痛苦记忆的原因。
        1976年的一天,我正随着文化馆在地区进行汇演。演出进行了一半,突然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人群在欢呼,一向对演出极为专注的观众开始呼啦啦往外跑,这让台上的我们莫名奇妙。突然有人对我们大喊:“别演了,中央出大事了!快出来吧!”场内人全部跑了出去,我们化着妆穿着演出服也从舞台上跑了出去。
        出去才知道,“四人帮”倒台了。消息太震撼,新闻中欢快的气氛激动了我们,大家都在欢呼,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我们想起来后台有锣鼓,便跑回去拿出来敲锣打鼓开始满街游行,一边走一边喊“打倒四人帮,全民得解放”。
        那真是惊天的大事,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间隙里也激动地讨论个不停。那一年的悲伤和惊愕太多,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这么快乐的消息作为结束没什么不好。
        那狂喜的气氛延续了很久。很多从前不让放的电影,开始反复放映,广播里,像是要把从前没能放的歌一口气放完,满大街都是欢歌笑语的。我们家也借了个朋友的唱机,一天到晚大喇叭里放着文革前的老唱片,还有不少那时出品的红色塑料薄膜唱盘。方圆百米的街坊邻居都跟着我们天天听音乐,倒也没有哪家嫌吵的。
        我们的文艺演出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那一段时间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演了很多出话剧,剧本很快刊登出来,于是我们紧跟潮流。
        我又被调回了文化馆,开始主演话剧。我们一口气排了《深夜静悄悄》、《于无声处》直到后来的《权与法》等一批新时期话剧。西南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憋着一口方言普通话演戏,经常笑料百出,无论是观众还是我们自己,有时会笑场笑到演出无法进行。但是演出还是非常受欢迎,于是我们文化馆毫不含糊地做了两三年的话剧团。当然,区里省里的汇演,我们唱歌跳舞创作依旧不耽误。
        1978年春,我丈夫在他爷爷的葬礼上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电报。这是个对我们全家都影响重大的消息,几年后,我们都跟随他离开了这块文艺活动格外活跃的土地。1983年,我原单位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全国乌兰牧骑文艺调演,我原来参与编导的一个仡佬族风情歌舞《打亲敬酒》获了奖,他们给我送来一个奖品,是一盏台灯。
        后来不太听说有全国汇演的举办了。我原来的单位,据说也逐渐散了,家乡的文艺汇演渐渐也没有那么热闹了。
        我与丈夫的合作终究成为一段过去了的往事。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大概是在1977年秋天,那时候政府曾经想向全国征集新的国歌,县委宣传部领导很郑重地把我们夫妻叫去,让他写词,我谱上曲,然后送到上面去。到底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完全不记得。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们一度差点把国歌换掉。
        但我不会忘的是,那个过去的年代,我有过毕生最真的演出,最好的观众。时时想起,还分外地怀念。
        (郑丹口述,刘净植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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