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青春与歌舞

发布: 2011-9-29 21:09 | 作者: 郑丹



        唯一的缺憾,就是回家太少,年幼的孩子照顾不多。儿子基本上托给奶奶带,女儿还在襁褓里,就常常跟着我上山下乡,演出的时候,不上场的人就轮流帮我抱她。为这个,在女儿的记忆里,至今有这样一幅印象深刻的画面:我们搭上一辆卡车下乡,孩子被母亲扶着站在车厢里,一瞬间看见对面过来的车子煤堆上,坐着从乡村中学搭车回县里的爸爸,夫妻父女就这样,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运煤卡车上相望而过。
        轻家庭而重社会,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生。“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主张的是女性要走出家庭,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解放之后,这个观念实行得更为彻底。对我个人而言,并非家庭不幸福,并非不贪恋家庭团圆的温馨,然而与家庭舒适同样重要的是,当我真正走入大众在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为的时候,感觉是充实的。所以,遗憾,却并不后悔。
        把全县的文艺骨干集合起来
        七十年代,至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地方,也许思想单一,文化生活却相当活跃:从县里、地区到省里、全国,每年的文艺汇演不断,元旦、春节、五一、六一、国庆都会有演出;除此之外,全年里歌咏比赛、团体操比赛不断,有成人的,也有学生的;还有各个节庆的文化集会需要举办。这都是文化馆的工作范围,既要组织,也要辅导。我们也因此一年到头忙个不停。
        我刚到文化馆不久,正赶上六一儿童节省里汇演,要给孩子们编排一个舞蹈。那个年代的文艺节目,需要教育孩子的阶级觉悟,于是我们便设计了一个农村里的地主婆,假装在玉米地里打猪草,暗地偷公社的粮食,结果被孩子们抓住的故事。这是那个年代里最常规的一种故事模式,有些特别的是,当时主管的领导正喜欢芭蕾,于是说,郑丹,你编个芭蕾吧。
        也许今天的人们听说这样跳芭蕾,大家难免哈哈一笑。但是那时候,芭蕾这种西方的贵族艺术,在中国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普及率,不仅用来表现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而且连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只要想跳舞,都有可能立起脚尖。就在我调回到县里之前,县里一中的学生们已经自己排过芭蕾舞剧《白毛女》了,有些学生就来自农村。那时候的文艺生活,的确有其荒诞和简单粗暴之处,但对应现实回头反思,从分享的层面上说,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健康的文艺精神,何尝不是一种今天没有的丰富呢?
        全国推广样板戏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剧目,在那时除了有电影,还有完整的演出台本出版。里面不仅有剧本、唱腔、乐谱,还有每场的舞台场记,舞蹈精确到音乐每一拍的动作说明都写得很清楚。此外还有舞台调度图、舞台美术图,甚至细到每个人物的造型、化妆和服装,全部标准化地连图带文给标出来。只要照书排演,虽有优劣之差,但大样子差不到哪里去。我靠着新华书店里买的《红色娘子军》台本书,给文化馆的小学员们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孩子们把“常青指路”跳得像模像样,演出时极受欢迎。
        小孩年龄小,教芭蕾容易一些,我们在小学里选了一批条件不错的学生,训练了一阵,也把原创的阶级斗争芭蕾舞跳出来了,最终在省里的汇演获了奖。那时候的芭蕾舞鞋做得挺漂亮,是我专门到省城买的,平时训练用的是布面的,演出用的就是缎面的了。不过,在我们的概念里,芭蕾不过也就像跳彝族、苗族舞,区别不过是,需要的时候立着脚尖跳,演完也就放一边去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乐队。我们乐队里什么乐器都有,二胡、小号、扬琴、月琴、手风琴、大提琴、小提琴、黑管,谁会什么乐器便奏什么乐器,中西合璧,一派和谐。这可不是我们的独创,那时候演样板戏的专业乐队里就是中西混搭,所以对这种乐队形式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特别。还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大齐奏,还是分谱的,水平不能说很高,但至少没有跑调的。不过最初没有人会大提琴,乐队里少个贝斯终究缺点什么,于是我还自学了大提琴来抵挡一阵。后来同事余凤仙特意钻研了大提琴,乐队这个缺才算补上了。
        那时一专多能是普遍现象,常常这个人在台上跳完舞,一下场坐在乐队拿起二胡接着拉;那个人前一分钟还在弹月琴,下一分钟就上台说起了快板书。要说我们哪里来这么多文艺人才?从各处抽调。
        我们虽地处偏远,然而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可不少,大学生里人才多,有的会拉小提琴,有的会吹黑管,有的会拉手风琴……许多分配到农村或工厂的文艺骨干,直接就被调到文化馆了,遇到单位离不开的人才,每到文艺调演的时候,便靠县委宣传部直接发函给他所在的单位,抽调到文化馆一段时间,进行排演。那时候大家对参加文艺演出都很投入,所以各单位对于抽调都一概支持。
        歌舞演员,我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学,或者农村文化工作站去挑选有潜质的文艺分子。在城市里的学生,被选进文工团自然算不得多么了不起,但对于农村的孩子,那就是进城吃公粮了。文化馆里有几个演员就是从农村选拔出来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往事。一位区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的官,想把他的女儿送进文化馆来。考核过后,我觉得这姑娘形象不行,嗓音和形体条件也不好,就不同意调她。谁知这家颇有关系,因为所在的区盛产大米,就送了当时的主管领导很多大米。那时候大米很稀罕,我们日常都只能吃碎苞谷掺米做的饭。领导被人家搞定,就决定调人。可是因为我的不同意,那家人于是又到我家里送礼,还威胁要告我,闹得不可开交。
        人家把状告到了县委宣传部,说我打击贫下中农,这可是个严重的罪名。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算啦,你得罪不起人家的。我说,她专业不行,我就是不同意。最终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书记当即表了态:这种事情我们插不上嘴,要听人家专业的。
        那个女孩终究没有调成。农村人总希望进城改变命运,但是不靠自身的才能而走歪门邪道,这样对别人是不是不公平?
        放到今天,我一个人的坚持竟然就能抵制这事,那真是奇迹,几乎不太可能。当时,我不过是文化馆的一介普通员工,没有一官半职,就凭我是专业人员的良心,领导就不敢随便调一个人。
        充满了色彩的文化记忆
        故乡很小,整个县城建在一片东高西低的山坡上,站在南城外塔山上,可以一览全城,而且会担心,它哪天会叽里咕噜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
        形容七十年代的这个地方,贫穷、落后、闭塞、单调、压抑,都可能是准确的词。然而为什么我的记忆中,有关文化生活的多彩的感受,会远远深过前面那些准确的形容呢?这是不是因为我所在的是一个偏远山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歌舞之乡的缘故?
        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数民族的各种节日,尤其是苗家的节日,什么“跳花坡”、“踩堂”、“探花房”等等习俗,从未因文革而中断。每逢正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都是他们恋爱迎亲会亲家等等的世俗节日,他们跳舞、唱山歌、谈恋爱。唱得好听,跳得精彩,形式多样,热闹活泼,也让我们这些城里人饱了眼福。我们一边下乡为他们演出,一边跟着他们学会了好多东西。
        我是半路出家的编导,为自己懂的不多着急,就买了些皮蛋(这已经是我拿得出的稀罕的礼物了),跑到省里去找人,希望人家有机会可以推荐我到专业院校进修。但是人情就是这样势利,我既然“下去”了,人家上面的人又凭什么帮我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滋养我的,还是从生活里来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苗族人三月三的“探花房”,是苗族姑娘的成人礼,家里会专门为她布置一间花房,闻讯而来的男孩子们,就在她的楼下吹芦笙跳舞,唱山歌逗她。姑娘喜欢谁的话,就邀他上楼,两人唱歌,弹口弦,谈情,再约到端午节的花坡上去。到了“跳花坡”的时候,姑娘们都缠着自己绣的最精美的腰带出门,小伙子喜欢哪个姑娘,就会去抢她的腰带。姑娘喜欢哪个小伙子,最后就会把腰带挂到他脖子或芦笙上。经历了唱歌、芦笙舞的姑娘小伙们,在山坡上撑起一把把花伞,一对对在伞下谈情唱歌……这些生活里的载歌载舞的场景,直接催生了我1977年创作的舞蹈作品《栽孃》,描写苗族的姑娘小伙子们,如何经过一番歌舞的攀比、试探,最终一双双在花伞下谈情。
        就因为这节目是从村民们的生活里来的,《栽孃》的演出效果好极了:小伙子逗姑娘的时候,大家都在下面起哄;斗芦笙的时候,他们真的当起了裁判;当小伙儿认错伞底下的姑娘,大家哈哈地笑得特别开心;当有情人一对对撑着伞远去的时候,大家凝神摒气,过了很久,才热烈地鼓掌,拼命地鼓掌。
        这个节目的创作和演出,是跟他们最好的交流,一边演出一边采风,让我们汲取了最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营养。
        还有,经常伴着我们走在乡间的,是山野间脆生生、火辣辣的山歌。生活在那地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走在路上从不会寂寞,走在哪里,都会有人唱山歌,有时候自己抒情,有时候同你调笑。
        有一次,我和同事小潘正在去文化站辅导的路上,忽然听见山上正在收割的农民唱起了山歌:“城里姑娘么下乡来,脚上穿双么白球鞋,胶线包包么装少午哇,包子馒头么露出来——”
        那时候,最时髦的鞋大概就是白网球鞋了。另外,我们那时的年轻女性,时兴用彩色塑料线织成花包包来背,“少午”是当地土话,指的是下午加餐的吃食,实际就是我们背着在路上吃的干粮。一听这歌就是成心拿我们消遣呢。
        小潘是个反应很快的女孩子,立刻和了原调原韵唱了回去:“乡下姑娘么进城来,脚上穿双么水草鞋,麻布口袋么装少午哇,苦荞粑粑么露出来——”只听见对面山上嘻嘻哈哈一笑,就没声了。
        因为念及乡里人生活太苦,我常常觉得这个回敬的对歌,有点像是嘲笑人家,但是那一来一往的对歌和调侃,又有说不出的亲近和幽默。这样的对歌,我们一天总能遇到一回。
        最擅长唱歌的是赶马的车夫,我们那里称之为“马哥头”。“马哥头”们赶着马车,路上消解寂寞的最好方式就是唱歌,一路看见什么唱什么。最爱逗路边的姑娘,唱得人家脸红心跳,或者停下来骂人拿石头丢他,他便哈哈大笑,快活地逃走。
        还有一次,我们走得太累了,很运气,搭上了一个马哥头的空车。那天雨后新晴,山青水绿,天地之间一片安静,只听得马蹄在路面上“踢踏、踢踏”的声音。路上,远远的桥边有一家烟酒小铺,马哥头突然敞开了歌喉:“哥家住在么大桥边,又卖烧酒么又卖烟,有钱来么你喝杯酒啊,无钱来么你咂竿烟——”
        悠长的歌声飘荡在青山翠谷间,荡出一声声的回音,说不出的和谐美好。我们也忍不住跟着他,一声一声地唱着,享受着悠悠山谷外远远传来的回音,仿佛天地在与我们对话。
        这位马哥头歌中唱到的糖果烟酒小铺,那时候在县城里,或者马路边,都很常见。赶路疲惫的人们,常常靠在铺子边,打一杯水酒喝,或者卷一支纸烟吃,几毛钱几分钱的,丰俭由人。这样的情景,曾经是那个小县城经年不变的图画。
        我其实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擅于唱山歌。我的母亲就是极会唱的,她有一把小二胡,还有一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她都会演奏。但是她最爱弹着那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唱歌,独自唱着《苏武牧羊》什么的。每到端午节,城北桥头的古银杏树下,总聚着一群人在那里对歌,每每的,我母亲总是最后唱赢的那一个。
32/3<123>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