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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她和姐姐聊天我才知道，她小时候娘家的家境很好，那时我们李家的光景虽然不错，和她王家却是绝不能比的。他们大家族枝枝杈杈四五辈共有四五十口人，男人们多，家里还雇有十几个长工，女人们便不用下地，只是轮流在家做饭。她们这一茬女孩子有八九个，从小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学做女红和厨艺。家里开着方圆十几里最大的磨坊和粉坊，养着五六头大牲口和几十头猪。农闲的时候，磨房磨面，粉坊出粉条，牲口们都派上了用场，猪也有了下脚料吃，猪粪再起了去壮地，一样也不耽搁。
到了赶集的日子，她们的爷爷会驾着马车，带她们去逛一圈，买些花布，头绳，再给她们每人买个烧饼和一碗羊杂碎。家里哪位堂哥娶了新媳妇，她们会瞒着长辈们偷偷地去听房，当然也常常会被发现。一听见爷爷的咳嗽声，她们就会作鸟兽散，有一次，她撒丫子跑的时候，被一块砖头绊倒，磕了碗大的一片黑青。
嫁过来的时候，因为知道婆家这边不如娘家，怕姑娘受苦，她的嫁妆就格外丰厚：
带镜子和小抽屉的脸盆架，雕花的衣架，红漆四屉的首饰盒，一张八仙桌，一对太师椅，两个带鞋柜的大樟木箱子，八床缎子面棉被……还有那张水曲柳的黄漆木床。
“一共有二十抬呢。”她说。那时候的嫁妆是论“抬”的。小件的两个人抬一样，大件的四个人抬一样。能有二十抬，确实很有规模。
说到兴起，她就会打开樟木箱子，给姐姐看她新婚时的红棉裤。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棉裤的颜色依然很鲜艳。大红底儿上起着淡蓝色的小花，既喜悦，又沉静。还有她的首饰。“文革”时被破四旧的人抢走了许多，不过她还是偷偷地保留了一些。她打开一层层的红布包，给姐姐看：两只长长的凤头银钗，因为时日久远，银都灰暗了。她说原本还有一对雕龙画凤的银镯子，三年困难时期，她响应国家号召向灾区捐献物资，狠狠心把那对镯子捐了。后来发现戴在了一名村干部的女儿手上。
“我把她叫到咱家，哄她洗手吃馍，又把镯子拿了回来。他们到底理亏，没敢朝我再要。”
“那镯子呢？”
“卖了，换了二十斤黄豆。”
她生爸爸的时候，娘家人给她庆满月送的银锁，每一把都有三两重，一尺长，都佩着繁繁琐琐的银铃和胖胖的小银人儿。她说原先一共有七把，破四旧时，被抢走了四把，就只剩下了三把，后来大哥和二哥生孩子，生的都是儿子，她就一家给了一把。姐姐生的是女儿，她就没给。
“你再生，要生出来儿子我就给你。”她对姐姐说，又把脸转向我，“看你们谁有本事先生出儿子。迟早是你们的。”
“得了吧。我不要。”我道，“明知道我最小，结婚最晚。根本就是不存心给我。
“你说得没错，不是给你的，是给我重外孙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裹起来，“你们要是都生了儿子，就把这个锁回回炉，做两个小的，一人一个。”
偶尔，她也会跟姐姐聊起祖父。
“我比人家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她说，她总用“人家”这个词来代指祖父。“我过门不多时，就乱了，煤窑厂子都关了，你太爷爷就回家闲了，家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啥金砖？银砖也没抱上，抱的都是土坷垃。”
“人家话不多。”
“就见过一面，连人家的脸都没敢看清，就嫁给人家了。那时候嫁人，谁不是晕着头嫁呢？”
“和人家过了三年，哪年都没空肚子，前两个都是四六风。可惜的，都是男孩儿呢。刚生下来的时候还好好儿的，都是在第六天头上死了，要是早知道把剪刀在火上烤烤再剪脐带就中，哪儿会只剩下你爸爸一个人？”
后来，“人家”当兵走了。
“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人家上了扫盲班，学认字。人家脑子灵，学得快……不过，世上的事谁说得准呢？要是笨点儿，说不定也不会跟着队伍走，现在还能活着呢。”
“哪个人傻了想去当兵？队伍来了，不当不行了。”她毫不掩饰祖父当时的思想落后，“就是不跟着这帮人走，还有国民党呢，还有杂牌军呢，哪帮人都饶不了。还有老日呢。”——老日，就是日本鬼子。
“老日开始不杀人的。进屋见了咱家供的菩萨，就赶忙跪下磕头。看见小孩子还给糖吃，后来就不中了，见人就杀。还把周岁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儿上耍，那哪还能叫人？”
老日来的时候，她的脸上都是抹着锅黑的。
“人家”打徐州的时候，她去看他，要过黄河，黄河上的桥散了，只剩下了个铁架子。白天不敢过，只能晚上过。她就带着爸爸，一步一步地踩过了那条漫长的铁架子，过了黄河。
“月亮可白。就是黄河水在脚底下，哗啦啦地吓人。”
“人家那时候已经有通讯员了，部队上的人对我们可好。吃得也可好。可饱。住了两天，我们就回来了。家属不能多住，看看就中了。”
那次探亲回来，她又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白白胖胖，面如满月，特别爱笑。但是，一次，一个街坊举起孩子逗着玩的时候，失手摔到了地上。第二天，这个孩子就夭折了。才五个月。
讲这件事时，我和她坐在大门楼下。那个街坊正缓缓走过，还和她打着招呼。
“歇着呢？”
“歇着呢。”她和和气气地答应。
“不要理他！”我气恼她无原则地大度。
“那还能怎么着？账哪能算得那么清？她也不是蓄心的。”她叹气，“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
后来，她收到了祖父的阵亡通知书。“就知道了，人没了。那个人，没了。”
“听爸爸说，解放后你去找过爷爷一次。没找到，就回来了。回来时还生了一场大病。”
“哦。”她说，“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一张纸就说这个人没了，总觉得不真。去找了一趟，就死心了。”
“你是哪一年去的？”
“五六年吧。五六五七，记不清了。”
“那一趟，你走到了哪儿？”
“谁知道走到了哪儿。我一个大字不识的妇女，到外头知道个啥。”
4
她谢绝了。但是后来时兴人民公社大食堂，她以烈属身份要求去当炊事员。
“还不是为了能让你爸爸多吃二两。”她说。
随着我们这几个孩子的降生，家里的生活越来越紧巴。在生产队里的时候，因为孩子们都上学，爸爸妈妈又上班，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力挣工分，年终分配到的粮食就很少，颗颗贵似金。肯定不够吃，得用爸爸的工资在城里再买。这种状况使得她对粮食的使用格外细腻。她说有的人家不会过，麦子刚下来时就猛吃白面，吃到过了年，没有多少白面了，才开始吃白面和玉米面杂卷的花馍。后来花馍里的白面也吃不上了，就只好吃纯黄的窝窝头，逢到宾来客往，还得败败兴兴地去别人家借白面。到了收麦时节，这些人家拿到地里打尖儿的东西也就只有窝头。收麦子是下力气活儿，让自己家的劳力吃窝头，这怎么说得过去呢?简直就是丢人。
她从来没有丢过这种人。从一开始她就隔三岔五让我们吃花馍，早晚饭是玉米面粥，白面只有过年和收麦时才让吃得尽兴些。过年蒸的白面馍又分两种，一种是纯白面馍，叫“真白鸽”。主要用于待客。另一种是白面和白玉米面掺在一起做的，看起来很像纯白面馍，叫“假白鸽”。主要用于自家吃。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客人当然得吃好的。”她说，“自己家么，填坑不用好土。——也算好土了。”
杂面条也是我们素日经常吃的。也分两种：绿豆杂面和白豆杂面。绿豆杂面是绿豆、玉米、高粱和小麦合在一起磨的。白豆杂面是白豆、小麦和玉米合在一起磨的。杂面粗糙，做不好的话豆腥味儿很大。她却做得很好吃。一是因为搭配比例合理，二是在于最后一道工序：面熟起锅之后，她在勺里倒一些香油，再将葱丝、姜丝和蒜瓣放在油里热炒，炒得焦黄之后将整个勺子往饭锅里一焖，只听嗤啦一声，一股浓香从锅底涌出，随即满屋都是油亮亮香喷喷。
那时候没法子吃新鲜蔬菜，一到春天就青黄不接，她就往稀饭里放榆叶，黑槐叶，蛐蛐菜，马齿菜，荠菜和灰灰菜，还趁着四季腌各种各样的酱菜：春天腌香椿，夏天腌蒜苗，秋天腌韭菜，辣椒，芥菜，冬天腌萝卜和黄菜。仅就白菜，她就又分出三个等级，首先是好白菜，圆滚滚，瓷丁丁。其次是样子好看却不瓷实的，叫青干白菜。最差的是只长了些帮子的虚棵白菜。她让我们先吃的是青干白菜，然后是好白菜。至于虚棵白菜，她就放在锅里煮，高温去掉水分之后，再挂在绳子上晾干，这时的白菜叫做“烧白菜”。来年春天，将烧白菜再回锅一煮，就能当正经菜吃。有几年春天，她做的这些烧白菜还被人收购过，一斤卖到了三毛钱。
“它们喂人，人死了埋到地下再喂它们。”每当吃菜的时候，她就会这么说。
一切东西对她来说似乎都是有用的：玉米衣用来垫猪圈，玉米芯用来当柴烧。洗碗用的泔水，她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地泼掉，不是拌鸡食就是拌猪食。我家要是没鸡没猪，她就提到邻居家，也不管人家嫌弃不嫌弃。“总是点儿东西，扔掉了可惜。”她说。内衣内裤和袜子破了，她也总是补了又补。而且补的时候，是用无法再补的那些旧衣的碎片。“用旧补旧，般配得很。”她说。我知道这不是因为般配，而是她觉得用新布补旧衣就糟蹋了新布。在她眼里，破布也分两种，一种是纯色布，那就当孩子的尿布，或者给旧衣服当补丁。另一种是花布，就缝成小小的三角，三角对三角，拼成一个正方形，几十片正方形就做成了一个花书包。
路上看到一块砖，一根铁丝，一截塑料绳，她都要拾起来。“眼前没用，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宁可让东西等人，不能让人等东西。”她说。
“你奶奶是个仔细人哪。”街坊总是对我们这么感叹。
这里所说的仔细，在我们方言中的含义就是指“会过日子”，也略微带些形容某人过于吝啬的苛责。
她还长年织布。她说，年轻时候，只要没有什么杂事，每天她都能卸下一匹布。一匹布，二尺七寸宽，三丈六尺长。春天昼长的时候，她还能多织丈把。后来她学会了织花布，将五颜六色的彩线一根根安在织布机上，经线多少，纬线多少，用哪种颜色，是要经过周密计算的。但不管怎么复杂，都没有难倒她。五十年前，一匹白布的价是七块两毛钱，一匹花布的价是十块六毛钱。她就用这些长布供起了爸爸的学费。
纺织的整个过程很繁琐：纺，拐，浆，落，经，镶，织。织只是最后一道。她一有空就坐下来摩挲那些棉花，从纺开始，一道一道地进行着，慢条斯理。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每早上醒来，和鸟鸣一起涌入耳朵的，确实也就是唧唧复唧唧的机杼声。来到堂屋，就会看见她坐在织布机前。梭子在她的双手间飞鱼似的传动，简洁明快，娴熟轻盈。
生产队的体制里，一切生产资料都是集体的，各家各户都没有棉花。她能用的棉花都是买来的，这让她很心疼。一到秋天，棉花盛开的时节，我和姐姐放学之后，她就派我们去摘棉花。去之前，她总要给我们换上特制的裤子，口袋格外肥大，告诉我们：“能装多少是多少。”我说：“是偷吧?”她就“啪”地打一下我的脑袋。
后来，她织的布再也卖不动了，再后来，那些布把我们家的箱箱柜柜都装满了，她的眼睛也不行了，她才让那架织布机停下来。
她去世那一年，那架织布机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