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成功模式与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极相似。马克·斯洛宁对此有详尽叙述：
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闭；从此以后，国家对文学艺术所施加的压力就逐年加强。结果，许多诗歌、文章和短篇小说都因有‘颠覆性’或暧昧的内容而没有获得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于是它们开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这种“刊物”只是偶然出现，范围很小，地区也很分散。不过，从那时起，它就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成为自由发表意见的一种出路，并获得“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的名称，这一著名的名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萨米兹达特”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机构伤透脑筋的侦查对象。“萨米兹达特”的活动在1955年至1965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那部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这时，该书被偷偷地带进俄国，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开端：许多最初由“萨米兹达特”传播并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印成书后又被作为走私品、“违禁品”运回俄国，再由国内翻印流传。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由“萨米兹达特”有计划地加以翻印。作家们也经常通过迂回的途径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国外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早在他流放前很久就在“萨米兹达特”上发表诗歌，虽然这些作品在苏联从未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长短诗》于1965年在纽约出版。[8]
地下文学，不论是贵州还是北京，他都属于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苏联都是触犯刑法的罪行。客观地讲，如果您对文学感兴趣，这就已经是一种偏离航向，是对规范的违背。每一个或多或少真的搞起文学来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感到自己处在地下状态。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布罗茨基）
70年代末(毛泽东逝世不久)，方向朦胧、激情悬空，一个新时代刚刚起步，它精神的稳定性还无法确定。过去的诗远远不能满足新个性的迫切需要，当然也不能稳定人心。人们又疲倦又茫然……就在我们心灵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今天”诗人应运而生，及时发挥了作用，发出最早的稳定的光芒。这光芒帮助了陷入短暂激情真空的青年迅速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它包括对“自我”的召唤、反抗与创造、超级浪漫理想及新英雄幻觉。我们的激情自觉地跟随“今天”的节奏突破了思想的制度化、类同化、典型化以及词语的条目化、贫血化、“红旗”化；我们发现了新词、新韵、甚至新的“左派”；我们痛快淋漓地陶醉于对一个“伟大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认识或“升华”。
今天派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质全面匮乏而精神高度单一、集中的时代。他们和当时的青年一样身不由己地(那个时代没有选择)接受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持续燃烧的激情火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录)及毛泽东时代所包含的所有诗意。这诗意从另一面培养了他们“独特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他们运用这一“情怀”充分表达了他们自己：幸福和光明的感觉、痛苦的泪水的闪光、专注和深邃的反抗、苦难的震惊及全新的颤栗……
请听北岛在《回答》中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这激情在震动北岛的同时也彻底地震动了我们。这是何等的声音，几乎不是声音，是“地震”。“回答”理所当然是激情的震中(正如舒婷所说北岛的诗是“八级地震”)。我们的激情终于在此刻落到了时代的实处(这时代不包括“今天”以后，尤其不包括90年代)，它从“今天”开始，从“我不相信”开始，从一个英雄的声音开始。他在镀金的天空舞蹈，他为死者弯曲的倒影歌唱，这一切恰如一位中国青年思想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太多的主义，而是大道、青天、情怀。”正是满怀这一信念，几乎所有当时的年轻读者在他们身上都找到了被赋予辉煌色彩的自己的感情及自己的思想（借自布罗茨基的一个观点）。
诗人多多是一个有着孩子般激情的“大英雄”典型。他好象永远生活在超现实主义的60年代，他以那个年代火红的核心不停地唱出今天派中最尖锐的高音。这高音有时会使他独自一人爬在床边、大口喘气，被无端端的激情煎熬得快要窒息；这高音也经常使他以震撼人心的个人行为令我们大家瞠目结舌，叹为观止。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他与一位年轻诗人发生了争执。突然，他怒火上涌、冲动起来：“我们现在来比死，看谁敢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先跳，接着你跳，如果你不跳，在场的人就把你推下去。”白热的多多那一年已39岁了。但做人，作诗都比好多20多岁的年轻诗人更显青春活力，也更先锋、更亡命。
常年累月，他被一种神经质的朝气蓬勃的写作“毒瘾”所“迫害”，这随时发作的“毒瘾”（而他称之为诗歌中最要紧的“张力说”）只许他高歌不许他象中年人那样浅唱低吟。由于“中毒”太深，他始终如一地对诗歌的歌唱技巧有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和紧迫感。他一刻不停地堕入他热病煎熬的天才深渊。
他曾对我说：“我是不可打败的，因为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已转换成一种超级理想与长生不老的激情象征。也正是毛主席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青春激情”创造性地焕发了他的艺术激情。这激情“只争朝夕”地迫使他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风暴，从“文革”的红卫兵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再到《农民日报》的记者，他从未休息过片刻。他就是这样一个天真、任性、敏感、急躁、永不衰老的诗人，迫切地想把一腔热血抛洒出去，随时都可能突然起立为真理或为“疯狂的艺术”献出自身。
当芒克写出“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的同时，蓦然写出了《葡萄园》这首中国政治生活的例外诗篇。《葡萄园》是一首标准的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歌，那激情已在此过滤为纯粹的柔情：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它的色、音、光、影、情，真象伟大的魏尔伦。
被多多称为大自然的诗人的芒克与多多是初中同班同学，后来又一道去北洋淀下乡当知青，而北洋淀却成了早期今天派诗歌的摇篮。
北岛、江河、甘铁生等不少诗人都曾前往北洋淀游历并切磋诗艺。
芒克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自然之子。他豪饮、打架、流浪，高贵的原始激情犹如大自然的音乐在他的生活和诗篇中和谐的律动。芒克魅力四溢，他的诗“需要重新发现”，他的声音有时在今天派中显得有一点倔强的偏离。难怪有人对我说：“芒克的诗是今天派中最好的。” 这显然是从纯粹生命激情(或纯诗)这个角度来谈的。
芒克和多多于1973年开始了一场富于传奇色彩的“诗歌决斗”，这决斗本身就是少年激情的象征。
至于“今天”的老大哥，被江河称之为“我们的酋长”，被多多称之为“自朱湘自杀以来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倒在地下的第一人”的食指，北岛曾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食指的诗。《回答》一诗出自食指的《相信未来》，但无疑超越了它。《回答》的含义更复杂、更饱满、更坚定、更广大，《相信未来》却更单纯、更个人、更趋向于感动。如果说《回答》是春雷，那么《相信未来》就是闪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