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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兵

发布: 2010-10-26 10:46 | 作者: 陈河



       陈河,男,原名陈小卫,1958年11月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在部队打过专业篮球。后在汽车运输企业当过经理,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现居多伦多。经商多年后,现为自由写作人。近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致命的远行》,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西尼罗症》、《夜巡》、《我是一只小小鸟》等。

       一
      
       七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温州,是一个在全国没什么知名度的南方小城。干净古朴,城内多榕树及河流,根本没有商品经济的迹象。那个时候城里的人会自找娱乐,比方说,很多单位都有自己的篮球队。我大概是在读初一的时候开始见识城里有名的球员。记得有个叫“赤脚连珻”,从名号上可看出他喜欢打赤脚的。他是人民印刷厂的,个子很矮,脸红红的。我第一次看他打球,很失望他其实是穿鞋的。不过到了比赛紧要关头,他把鞋子脱了,往边上一甩。场边的人顿时叫起好来,知道好看的高潮来了。有个左撇子叫阿遥,球技平平,可远篮很准。他投篮动作很怪,像是磨刀人背磨石一样,关键时刻砍起来百发百中。那人职业是在八字桥菜场卖烧鹅的,看他挥刀斩鹅,动作很像是在投远篮。最让人佩服的是废品公司的梁兴。这个人看起来不像个打球的,头发像领导人一样往后梳,肚子也有点发福,双肩松塌象练南拳的人。他是打控球后卫的(本地人叫打顶头),他的晃动过人真如打醉拳一般优美无比,还有他的急停后仰投篮似乎只有神灵才做得出来,所以那时他的封号是“糯糯佛”。这几个人都是无师自通的本地球手,真正厉害的还是两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专业队员。一个是“麻脸杨林”。杨林生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他是从南京军区回来的,出国打过球赛,可惜我开始看球时他已经退出赛场,按现在的话是“挂靴”了。另一个是“长票国良”。温州人叫高个子为“长票”,个子更高一点叫“老长票”。国良的身高大概在一米八九,处于“长票”和“老长票”之间。他在南京部队青年队打过球,转业后到电机厂,电机厂的球队马上成了市冠军队。国良的球我是看过的,感觉他是会飞翔一般。民间传说国良转业时“麻脸杨林”还在打球。一次他们两个有一场对手赛,结果国良连续盖了杨林三个大帽。打球的人知道被人盖帽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所以杨林自此退出球坛,金盆洗手。这个传说让很多人遗憾,觉得国良不该这样羞辱前辈,要不大家还能看杨林多打几年球的。
      
       无独有偶,不仅是温州的百姓喜欢篮球,本地驻军温州军分区首长们也是一群篮球发烧友。温州军分区当时防区很大,位处于东海前线,管辖着洞头、南矶、北矶等岛屿,兵力很多。当时的司令员叫王福堂,资历颇深,参加过长征,第一政委是地委书记王芳(后来当过公安部长、国务委员)兼任的,所以军地关系很好。军分区养着一支凶猛的球队,首长们没事了会放他们出来和地方球队斗着玩。所以在温州打锣桥街的灯光球场里,市队和军分区队时常会捉对厮杀。现在想来,那球赛还真是好看。灯光球场大部分时间是不用买票的,每个晚上通常有两场球赛。第一场一般是女篮,或者是工厂之间的,比如什么肉联厂、拖拉机厂、豆腐干厂、剪刀厂。后面的那场才是座无虚席的大赛。有一年初一,天气奇冷,观众还是坐满了。灯光球场是露天的,冻得大家把手都插进袖口,全用跺脚来代替拍手。一个球进了,水泥看台跺脚声敲鼓一样雷动,差点把看台给震塌了。我印象里开始的几年,军分区打不过市队的。后来,军分区一个5号的队员出现了,就开始占了上风。这个家伙名字叫樊宏根,好生厉害,身体素质极棒,是绝对的大牌球星。他后来成了温州城那一代球迷的集体回忆。
      
       我那时在温州第一中学读书。因为上学早,1972年夏天升高中时,还不到十四岁。个子开始猛长,可是身材却还纤瘦,像根豆芽。那个时候开始跟着同学在操场上打球,我是最臭的,属于“球背”。温州话难懂但比较生动,“球背”这话的意思指你是给主力队员拎球的,是跟班的混混。后来到了高一下学期,我对篮球的兴趣突然加浓了,有空的时间都会找人打球。慢慢地,我的球有了点长进,还参加了校队的试训练。那回我觉得自己是可能进校队的。我当时在家里的大院里养了两只外国种的“白洛克”大公鸡。以前我养的都是土鸡,这回的新种是我爸的一个什么人从农科所搞来的。我养了几个月,这两只鸡长得飞快,走路的样子趾高气扬,抬起头来有一米多高,我给它们起的外号是“德国人”。有一次我看到一只大老鼠钻进鸡栏里想偷吃鸡食,被它们啄了几下就啄死了。我挺喜欢它们,可这回要到校队打球,没时间养鸡了,结果就把它们杀了。可是几天之后我得知校队没有要我。这件事让我沮丧了很久,觉得很对不起屈死的“德国人”。后来,我还是进了校队。我是怎么进校队的细节已经忘了。不愉快的事情有时会容易遗忘。
      
       1974年初,我只差一个学期就要高中毕业了,可突然学校宣布了一个中央文件,说是我们在高中毕业后都要支边支农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上山下乡早已了解了,不再像比我们早一点的三届生那样带着幻想。我们眼看着很多知青已经回城,也隐约感受到上山下乡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所以那个文件一宣布,很多学生就中断了学业,原来的八个班级最后勉强合并成一个班级。我也辍学了。离开学校还是有点可惜。温州一中是个很好的学校,当时的教学大楼样子有点像北京的大前门,带着飞檐。过去朱自清在这个学校里任过职,校歌还是朱自清写的,郑振铎也在学校教过书。我记得那个时候邓小平复职后,开始抓教育了。我们学校的课程很紧,师资很好,还经常有数学竞赛什么的。语文课也不很错,孟子的《劝学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是那个时候学的。
      
       离开学校后基本上都是在打球。我后来成了温州市青少年队的主力队员。因为打球,我的青少年时期变得很愉快。那个时候我跟着球队一直住在灯光球场宿舍,穿着印着红字的球鞋球衣,体委还发营养补贴、洗浴票点心票。1975年春天我们去省城杭州参加过全省比赛。那个时候,红卫兵的大串联运动已经没有了,唯有参加运动队才有免费旅游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当我看到西湖水波中三潭印月那三个石头小塔时,心里有一种十分诧异的感觉。这三个水中石塔以前经常出现在图片或者电影里,早已经印在了我的意识里。现在,我所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是那些个图片和电影画面的原型,这就像一个经常在梦里出现的东西现在摆到你眼前了。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在这趟旅行中。比如说,在省体工队里,我见到了一个温州籍足球守门员,他当时能做出的鱼跃救球非常有名,是全国的名将。我以前听过他名字,现在见到他本人,真是神奇。我还见到了几个省田径队的温州人,他们中间有一个我认识的,是我家邻居,叫朱胜远,是跑中长跑的。大概就是在这次的旅行,我产生了到专业队打球的愿望。这次比赛归来时经过了上海,第一天我们住在南京路华侨饭店隔壁的上海体委招待所。这个地方非常高级,是过去外国人建造的体育俱乐部,沙发床很软,楼上面有游泳池,让我们大开眼界。本来我们还能住几天,后来福建女排来住了,她们要到日本打比赛,预先已订下我们住的房间,我们只得让出房间,搬到一个小旅馆住了。看着福建女排那些穿着漂亮运动衣的队员我心里羡慕不已,在专业队打球有多幸运,连出国的机会都有。
      
       学校出来后,除了打球,我还去工作,不愿在家吃闲饭。那个时候最好的工作是国营单位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机械工人,可那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我最初是跟着一个堂哥去建筑工地抬水泥板。那时才十五岁吧,抬着几百斤重的水泥板在高空上的竹篱板上行走,也不会觉得苦。后来我还在制药厂断断续续做过眼药水、土霉素,烧过大锅炉。不久后,我父亲给我在华侨棉织厂找了个工作。父亲文革前在地委组织部,那时调到了统战部华侨事务管理处当头儿,手头有点权力。华侨棉织厂是由当地一些归国华侨和侨眷创办的,属于集体性质工厂。工厂为了解决华侨子弟的就业和流动资金不足问题,上报了一个集资办法:每个侨眷子弟集资五千元进厂做工。他们申报的同时,暗中给了我父亲一个免费的名额。我父亲对这个人员背景复杂的工厂很不放心,可最后还是让我去了,否则我将会坐食他并不很多的薪水。
      
       说起来好笑,这个工厂就在我家对面的天主教堂里面。文革中教堂内部被捣毁了,哥特式的尖塔被造反派拆了顶部的十字架,矮了一大截。后来不知怎么的教堂就成了华侨棉织厂。真的要说起来,我家住的宿舍大院原来也是教堂的屋产。这里解放前是一个很大的修道院,地方上称这里是“白帽姑娘堂”。这些都是上一个世纪的屋子,那时外国教会势力在温州还是蛮强大的,有很多地产。解放后,修道院被政府没收了作为机关宿舍,我们家就住在里面。那时的社会等级差别还不是很大,大官小官住的房子也差不多。我家楼上就住过一个原来在省里当过厅长的高干,房子和我们家一样大,只是楼下多了间厨房,可是他们家多了两口人。我听父亲说过,在我还很小时,院子里住的一个地委副书记李铁锋的老婆和我母亲很要好。有的时候她要去参加什么重要活动,还常向我母亲借一条花布的衬衫。
      
       话说远了,再来说七四年我进了教堂工厂的事。和我一起进厂的那批华侨子弟,大部分是小姑娘。她们可是每个人出资五千元人民币才进厂的。那时普通人的工资才三四十块,五千元在我听来已是天文数字。这个事实影响了我和女孩子们的交往。今天一个没钱的人进入路易·威登商店,面对那些昂贵的LV包包,会不敢动手触摸。我当时情况也是这样。要是她们没这个身价,说不定我会去捞上一个了。我在厂里过得不坏,好像人家也不大管我。我的车间就在教堂的回廊里,高墙上有五彩玻璃的尖顶花窗,头上是教堂的拱形穹顶和天使的彩画。一个停摆的英国大木钟、一个迷宫一样的花园、还有一个样子像基辛格的厂医生。凭这些元素,人们就可以想象出一种爱伦·坡小说的气氛。
      
       我一边在这个工厂上班,一边在打球,日子过得很快活。可是我也没有满足这种生活,希望会有改变,一心只想着上专业队打球一事。到了1976年下半年,中国的变化开始了。一天回家,一个个子很高的军官在等着我。他是军分区篮球队的领队,要招收我参军。后来我就参加了体检。体检结果很好,是可以当特种兵的身体,就是说可以当潜艇兵或者伞兵。当时湖北孝感的空降兵也在招兵,问我愿不愿意去学跳伞?我想了一天之后,还是想去当伞兵。虽然我喜欢在部队打球,但是在本地军分区当兵好像没出远门,没有那种波澜壮阔的感觉。我当时想既然当兵了就要到远方去,这样才会受到锻炼,经受世面。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的内心除了篮球,其实还有更高的目标隐藏在深处,只是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几天后空降兵的招兵官员对我说我的档案已经被军分区拿走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啊。于是,我就被温州军分区招收了。因为是靠打球入伍的,温州话称之为“球兵”。就这样,在1976年底,我穿上军装,被装上一辆卡车,闷在里面走了一整天,半夜里到达了福建沙呈港海边的新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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