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有备而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兆和，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都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兆和也极有教养，她觉得礼物太重，便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张家的姐妹对沈从文都很友善，“五弟寰和还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从文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每每看到这一段，沈从文的感动总叫我有些心酸，不过是一瓶汽水，他却是这样的受宠若惊，铭刻于心。
也许，就像钱钟书的那篇有名的《猫》中影射的，“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沈从文心里是有些自卑的，这并不是他的敏感所致，这确是事实。
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清华外文系出身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国学名家刘文典更是公开的轻蔑，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这还是在沈从文成名之后，成名之后尚且如此，那未成名前，处境可想而知。那时，沈从文刚从湘西来到北京，他向北京各大杂志和报纸的副刊投稿，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
行伍出身的沈从文曾受过“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诸多冷落，可以想象，当他拜访门第高华的张家时，怀着怎样一种忐忑的心情，所以，当他听到兆和不在家的消息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张兆和避而不见，他心里潜藏的自卑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当允和请他进门坐坐的时候，他也连忙推辞，匆匆离开，他害怕高贵的张家瞧不起他。
好在有了小五的那瓶汽水，那个炎热的夏天，那瓶冰凉透彻的汽水，成了他心底最清甜的回忆，那意味着他不需要自卑，他在张家受到了欢迎。
从这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四年的时光如水，“顽固爱着”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顽固不爱”的三三的心。
沈从文又请二姐允和去征询张父的意见，并向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是极开明的人，他向来主张自由恋爱，曾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他欣然认可了沈从文。
于是，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写了一个“允”字，既是她的名字，又表达了意思，被后人称作“半个字的电报”。
兆和还担心沈从文看不懂，于是又拍了一封，写着“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极大地迸发，著名的《边城》就写在那段时间，小说里那“黑而俏丽”的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张兆和生得眉清目秀，皮肤微黑，在中国公学，被叫做“黑凤”。
因为母亲生病，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愉快的回了，往来书信集后来也汇集出版了，就是《湘行书简》。
《湘行书简》完全可当作优美的散文集来读，在那里面，他叫她“三三”，而她叫他“二哥”。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两人的信都写得那样好，用清丽的语言写着绵绵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那是1934年，若是一切在这里截然而止该多好，童话里，那些历尽艰难的王子最后终于娶到了美丽的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惜，这不是一个童话。
三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子，他还是向她写着信，而她也依旧回着，这时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
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什么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 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面对困窘的生活，面对纷飞的战火，童话也褪了色，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
在《飘零书简》里，“三三”走下了神坛，其实她根本也无意做个“女神”，她不过是个寻常女子，拖着两个孩子，独立面对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在沈从文那方，却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的腾起，将她家常的抱怨归结到了移情别恋，所以他急匆匆地写信去告诉兆和，如果她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与其让她来告诉他，她爱上别人，不如自己抢先一步说了，
还能全一个风度和体面。
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她回到：“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
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张兆和这一生，也许都不曾体会过沈从文的自卑，建国后，当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反动”时，世态炎凉又一次在他们面前展开，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她全然不知，她在沈从文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她只知道，她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公学里的那个女学生，九如巷张家那个明媚的少女，她已经是妻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面对柴米油盐，盘点一家人的生计，从小的衣食无忧让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责。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女神”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双重压力下，他几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
二姐允和回忆过，她去看望沈从文——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这事过了没多久，沈从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爱着她的，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得要飞到半空中”，为她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想去轻生。
他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终于，他还是回到了故乡，归葬在了湘西灵秀的山水里。
他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于是，他将生生世世守望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