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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通向事物的方法是一种语言或行为的问津，那么通往自身便只能是寂静的沉默。我要完全封闭才能更透彻地将一切反转过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象一个有棱角的实体，并不往外凸突和丰富，而是向内凹进来，象一只从里往外完全翻过来的容器，无穷而又幽暗的纵深便是我的意志。既然世界是平面的，那么总应该将入设的空洞残留给我们生活的景象吧？
第一次来到心灵中，一切异常的美妙！道家叫这种行为作“内视”：我看见优雅的神经网向我打开，其中有器官、五脏六腑、血、睾丸、精子、骨骸、分泌物和穴位。脑细胞漫天飞舞，再现着过去早巳消逝的童年，遗忘巳久的老友，中学时代倾慕的女同学，还有我们一次次对大自然清新空气的体验，这些体验我们几乎完全不在乎，以至它完全从我们的皮肤触觉和视觉快感上消亡了。心灵是多元的，它的房间等同于人体淋巴的数量，你只要随着自己血液的涌流起伏去回忆，去进入，甚至未来的事件，也在那里有投影。然而我并不认为我的问题正在被解决。不，这些一时的新颖和偶然所获，并不能让我安心存在，并不能促使我眩依枉自身的反省中。我知道自己和世界肯定足有一种巧妙的默契，这种莫名的默契很可能将我彻底毁灭掉。我有预感。
随之而来的四，五年的日子还算是悠闲的。人类的观念在我心中萎缩成了单纯的人性。世界那恶劣的平面感也萎缩成了一个凹陷的内向的生活。夜阑人静，当有精粹的雨水落入亚洲，在湿润得象妻子的嘴唇一股的房屋里，我闭目静坐，舌顶上颚。我们的确能够这样活着，始终保持一种宁静的差距，远远地怀念和观望着人类的疲劳，把一切喧器都过滤成音乐。如果生活中有可贵的人，花朵，好书，或一次善良的远行，我们也绝不会错过去经验它们温暖的存在。譬如落日的照耀就常常给我们这些感觉。落日的意义绝不会使我们的孤寂故意显得光辉，而是使这孤寂更象饱满的，谦恭的热情。它象低于我们身体的火炉一样，剧烈而又内向，只为了给予我们一团朴素的，伟大的暖意罢了。
但我时刻不敢遗忘，落日——也象平面的幽灵，随时都在监视我。
一事一物在我心中无疑都不是立体浮雕那样可以摸到，而是沦为它们本身的虚无。
我不再犹疑了，生活唯有这样逐渐被我反省，才不至于被我的视觉瓦解。许多年后的一个清晨，和那个清晨一样，我再次坐回那家已经摇摇欲坠的茶楼，从一路上一直到上楼，寻找往日的座位等等一系列行为，我都不再采用染病初期的那种摸索方法，而是拼命地往中心走，拼命地进入长久的精种生活，拼命专心地思维。我们越是往自己心里走的快，我觉得，就越在世界上走起来得心应手：冷静是加速度的润滑剂。
我认识到：根本没有生活，只有思想；根本没有实践，只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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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就是全部真理和准则吗？不，直到了一九八九年初春，也就是离老式电影院实验有整整九年的时候，我才完全清楚，之所以每一个人都意味着“弱视症”，不是仅仅由于偶然的创伤，更多的是年代的教唆，以及整个社会因为突然和你共同向某种方向前进，突然和你站在一起了，反而把你的天赋，把你的目光抹杀了。因为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才越大。高压下才有剧烈的反弹。浓云生闪电。时势造英雄。万物如果并不冒犯人性，肉体如果不打击灵魂，则千年来绝无知识或文明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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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东方的春天，灰尘也是暖洋洋的。我每秒钟都在用皮肤体会着生活，仅用嘴呼吸是很不够的。长期的沉默令我肢体疲乏。在五月，我第一次想到随意去街上走走。我走上那条可谓世界上长与宽都首屈一指的大街，它犹如一片“狭窄的戈壁”，有某种狭义的，一望无际的萧条。这条石头与柏油之河有无数支流，分布均匀。广场紧紧依靠着它，象一滩偶然形成的湖泊，湖面插满红旗，肥厚的大建筑也象水上的房屋，在半空中倒映着人们的仰视。
当然，这些事物对于我并不生动，它们仍旧“平面”如故：一大幅不停地打开的生活地图。但必然也毕竟是地图。我一伸手，就可抚平它的任何一处皱褶。五月的那一天，我就站在大街上，伸手即可摸到远方。很多人都以为我在向谁招手。我散着步招摇而过，内心充满了藐视与喜悦的我猛烈地呼吸，似乎感到只有空气是立体的。
到了六月初，突然，大街上的人多了起来，一个又一个在我眼前横扫而过。他们从西到东，黑压压的一片，阴影一般占据了我半个平面范围。两边都是人群，大街象一条对折线，将我的存在也折叠起来。而且，其中一边在冲击另一边。
看来是一件突发性的大事，但与我无关。
我只是被人群挤来挤去，找不到出路。我依然伸着双手，但怎么也碰不到在我面前鱼贯而行的人，只能感觉春天的气流使人象被微风按摩后一般舒服。人聚集成为人类，仿佛就是耍否定单独个人的意义，而总结为一种水不完整的人类的意义。人类以某个时代的集体这一形象出现，互相代替，说教或攻击，却总也逃离不了人类本身的境遇：地球表面。在这一点上再伟大的人物似乎也不如那些地质学家，矿工或潜水员，他们用肉体直接体验世界的立体和质。而我呢？在六月的一天呆立在大街上，看着突如其来的社会在流动，是革命吗？我不得而知，只是觉得对那互相冲击的两面，我都不能介入，他们是一个整体，没有，或者是我看不到缝隙。多么让我难过——这就是所谓人民。如果他们是代表着保守与进步的两种生活，这就意味着，我是个注定停滞的人。不能进也不能退，是我这类人的塑像：一丝不动，只觉得恐怖。
于是我在大街上急得发疯，竟然哭了起来。
我的泪水在涌流，人群也在涌流。从小巷深处，从房屋后面，或从远方他乡的古都与山林，他们涌流进这座两朝帝国的皇城，沿着街道两边的墙向前流淌，就象泪痕滑过我的两鬓。
人们都向广场而去，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只能跟随在他们身后慢慢走，一边不停地流泪，怎么也止不住，一边摸索着他们平面的移动，好像害怕失去他们。我不时地将头埋在手掌里，但脚从未停下来，只是慢得多。我是最后一个到广场的，谁也不会注意，因为这里的人太多了，密密麻麻，无边无际，很象九年前在电影院的观众席上那样。他们铺天盖地，震聋发馈，而我仍然哭个不停。后来当这些人都自觉地坐到地上时，更让我想念那家电影院。我的泪水不是哭出来的，我觉得似乎眼泪腺失灵，眼神经受伤了一样，让我无论看什么都象是泡在玻璃器皿中似的摇摇晃晃，模糊而闪动，特别感人。
我哭着，不是放声大哭，而是从思维状态中无声地流泪。直哭到头晕目刺，天旋地转，大脑象浮肿了一般疼痛。
平面的世界，让我产生了巨大反应——我仰面栽倒在地，人事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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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单独一人躺在冰冷的街面上时，我知道就算所有器官都失灵了，眼泪也不会停止。泪腺好像要把这些年来一切平面弱视的损失，都通过流泪补偿回来。我昏昏然地躺在地上，反复出现在脑中的仍然是玻璃商店，茶楼，电影院和广场大混乱，这些影像迅速掠过我的思想。
突然，我觉得就要“失去”它们了——失去这个文明。
万众退离时，我才渐渐醒过来。眼泪比开始少了些，但还保持着随时润湿我的睫毛。可我准确地发现，我的视力要变了，要恢复原状了。九年，不，十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觉得要摆脱“弱视症”了，但又倍感忧郁。
然而就这样告别弱视给我带来的思想，是很不够的。趁着眼睛还未复原，我得想办法做一种可以令我良心纯粹的事。我从地上爬起来，举目看看四周，到处部是废纸，“人民”已所剩无几。
世界空虚得象挖掉瞳孔的人。很多地方有血。
我依然伸直双手向前走，无疑，周围的事物越来越清晰了。有些特别尖锐的建筑已经露出了棱角，有了一点立体感：我焦急万分！
我必须得在这时留给自己一个灵魂，以便于今后的回顾，自省。我走的步子加快了，最后索性开始小跑，浑身大汗淋漓，因为我就要看清万物了。这时，眼泪已经流干净，绝美的“弱视症”，平面时代的真理已然快要逝去！我在一条条街上飞驰而过。最后，我冲到了一家国营的，也可以说是集体单位的照相馆。我破门而入!哦，难道这就是人性的最后？这就是识别真理的最后的结局？我一边上楼一边想，我该怎样说，摆怎样的姿势，做怎样的表情，用怎样的目光？我终生不能忘记那一幕幕平面的情景。那几乎是我唯一的命运特征。可现在呢？我猛地冲到照相馆的售票台前，眼睛已经能分清柜台与摄影室之间的距离了。我迅速买票，跑了进去，一个留着古人般大花白长须的老照相师在室内坐着，一手拿着一杯水。我急切地呼喊着，让他迅速拍摄——我的头像。
我必需留下一张我的头像。
随着老式巨型照相机的聚光灯极度光辉地一闪：我被印在了一张纸上。与此同时，我的视力完全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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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此刻注视着这个真实的立体世界，感到彻底的不适。在东方，我们只能过着回忆的日子。我不时从口袋里拿出那张黑白的纪念相片，那是一张平面的、假仁假义的、被抹掉轮廓的面相。
那上面清晰地呈现着一种单角度的感觉：即一个年代的形象。
现在，我们已能介入每一种生活了，能和每一个人交谈，能爱上某个姑娘，猎取物质，参与惊人的行动了。可我们却深深地发觉，平面消失了，剩下的又全都是：距离。永不能穿越的距离。平面不可介入，立体不可穿越。当未来的我每次与我过去的相片面对面的时候，那最后的绝望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升起了，即——我们从没有过真实生活。
1994年4月于 北京西半壁街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