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罗小宁门前的花圃中，渐渐聚集起一群猫，起初院里人不当回事，却终于酿成某种祸患。一些夜里，它们会一齐发疯地嚎叫，刺耳的声音在山谷一样的楼圈里回荡，搅得人们难以成眠。按说并非发情的季节，这骚动有点缺乏理由。它就像婴儿的啼哭、医院病床上绝望的哀号、市井悍妇的恶毒诅咒，它的杀伤力，不亚于某种次声武器。即使一向健康的人，对这样的侵扰也不堪忍受，更别说那些病人、老人和更年期女人了。传达室的人频频晃着电筒在花圃中怒喝驱赶，却不管用，它们不把那中邪般的劲头发泄干净是不会罢休的。连续几天，院里人被搞得身心疲惫，见了面只顾打哈欠，连相互问候的心情都没有，有的直到中午才起床，有的一大早就匆匆去医院挂号。在商量出来的治理方案中，最体现众人意愿的要算是投毒了，却谁也下不去手。虽然这些猫是从外面流窜进来的，却是人们长期厮守的物种，只是人们近来普遍喜欢养狗了，才有意无意地冷落了它们。不管它们怎么闹，也不能把它们当作蟑螂和老鼠来对待。
最先采取绥靖政策的是一些孩子，他们对那叫声没有过多的揣测，只是简单地想到它们可能饿了。于是，每天黄昏，在花圃中间的空地上，自动汇合起一些人，悠闲地向那些猫投食。除自家的剩菜外，还有专门准备的罐头和小鱼。家长们虽不赞成将这些来历不明的猫抱回家中，却不反对孩子对沦落的生命表达起码的关爱，即使花点钱也是值得的。有时我们来得早些，也要带些吃的，加入投食的行列。在投食行列中，还有一些狗，它们系着昂贵的皮质或钢质锁链，披着光洁柔软的绒毛，有的还佩着马甲和饰品，富家子弟般从一旁观看那些贫贱的伙伴狼狈争食的场面，不时汪汪叫几声。
若拿猫和狗来比较，我通常对猫更喜欢一些，我觉得它们是那种少有的、内心有旋律的生灵之一。特别是那里面的一只，神情中处处透着雅致，柔弱的叫声惹人生怜，我想把它带走，却遭到院里人反对。这些准野生动物，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财产，它们的生存状态同它们享受的待遇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就像经常光临的鸟和蝴蝶一样，装点着花圃的生机，何况还可以借助它们，训练孩子们的恻隐之心。天凉了，夜里开始结霜，不断添衣服的孩子便想到那些猫。一个孩子率先用电器包装箱做了个窝，放在花圃中，其他孩子也争相效仿。窝越做越多，越做越讲究，一幢一幢，宛如童话中的森林小屋。有人提议，干脆搞一个比赛，对孩子们的这份爱心予以表彰，立刻得到众多家长和大院管理者的认可。
所谓大院管理者，即传达室负责人，一位体态健硕、阔嘴厚腮的女士，鉴于她对公众事务的超常热心，大家都尊称她大总统。在职期间，她是一名模范的工会干部，退休后被机关返聘，继续她的模范生涯。大院中心的花圃，就是她积极跑动争取到的拨款。废除锅炉改用热力管道，也是她联系有关部门努力撮合的结果。罗小宁住的这排平房，因此装上暖气，从前一到冬天楼圈里就煤烟乱冒的现象从此杜绝，我们也不用为鼓捣炉子费心了。而且，自从她掌管传达室，院里就没丢过东西，邻里间吵架生事的也少了。大院门口的黑板上，经常贴着一些布告，我每次来都看一下，觉得好玩儿。这雕梁画栋般的精神文明建设，即使误入深山老林，也会原样看到——计划生育、防疫灭鼠、选举地区人民代表、为贫困地区募捐等，此外还有娱乐活动——老年模特队和秧歌队排练，青少年乐队和话剧队表演，棋类、书画类、以及滑轮、悠悠球、麻将等体育休闲类比赛，可以想见大总统的繁忙。
举办这些活动的动力，除大总统体内不竭的能量和脑中固有的程序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免费奖品。每当传达室门前又列出摊位，院里人就知道要搞比赛了。按惯例，凡到院里来设摊的，都要向传达室上一点供。为表明廉洁，大总统一一登记在册，并还之于民。奖品通常为所卖的货品，保健器械、书籍、灶具、药材等。保险推销员无货可交，从外面买来一箱水果，被象棋冠军拎回去了。为猫屋冠军准备的，是一套《上下五千年》儿童丛书。这天，大总统来找罗小宁。猫屋比赛就要开始，老尹头答应清理场地却不见人影，只好让她去请一请。
一座半米高的砖砌舞台，上演过这院子历史上的一系列运动，批斗、誓师、动员、庆功等，伴着隐隐的疼痛融入人们的记忆。台下宽敞处曾用来堆放烧锅炉的煤，现改作停车场，一些娱乐表演人们就是站在汽车空挡里来看的。往常，这台子同整个院子一样，每天都会被打扫一遍。却不知谁趁夜把装修房子的渣土倒在台上，让人既没法扫，又撮不动。门口黑板报专门对此提出批评，并限期清理，却无人理睬，别的人也偷偷将废旧杂物抛在上面。尽管大家感到气愤，却没义务承担此事，压力自然集中到大总统身上。
大总统为此闹过一回。某天下午，传达室传出山呼海啸般的哭声，我这是为谁呀……那些拥戴她的姐妹好不容易才使她恢复平静。人们猜测，很可能是大总统无意中得罪了谁，才想出这个法子来整她。一向和睦的大院深处，从此多了一份阴险的笑容。眼下只有尽快了结此事，否则垃圾越积越多，更难清理，大院的风气和管理者的颜面也将遭到无可挽回的败坏。
为什么让我去？罗小宁眼中闪出一丝狐疑和警觉，她觉得自己与这件事毫无关系。他总说你的好话嘛。说我的好话？罗小宁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次他帮你干活，你给的钱是全院最多的。大总统控制着语气，似乎话里有话。是吗？罗小宁侧着头，开始思索。
老尹头是一个靠打零工维生的老人，总蹬着一辆带斗的车在院子里转，有时也到外面胡同里帮别人搬煤。那天罗小宁不舒服，我们却约好晚上要来，她就请老尹头帮着扫院子，顺便拖拖屋里的地。老尹头怕弄脏屋子，进门时把鞋脱在外面。罗小宁忙说不用脱，老尹头还是穿着袜子进了门。罗小宁说不用脱不是客气，她担心脱了鞋反而有味儿，甚至有跳蚤跑出来。但很快她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陪老尹头聊起了天。
老尹头的身世院里人差不多都知道，罗小宁却第一次听说。他父母早亡，17岁随叔叔从一个叫作旧宫的地方到城里来，串着胡同打零工。叔侄俩干活卖力，为人实在，不久便被这一带的住户接受，房管局的人还特地给他们找了一间房。后来，叔叔用两人挣到的钱，给他娶了个媳妇，自己便回乡下去了。但媳妇嫌他没出息，给他生了个儿子就跟别人走了。老尹头把孩子拉扯大，好不容易成了家，儿媳妇又嫌他脏，不让他进门。老尹头也觉得守着小两口不合适，就搬到街上去住了……
干完活儿，罗小宁塞给老尹头10块钱。老尹头说不用这么多。 罗小宁匆匆地说拿着吧，我没零的。院子里对老尹头干活是有规矩的，每小时5块钱，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算。罗小宁破坏了这个规矩，无形中便冒犯了众人，她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
按说谁家给老尹头多少钱别人并不知道，但每次老尹头干完活，大总统都私下向他打听，干了什么，给多少钱。并非大总统好事，她只是想籍此掂量各家人的品性。另一位破坏规矩的是一位副局长，虽然退了休，才情却在，他是这院书法和象棋的双料冠军。那天他让老尹头把两只旧沙发从楼上搬下来，却只给老尹头两块钱。这件事从大总统嘴里透出，很快便尽人皆知。一次在花圃中石桌上下棋，副局长为自己辩解：搬两只沙发不过15分钟，我的退休金还不到15分钟两块钱呢，两块钱可以在门口买4个包子，也够一顿饭了……尽管副局长见人仍笑吟吟地打招呼，但是在众人眼里，他的形象却发生了改变。
罗小宁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妥，多给几块钱也是过错吗？那倒不是，只是想找你帮忙，我们请不动嘛。怎么请不动，难道让他白干？当然是给钱的，按规矩给。那怎么会不来？罗小宁望着大总统，感到费解。我们张罗这些事，还不是看在孩子们的份儿上，还有那些猫。大总统脸上泛起微笑，她很会把握别人的心理。罗小宁有些犹豫，最终还是答应了。
后来我们帮罗小宁分析，她多给的那几块钱，不仅破坏了院儿里的规矩，还把众人推入不伦的境地，好像别人都小气，欺负老尹头，只有她主持公道。还有什么比与公众结怨更糟的呢。如果她能把老尹头请来，帮院儿里解决难题，这个帐就可以一笔勾销，她是在戴罪立功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