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样一篇东西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不想把它写成一篇学术味十足的论文，汪曾祺不会喜欢这样的文字，在他温和的微笑后面，我看见他在不以为然地摇头。可是讨论汪曾祺和汉语写作，不可能不涉及许多学术性非常强的课题，例如不把现代汉语看作是某种已经定型的语言，而是相反，强调现代汉语只不过有百年左右的形成、发展历史，强调它当下还继续处在剧烈的成熟演变当中，然后再把汪曾祺的写作和这个历史联系起来，看他的写作怎样纠缠于这个历史当中，又怎样成为这样一段历史发展的某种推动力──这就很难躲开现代汉语语文学这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领域。这个领域，不仅云雾缭绕，山路崎岖，而且各家各说之间争议激烈，近几十年中一直共识不多而歧见不少，一个只熟悉文学批评的人怎么敢随便涉足其中？
不得已，只有采取一个有点懦弱却不易出错的法子：不进入现代汉语的语言学内部的讨论，小心地擦着这个学科领域的边边走，只讲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形成之间的关系，只在这「关系」里做点文章。这办法虽然有点笼统，有点朦胧，可是值得一试，因为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
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注1】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有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1982年写的《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二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一个游人无意间步入灵山，突然之间，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吧？"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我想会支持我在讨论他的写作时，再做一点冒险的、犯禁的事，至少试试。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
就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和汉语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可说的当然不只汪曾祺一人。如果从晚清时期办白话报那些先行者算起，一百余年来从事现代汉语的创造这一宏大工程的人，包括有名的和无名的，有名无实的和有实无名的，进入"经典"的和被排斥在"经典"之外的，恐怕得以万、十万、百万甚至千万来计算吧！何况，文学写作只不过是各种各类写作中的一种，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来说，其它形式的写作，如新闻写作、理论写作、历史写作都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实都应该做详尽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大工程，恐怕不但要追究现代汉语形成史、现代汉语语言学史和现代汉语写作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还要对各种类别的汉语写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做深入的研究，这令人望而生畏。不过，就拿汪曾祺开头吧，他有这个资格，就凭他有那个气魄，也有那个秉赋，重写了《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用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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