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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曾祺的写作，没想到一口气写了这么多。因为是边想边写，文章将要结束时未免心中忐忑，怕有什么大的偏颇。我想我得声明，说汪曾祺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大贡献，绝不是说这事只有他在做，汪曾祺把这事包了，当然不是。在现代汉语形成、发展的近百年的历史中，以写作推动现代汉语发展的作家实在太多了。首先就是鲁迅。如果说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这也是被逼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连中国的语言变革也是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创造出「白话文」这样的汉语是个奇迹，鲁迅的写作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从一定意义上说，即使今天，在鲁迅先生逝去半个世纪之后，也还是没有人能在汉语写作上和他匹敌。研究鲁迅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鲁迅先生对现代汉语发展的深刻影响，还根本没有说清楚，做为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鲁迅的写作的意义也没有被足够的评价。这一切都还有待后人。另外，近百年来无数的翻译家通过对外国名著的译介，完成了大量著作，其中许许多多都是优美的现代汉语，形成了「翻译体」这种独特的汉语形式。他们的写作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恐怕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把文学或理论的翻译也当做现代汉语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种写作与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件大事似乎还没有多少人认真去做。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当代诗歌评论和研究的不足。诗歌本来就是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前沿，自「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运动，我以为可能是现代汉语出现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实验性写作。在眼下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诗人们对汉语的想象可以说发挥到了极限，对汉语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也几乎到了极限。二十年来的诗歌写作所积累起来的语言经验，对未来的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大约还不能充分估计。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理论界应有的关注，我自己不懂诗，对讨论和分析诗歌写作没有足够的知识，只能干著急。让人干著急的不只是诗，很多我很熟悉的小说，读起来喜悦，但评起来就觉得棘手，若是想讨论这些小说写作与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联，自然更觉棘手。林斤澜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也是酒友和文友，只要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他们身边的气氛就会变得新鲜，如清风徐来。但是林斤澜的写作与汪曾祺全然不同，全走生涩险怪的路子，尤其是语言，似乎专以破坏常规语法和修辞为乐，有一种「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的峻峭作风。这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相当少见的，我每每欲写点分析文字，但都因自己语言学及语法学知识不够而掷笔做罢。
总之，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项大工程，除了汪曾祺之外，还有很多写作都值得花力气深入讨论。考虑到语言符号对人的生存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们所「运用」的语言其实在决定着我们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改造我们自己的范围和限度，这类研究花多大力气都是值得的。
在这方面，似乎常常是作家比理论家更为敏锐。在1997年1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李锐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可能》的专门讨论语言和文学写作之间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问题很多，有很多洞见，但最吸引我的，是李锐对当前写作中书面语的尖锐批评：「在长年的写作之中，在许多年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阅读中，早已『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习惯了』书面用语，并常常以之为『雅』，以之为美，以之为是『艺术的』和『文学的』。固守在这个书面语的岛礁上，渐渐地，竟然忘记了口语的海洋。」这是我所见到的对今日写作最激烈的抨击，它把当年大众语论争中对白话文写作的质疑，又重新提了出来，当然是在全然不同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又是以一种自我检讨的方式。但我以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批评和质疑，不是只针对某种「文学创作」，而是针对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当下的关系，这就把这问题提大了，使我们有可能把已经关闭了很久的一个重要的批评空间重新打开。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同样在语言上表现了丰富想象甚至狂想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这篇文字即将收尾，我已经没有可能对《马桥词典》做哪怕是最粗糙的评价，我想在这里引述韩少功本人在这本书的「后记」中的一段话，也许更说明问题：「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五四前后那些为建设新汉语而殚精竭虑的先贤们，可曾想到中国的作家有一天会这样面对和思考语言和写作吗？倘他们地下有灵，多半会目瞪口呆。
可是我知道，汪曾祺喜欢《马桥词典》，他永远会喜欢新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