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盼到了出院、离长沙赴安徽的那天。
1978 年7月29日黄昏时分，经过了一夜火车、在信阳像打仗一样地挤购长途汽车票，汽车抛锚、修车和我一路高烧的艰辛旅途，我和大姑姑、大姑爹终于在磨子潭水电站下了车。大姑姑这是第二次来了，她拉着姑爹在前面急切地走，我提着大包跟在他们的后边，走到了一座矮矮、长长，一溜十几个窗口，显示着是个单身宿舍的平房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间停了下来，我知道那一时刻要到了：十一年了，就要见到被定为“死案”的父亲了，不觉得脚下有些发软，不知道自己会怎样面对。门开了，大姑姑立即紧紧地抱住了那个开门的人，叫了声“明弟！”就哽咽地再出不来声。姑爹轻轻拍着她的背，嗔怪地：“好了，好了！还要让我们见那。”他用湖南话道了问候：“您家还好吧？”我一直被挡在姑姑、姑爹的身后，突然感到了一种手足无措，近在咫尺的父亲，一下变成了遥远的影子，我真想就这么一直在他们的背后呆下去。我看不见父亲的脸，只听到：“还好，还好。”这是爸爸的声音，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时间的距离好象一下消失了。姑爹让到一边，我直直地对着父亲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还是那样象鹰一样闪着灼人的光。
“爸爸””，多少年没有叫了，我自己能觉出这两个字吐得有多么不自然。
“小妹呀！怎么这么瘦呀！”爸爸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父亲是慈爱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离。
大姑姑大概觉察到我们的尴尬，赶忙地擦去眼泪，一件件拿出带来的东西，张罗着作饭了。我环视着爸爸的这间小屋，大约有7、8平米，四个人已经把它塞得满满的了。靠门的右手是一张木床，从门框起，一直顶到墙，一张凉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那床蓝白条的，心中的陌生感一下退去了许多。床边靠墙放着一个竹书袈，插满了书。对着床是一扇窗户，窗下是一个破旧的三屉桌，上面堆满了书，就象当年六铺炕八号楼的那张一样。我心里的那层硬壳在融化了。转过去，对着书袈的那面墙，放着一个脸盆架，架上面的墙壁贴着报纸，几件衣服挂在那里的钉子上。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间门口放的煤油炉上做开了饭。饭好了，爸爸搬过一张方椅当桌子，又到邻居那儿借了三张小凳子，听到邻居友好地问：“来客了？”“是啊，是啊！”爸爸的回答是欢愉的。我们围“桌 ”而餐，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在爸爸那儿“蹭”饭的时光，暖暖的感觉从胃里向全身散开。饭后爸爸带我们去招待所。招待所在磨子潭电站的入口处，依着山，看招待所的大爷种了好些花，门口有石凳，石桌，幽幽的、静静的。爸爸在我们来之前就买了好些葡萄，我们把东西放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边，吃着葡萄开始了长谈。那一夜，我走近了父亲，我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急切地、要让我了解一切的心，感到为了这一天的谈话，他早就作了足够的准备。父亲从他惹祸上身的三峡争论谈起，向我展开了一幅我闻所未闻，完全无法想象的历史长卷。现在的人们对那段历史已不陌生，父亲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光盗版就有五百万册。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四人帮还没有审判，中国还被禁锢在“凡是”的牢笼里。父亲所讲的一切，犹如把我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毛泽东在他的故事里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的床边谈话，曾和毛一起在他的床边进餐！爸爸的故事里没有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只有彭德怀、朱德、周恩来、林彪、刘少奇……这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我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坚强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父亲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里闪着光，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双眼睛，惊叹他的记忆，惊叹他的智慧，惊叹他的乐观豁达。父亲不停地讲、几乎不喘息，直到招待所的大爷说：“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们才意识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门口扇着蒲扇，也许一直在听，也许什么也没有听，只是理解着这十一年未见面的父女是应该有说不完的话。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对我说：“睡吧，明天再谈吧。”我一直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转回我的房间。那一晚，我离开长沙时发起的高烧全退了，心里很静，很凉，很塌实。我知道我来对了，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说的忠良。我要为他的平反奔走，呼号！
第二天，父亲拿出了一条用他的料子裤子改缝的女裤。头一天晚上，他已经告诉我他和一个在电站工作的上海女青年的一段感情。裤子是他本来准备送给那位姑娘的，但是父亲因为和她的关系挨了批斗，女青年也很抬不起头，爸爸无法再将裤子送给她。1978年，不能希望我有什么开放的思想，和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有感情，我对父亲说那是一个污点，但是我理解他，原谅他，我收下了那条裤子。大姑让我穿上，并换上她在长沙给我做的一件月白色的的确良短上衣，一起到水库去照相。这是我工作以来最高级的一套行头了。照相时父亲搭在我肩膀上的手紧紧地抚着我，温暖着我。此后，我再也没有感受到过他在那一时刻所给予我的慈父的浓浓如血的爱、那样深沉如海的爱。
父亲带着我在水库各处转，愉快地回答着人们的问话：“老李，这是你的女儿啊？”“是啊，从陕西来，是工人那！”父亲还带我去水库游泳。看着我瘦瘦的身材，怜爱地说：“太瘦了。一定要想法把低烧看好，吃好些，长胖些。”
接下去的几天，父亲跟我讲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和最后是怎么上法院离的婚。父亲所讲的和我了解的母亲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我和父亲开始商量如何为他的平反运作了。他的任务是写申述材料，我的任务是以女儿的身份逐条说明我妈妈对我爸爸的揭发的不实之处。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亲人的揭发还要亲人自己出面推翻。
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姑姑已经来信要在北京与我会合，共同为父亲平反奔走，我不能再耽搁下去。尽管父亲显然希望我再呆些日子，但是他知道形势是在以天为计变化着，胡耀邦任组织部长，给了他希望，我的出面，使这个希望很可能变成现实。走的那天，父亲拿出了两百块钱，要我带上。我知道他自一九五九年倒霉后，每月的工资就降为一百二十元，六十元给我们三个孩子生活费（文革开始后，我们虽然没有再拿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把这些钱发给他，仍然放在部里），还给我奶奶寄三十元，自己实际只有三十元的月收入，这是一笔数目极大的钱。我不要，说我自己的工资足够了。父亲说：“拿上吧，到北京要花钱。另外买几件象样衣服，算是爸爸送你的。要吃好些，身体要搞好，现在是太瘦了。”钱拿在手里很沉，很柔软，我强忍着没有落泪，知道自己又有了疼我、爱我的父亲。父亲送我们上了长途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父亲一直等在车外，车缓缓启动时，我看到他有一种要追上来的冲动，但是停住了，在那里招着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眼里含着没有说出来的话：“女儿，我等你的消息！”文革后，我已不大知道哭是怎么回事。我告戒自己遇到多难的事，多么不公平的事，不能掉泪，特别是不能人前掉泪。没有人会同情你的，只有自己救自己。看着父亲消瘦的身体，稀疏的头发和那张充满病容但是洋溢着希望的黄黄的面孔，眼泪如汹涌的浪潮，冲击着我的眼眶。我死死地咬着后槽牙，按着书包里父亲的申述信，控制着自己，“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爸爸你等着我，女儿一定要让你离开这里，要为你讨回公道。”
其实正象我同样是老干部的 二姑爹在北京对我说的，“你父亲的问题早晚会一风吹的。” 本来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偷书”，“大水电主义”……的罪名，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东西。庐山的案翻了，现在的党中央承认当年毛泽东错了，李锐的问题如何不“一风吹”？二姑爹是谙熟共产党的内斗之术的，而我却一直以为共产党是崇高的、伟大的。我和二姑姑的奔走，其实只是为了唤醒那些复出又恢复高位的，当年把父亲赶下台出过拳，伸过腿的人的良知，希冀他们能通过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挨整经历，对自己过去的作法有所悔悟。如果由他们这些当年处理父亲的人站出来说话，李锐的平反会早些提上日程，得到更快的处理。
1978年10月25 日，尽管磨子潭电站、安徽省电力局的一些人千不愿、万不意，对中央组织部的通知瞒了再瞒、拖了再拖，父亲在这一天还是住进了合肥市的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干部病房，父亲在那一天的信中说：“我的总的感觉是，如解除警报似的一种‘轻松’，即现在在这个医院内，我被看成一个正常的人，也是过的一种正常的病人生活了。”
1978年12月30日，父亲给我发出了电报：
通知即返京 --爸
1979年元月一日的清晨，车间的生活委员敲开了我家的门，送来了这份电报。我立即向车间党支部书记告假，第二天乘火车先于父亲两天返回北京。办正式离厂手续，车间党支部书记给我做书面鉴定时，被正在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扫见了。后来那位同事告诉我，写得跟革命烈士似的，他当时就讽刺书记说：“你们早干嘛去了？”我的信仰、我对革命的追求，在那一刻彻底地垮了：
“自己过去所有拼死的努力，抵不上父亲的一纸平反”，感到了一种被愚弄了的深深的耻辱。
后来，到了美国，我被一个台湾的基督教徒紧追不舍了好几年，她最终没有能够说服我信仰上帝。我告诉她：“我学毛选学伤了，我解剖自己的灵魂解剖够了，我无法再参加你们的圣经学习，我无法再对上帝说：我有罪、我忏悔。”
经历了1978年，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信仰什么，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似乎应该是痛苦的，可是我不。我只是觉得十分地自由、十分地轻松、十分地欢乐。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小家，我拥有一份让我投入的工作，我拥有一支不受约束的笔，可以随时随刻、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我知足，我常乐。但是我似乎仍然有着追求：“自由、美好、幸福！”虽然有些模糊，虽然不那么坚定，也不是天天写在日记本上，提醒自己须臾不能忘记。我努力于自己过上这样的日子，我也决不自私，一己有了这样的日子就满足了，我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个追求扩展得更大些，并且还在不懈地努力！
2008.1.11.
转自：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