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球、三角
弹球和三角是一年四季老能玩的东西。尤其在冬天，没别的玩了，它们就成了主要玩意。弹球的玩法至少有三种。一是‘野追’，就是你弹一下我弹一下，看谁能击中别人的球。弹球好手在5、6米外的命中率很高。在开玩之前都要说好是‘真嬴儿’的还是‘假嬴儿’的，如果是真嬴儿的，击中后就嬴弹球。另一个玩法是进坑，地上挖五个小坑，要依次把弹球弹进每个小坑，全进完了就‘过江’当‘皇上’，然后就有了‘杀人’的权力，再击中谁的球，谁就输了。再一种玩法叫‘出锅’。地上画个圆圈，叫锅，每人放一个或几个弹球在里边，然后再用手里的弹球把锅里的弹球打出来，如果是真嬴儿的，谁打出来的就归谁了。
三角就是烟盒，叠成三角形的。玩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手里的三角狠狠的打向地上别人的三角，要是能把地上的三角打翻过来，肚皮朝上，就算嬴了。一般在土地上玩，如果你的三角爬在平整地方，四周没有破绽，就很难让别人的三角扇的翻过来。如果落到了不平的地上，一边露出个大缝，人家就从那里下手，狠狠的一下，你的三角就会翻过来。再一种玩法是用手兜风去煽地上的三角，但手不许去碰。一般在水泥地上玩。三角先都肚皮朝上摆着，谁把最后一张三角煽的翻成背朝上就嬴了。这也是技术活，最简单的是拍，手指并拢整个手掌合成锅盖状向地上拍去，从大拇指前头的缺口处就有气流冲出吹翻三角，但一次只能对付一张三角。另一招是抡圆了胳膊，手指并拢当一把扇子去扇。为防止有人拿袖子帮忙，事先要把袖子都撸起来。此法可一下扇翻两张三张甚至四五张三角。要掌握这种高级技术必须苦练。没事就练如何煽两张头对头的，裆对裆的，如何一下扇翻三张四张更多张，如何扇摆成一条线的，两条线的，横排的竖排的，梅花形的，必须平均分布风力，让每张三角得到的风力不大不小，正好翻一个身。我们一般都在楼道里玩，避风，一玩就是半天，尤其是输红了眼的时候，非等到奶奶姥姥之类的喊上好几十声才回家吃饭。回了家先洗手，手都是又黑又肿。黑是把地上那点土全沾回来了，肿是因为那手往水泥地上拍了好几百次，能不肿吗？
养鸡
北京人曾经最普遍养的动物是什么？鸡。别管住城里住城外，住平房住楼房，全养。可不是当宠物，为的是实用。先是打鸡血，1965年没到文化大革命呢就听说了，到了文革，打鸡血的更多了。干嘛打鸡血呢？健身。你瞧那公鸡多精神，天不亮就伸着脖子叫唤，它那点精神气不全靠鸡血撑着呢吗？不信你把血给它放了试试，立刻完蛋。如果把鸡血打到人身上，不就把公鸡的精神劲弄过来了吗？咱中国人琢磨事就这么直截了当。当然，鸡血一次不能打太多，一是精神劲不能太足，要不天不亮就起来嚷嚷，影响别人休息。二是鸡也受不了，一只鸡才多少血呀。鸡血往哪打呢？肌肉注射，一般往屁股上打，打进去慢慢吸收。后来有人嫌见效太慢，就来静脉注射。效果如何呢？先是听说不错，打完鸡血浑身发热，老想干点什么。后来就常听说打出毛病的，胳膊腿发麻的，半身不遂的，还听说有打死的。本来么，打人血还得对血型呢，这鸡血打到人血里能好的了么？就是肌肉注射多了也不行，有人打的一屁股大紫疙瘩，吸收不良，鸡血都窝在肉里了。再后来上边就发通知说不让打鸡血了，危险。于是大人们又换了健身新招，什么甩手，喝凉水，喝红茶菌，新花样一个连一个，先按下不表，还说养鸡。
鸡血不打了，可养鸡的却更多了，而且大都养母鸡了，为的是下蛋。这会儿文革已经一两年了，副食供应日见紧张。鸡蛋凭购货本，一户5口以下的人家一个月才供应1斤鸡蛋。别说一个月，放开肚皮还不够一天吃的。养只母鸡弄好了一个月能下两斤鸡蛋，这可不是小事。
最简单的是养大鸡，到商店买只活母鸡回家养着。但这鸡能不能下蛋可难说，农村人都是等母鸡太老了，或下足了蛋该抱窝了才卖呢。偶尔也有急着用钱，小母鸡正下蛋呢就卖了。狐狸家就买了只母鸡，买回家第二天就下蛋了。别人可没那么好的福气。再一个办法是从毛茸茸的小鸡养起。每到春天就有小贩用自行车驮着小鸡进城来卖，便宜的才1毛钱一只。那年小铃铛一下买了12只，看着满地乱跑的小鸡，美滋滋的说起了他的计划。十二只小鸡，假如六公六母，六只公鸡养到十一就不小了，杀上三只过国庆节。剩下三只到春节再杀，那会儿长的更大了，一只红烧，一只清炖，一只酒糟。六只母鸡呢，全留着下蛋，一天收六个蛋的话，他吃两个，他爸爸妈妈一人一个，他弟弟隔一天才许吃一个，他妹妹没份，想吃也行，要看她养鸡的时候出力大小。可是才过了一天小铃铛就修改了计划，因为小鸡变成十一只了，踩死了一只。后来计划不断的修改，猫叼走一只，门夹死一只，拉稀死了一只。再后来闹鸡瘟全死了，计划彻底取消。
养小鸡成功的也有，比如我和我弟弟，把6只小鸡养大了4只，一公三母，三只母鸡还真是每天下蛋。可正美的时候，派出所警察带着一帮居委会的，趁我们哥俩不在，把那4只鸡全抓走了，说是北京市有文件，不许养鸡。不说了，伤心。多好的鸡，都进了警察的肚子。
只说二猪和三猪，哥俩买了5只小鸡，只养大了一只。但这一只可不得了，个头奇大，九斤黄大公鸡，就是画里常见的那种五彩大公鸡。身上的毛有酱黄色，明黄色，黑色，说黑又不是黑，太阳一照直闪绿光。九斤黄挺胸扬头，雄赳赳气昂昂。每天三猪把它抱到院里，院里的母鸡们立刻全跟在后边，心甘情愿的当老婆和小老婆，其它的公鸡呢，全缩头缩脑不敢靠前。
那时，大人养公鸡打鸡血早就停了，但小孩们养公鸡斗架却兴了起来。斗鸡比斗蛐蛐好看多了，一围一大圈孩子。这儿也斗那儿也斗，斗来斗去排出了名次，什么寅区大王，卯区大王，还有二王三王什么的。三猪可不让九斤黄斗架，心疼。外边的孩子一来，‘嘿！这只鸡个大嘿！斗斗啊？’三猪就赶紧抱起九斤黄回家，人家再说再骂他也不理。直到有一天，三猪不在，哥哥二猪被人说动了心，让九斤黄斗了第一场架。轻而易举，三两个回合就赢了。后来九斤黄就开始了战斗生涯。结果呢，场场胜，威名远扬。各区的大王二王三王都来挑战。可有的孩子一看见九斤黄，根本就不敢把手里的鸡放下来：‘我操！这么大个！这可没法斗！’有的对手刚一照面就转身逃跑，没交手就认输，敢交手的也坚持不了几个回合。不过九斤黄也打过几场恶仗，全赢了，那精彩战斗，此处先不说，以后单写。反正我们全院小孩极为自豪。要比人打架，我们根本不是外边孩子的对手。可要说起斗鸡呢，一提九斤黄附近的孩子都知道：那九斤黄是你们院的？我操！那可是百万庄大王！听听，百万庄大王！
可惜，再威风的英雄也有末日。1969年夏末，二猪要上山下乡了，他是69届的，要去内蒙军垦。本来他走了还有三猪呢，可他们的爸爸妈妈要去五七干校，全家都要搬走。把九斤黄带去？不成，人家不让。所以，必须处理掉。怎么处理？杀？谁说杀九斤黄三猪就跟谁急。那就送人？二猪不干，因为送到谁手里也免不了一刀。一只九斤黄有7、8斤肉呢，白送别人二猪舍不得。那会儿买肉都凭购货本，一个月一家才两三斤。
二猪趁着三猪不在家时下手了，就在院子里开杀，怕九斤黄力气太大，在家弄一屋子的血。结果呢，一只九斤黄杀了一个小时。刚放了一小碗血，九斤黄一挣就跑了，二猪正在抓呢，三猪回来了，立刻要跟二猪拼命。杀鸡工作自然就停了。九斤黄慢慢流着血又坚持了好久，院里还有几只母鸡又跑到九斤黄身边，有的还往它身上靠呢，根本不知道九斤黄已经让人放了一碗血。三猪守着九斤黄流眼泪，他想给九斤黄包扎伤口，可九斤黄撒腿就跑，谁都不信任了。三猪舍不得死追，因为九斤黄一跑就更流血。后来呢，九斤黄当然是死了，三猪连一口肉也没吃。
换纪念章
文革最早出现的毛主席像章也就比1分钱大点，红色珐琅，金色头像。后来呢，各式各样，越来越多。朋友之间，战友之间赠送像章交换像章很时髦。像章的需求太大，商店里常常没货，所以呢，1966年开始，北京出现了好几个毛主席像章市场，像前门搂子斜对过，动物园门口，新街口白雪照相馆边上，甘家口商场门口。几十人到几百人聚在一块挤来挤去的，手里拿着像章，几枚到几十枚，别在布上或别在胸前。你看看我的，我看看你的，看中哪个就问：你这个怎么换？都说换不说卖。买卖像章是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再说那时候私自买卖任何东西都叫投机倒把。当时的几个自由市场，像鸽市，鱼市，邮票市，旧货市（晓市）全被取缔了。还有人去悄悄的交易，警察就去抄，红卫兵也抄，还打人。所以毛主席像章更不敢说是买卖，只说是换，调剂个新鲜样的。其实呢，大多数人本来就是从鸽市旧货市转过来的，是专门倒腾东西的老油子。他们倒腾像章跟倒腾鸽子一样，为的是进进出出，手里的货越来越多，然后呢？赚钱呗！
我们也去换像章，可惜我们小学生脑子不够使，换不过人家，手里的像章越换越次越换越少，但也算把行情摸清了。每种像章都有市场价格，但不是用钱表示，基本计算单位是那种最小的像章，老油子们叫它‘小崽儿’，我们头一回听见吓了一跳，悄悄说：反动！但一会儿就听惯了。一种跟小崽儿一边大，但通体金黄的可换两个小崽儿，或简单的说‘换两个’。一个有机玻璃的长条，上边烫印了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万岁’五个字的，换2－4个。那种金属长条，红珐琅金字‘为人民服务’，就是周总理常戴的那种，换6－8个。那些韶山、井岗山、遵义、延安各革命圣地的纪念章可换6－12个（根据大小、质量）。有一种‘小天安门’，比小崽还小，长方形，但天安门的图案极为精致，可换12个。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像章，上海牌手表那么大，双边，红珐琅带放射状光芒，金色毛主席头像，整个看着特顺眼，俗称‘大头’，可换30－35个。还有更值钱的一种，叫‘军星’，是海军一次会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上特制发放的。每个代表一套，一套两件，一件是军功章似的五角星，中间是毛主席头像，另一件配在五角星下边，是个长条，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套军星至少换3个大头，一是作工精致，二是数量有限，特制发给代表的，外边根本就没卖过。不过仿制品立刻出现，但价值差远了，连一个大头都换不了，因为仿制品根本比不了真军星那份精致。而且当时的造假者胆小，做的再像也不敢在背后打上‘人民海军....代表大会’的一行字。
市场老油子怎么赚钱呢？蒙不知行情的人，拿两个小崽就换一个韶山或‘为人民服务’的牌：瞧，我这是两个主席像章，你那个上面连主席像都没有。外行人一听有道理，换了。老油子一转身又拿一个韶山换一个小天安门：‘瞧，我这个有你的四个那么大，得了，交个朋友，你再搭俩小崽算了。’再一转手，又拿小天安门按市价换了两个韶山。手里像章越换越多，最后还得变成钱，那才是真正想要的东西。怎么变钱呢？比如手里有个大头想卖。商店里也就卖2毛左右（但根本没货），他想多卖，但直接那么卖就是双重的罪，买卖主席像章加高价牟利，让红卫兵抓着死罪都够了。怎么办呢？先拿大头按市场价换成30个小崽，然后再把30个小崽原价卖出，一个三分，9毛钱就到手了。
纪念章市场到1967年底1968年初就逐渐消失了。原因是天下大乱，到处武斗，好多工厂，尤其是三线的军工厂纷纷转产，停产飞机大炮，大量生产毛主席像章。造反派可比老干部敢干，铝材属军用物资，现在都拿来造像章，花样越来越多，个头越来越大。过去大头和军星就算最大的了。现在呢，茶杯口大的，饭碗口大的，最后菜盘子那么大的都造出来了，已经没法别在衣服上了，太沉，只好拴根绳挂脖子上。论花样那就太多了，光是主席像就有头像，半身，全身，戴帽子，不戴帽子，站着，坐着，招手，背手，叉腰，穿军装，穿大衣，穿衬衫，微笑的，严肃的，青年的，壮年的，老年的，正面，侧面，半侧面，.....。背景图案更是五花八门，都没法数了，几百几千种。市场老油子们目不暇接，每天都见着好些新样的，还怎么定价呢？定不过来，全乱了。而且供给太充足了，不光商店卖，各单位还时不时的发，谁想要像章都挺容易的弄个三枚五枚十枚二十枚的，谁还上像章市场去找啊。
看死人
文革那会儿，死个人特别平常，有让红卫兵打死的，还有好多自杀的。隔那么几天就能听见院里院外有人大喊：去看死人啊！好些窗户就冒出脑袋问：在哪？等会我！然后呼啦啦一群群孩子边喊边跑直奔现场。我看过上吊死的，跳河死的，跳楼死的，钻汽车轱辘死的。可惜经常是去晚了，人山人海的挤不进去。挤进去了死人也早让席子盖上了。头一次看清楚的是个撞火车死的。那时在北京天文馆后边是条铁路，通西直门火车站，现在改成马路了。光我记的那段铁路上自杀的就有4、5个。用火车自杀效果好，决不拖泥带水，往上一撞，‘乓’一下子就完了，一秒钟完成。那次我去的早，看的人还不多。死人被火车拖了100多米，路基上稀稀拉拉的不少血，还有一大团白花花的脑子，就跟副食店卖的猪脑子差不多。那个死人也让席子盖上了，可警察还没来，只有个铁路工人看着。一个孩子上去‘呼啦’就把席子掀了，然后呢，只记的一大团内脏，我只认识肠子和肝，尤其那个大大的血红的肝（跟猪肝一个模样）。我当时光纳闷人肚子里怎么有那么些东西，那么大的肝能装的进去吗？谁知后来好多天，我一闭眼就看见那个大肝，弄的我好些天不想吃肉，好几年不能吃肝，猪的也不行。
我看的所有死人里最清楚的一次是在北京军区大院的门口，在西山那边。那次我们走着去八大处玩，路过那。看见大门口放着几副担架，过去一看，每副担架里是个死人！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都是保定武斗死的。死人的一方抬着死人到北京军区抗议示威，因为北京军区支左支的是另一派。大院门口有拿枪的解放军站岗，不让进，于是抗议的就把死人堵在门口，让进出的车都走不了。这里离北京城太远，看热闹的少多了。所以我们从容不迫的看了个痛快，想离多近都可以，但谁都不敢太近，因为死人发出了比屎还难闻的臭味。这回算彻底看清了，死人确实和活人睡着了没太大区别，不过打死的人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片片黑色的血。苍蝇到处乱爬，有个死人的眼睛还睁着一点，好多苍蝇就在那挤成一团。
还有一回，我回到院里，哥们儿怎么一个都不在？我左转右转的着急，肯定都去什么好玩的地方了。终于找着了一个小孩说都去大烟囱那了，‘去干嘛？’‘有个人爬上去了要跳下来自杀’。我‘哎呀’大叫一声，转身飞奔。还没跑到就看见大群的人正从大烟囱那往回走，跟电影散场似的，可都是满脸的不高兴，有的还骂骂咧咧。一问才知道：‘没他妈跳！又爬下来了。白等俩小时。他妈的，真想打丫的！’我大松一口气，心说‘幸亏没跳’。我可不是心疼那条命，我是怕错过那精彩场面难过。在基本观点上我和哥们儿们完全一致：一，那人既然想自杀就一定是个坏蛋，完全该死。二，既然已经爬上去了，就应该跳下来。又改了主意爬下来是绝对错误的。三，骗的那么多人白等俩小时那就该打，最好打的那坏蛋当场改正错误再爬上去。
我们当时真是那么想的，一点没觉的有什么残忍。小孩的适应力最强，常看死人就觉的比上动物园看动物还正常，觉的就应该不断有人自杀给别人看。如果我们当年碰上了老舍先生跳湖自杀，一定会看的津津有味，决不会想起喊一声‘救人’。
抢小贩
北京一直就有走街串巷的小贩，卖金鱼的，卖小鸡的，卖杏的，卖田鸡的，卖香瓜的，卖酸枣的，卖蝈蝈的，太多了。小贩大多来自北京郊区，乡下的山里的，进城卖点土产鲜货赚俩钱。小贩的主要目标就是小孩，又馋又喜欢新鲜玩意。文革前是有钱的掏钱买，没钱的围着看，干咽吐沫。到了文革呢，小孩们一群一群的打架砸玻璃偷东西，什么都敢干。再见着小贩能有他们的好吗？
有一回，丑区的一帮孩子围住了一个卖小鸡的。一个孩子抓了两只小鸡转身就走，卖小鸡的大喊不管用，就把自行车往树上一靠就去追，没追几步呢，后边‘哗啦’一声，自行车被推倒了，筐翻了，小鸡满地跑，小孩们满地抓。另一回在卯区，一个卖田鸡的，现剥现卖，从麻袋里摸出个青蛙就活剥，剥好5只拿竹签子一串，2毛，还真有老太太们买。正干着呢，一个小孩提起麻袋一抖，一袋子青蛙全倒出来了，满地的蹦，周围的孩子全扑上去抓，拿回家玩去。
我们小院的孩子还不大好意思明抢，狐狸哥哥想出个主意：送派出所。那会儿农民有点农产品必须交售国家，进城私卖就叫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我们见着小贩就围上去检查证件或介绍信，十个小贩九个没有介绍信，于是我们就理直气壮的推着小贩去派出所，小贩就求饶，我们就说不行，非去派出所。小贩实在害怕了，就把卖的鲜货，杏啊，香瓜啊，酸枣啊往我们手里塞，塞到我们都满意了就饶了那小贩。有一次，一个卖梨的小贩还挺横，说‘派出所？去就去！’连一个梨都舍不得。谁真去派出所呀？挺老远的，而且人家警察根本就不管这种事。这小贩大概知道警察不管，所以不怕，推着车就跟我们走，一边紧紧护着车上的梨。我们越走越烦，干脆算了吧。突然，狐狸哥哥一把抓起了小贩的称转身就跑，这下小贩可慌了，‘唉，唉，称！我的称！’扔下车就追，我们掀开梨筐就抓，一人好几个。狐狸哥哥一看这边得了手，就把称扔了。小贩捡起称再回来我们全拿着梨跑了。后来狐狸哥哥要我们每人至少给他一个梨，因为他的功劳最大。
那卖梨的小贩顶多算是倒霉，真正悲惨的是‘小大人儿’。这是我们当年称呼侏儒的通用词。个子跟孩子一边高，可却是个大人，所以‘小大人儿’。那个悲惨的小大人儿当年天天在百万庄商店（我们称为合作社）前边的空场钉鞋，文化大革命前就老看见他。百万庄的小孩一说小大人儿就说的是他。跟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一边高，却是三四十岁的大人脸，脑门两条深深的皱纹，梳个小分头，戴个大手表，每天推着小车来，车上是钉鞋的家伙和材料。他的生意不错，因为钉鞋认真，认真的简直有几分自豪。大概是觉的他一个半残疾不光养活自己还能养活一家。听说他媳妇也是个小大人儿，他孩子呢，准是个小小大人儿。他脾气不好，尤其是对小孩，都叫他小大人儿，他不爱听，更重要的是小孩们老拿他的东西。我们做个冰车做个弹弓，一缺钉子缺皮子就想起来：小大人儿有！于是去他的钉鞋摊，假装围着看，互相掩护着悄悄下手。1969年底我跟母亲去了五七干校，1970年再回来听到的消息之一：小大人儿死了。怎么死的？让好多孩子打死的。有个孩子从他的摊上拿了块皮子（做弹弓的皮兜），小大人儿不干，站起来就追，手里正好还拿着缝鞋的锥子。小大人儿死追，那孩子害怕了，把皮子扔了，小大人儿捡回了皮子。可一会儿功夫来了一群中学生小学生，找小大人儿算帐，说他要拿锥子扎人。小大人儿一点不服软，对骂，然后就对打，一群孩子一拥而上，而且手里还有棍子，不怕小大人儿手里的家伙了。看热闹的小孩越围越多，都说小大人儿该打，因为都不喜欢他。小大人儿被打趴下了，小孩们却打的更欢了，因为更好打了，连看热闹的也打，你一脚，我一脚，你一砖头，我一棍子。等都打够了，小大人儿早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气了。后来呢，死就死了，警察也没怎么管，那年头死的人多了，管的过来吗？而且谁也不知道小大人儿到底是让哪个孩子打死的。说良心话，哪个孩子打的时候也没想打死他，可打的人太多了，小大人儿就抗不住了。
正当我们认定：不用上学天天在家玩就是小孩最正常的生活，却突然传来消息：又要开学了，叫作‘复课闹革命’。我们没有意识到‘复课’的历史意义：中国小孩最幸福的时光就要结束了。我们还傻乎乎的以为：反正老在家玩也玩腻了，去学校，多个玩的地方也不错，于是挺高兴的就去复课了。结果呢，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