鹪鹩巢于这一枝
发布: 2009-7-16 22:57 | 作者: 史保嘉
三
我进厂不久就被抽出来在车间脱产搞宣传。我的第一个作品是按照连长的要求在连队的大门上挂上“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大门是用盘条焊的高大的拱门，我找了几个废弃的汽油桶盖子，用黄油漆涂成黄色，再用红油漆写上工业学大庆，下夜班的窑上师傅们帮着我把它们固定在大门上。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书，思考过许多问题了。比如我知道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像砖厂这样的生产方式应该叫“工场”而不是“工厂”；我还想到过大庆模式在工业系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这类思考在这里找不到受众，而写大标语要比码坯子轻松许多。除了写标语我还用了很多油漆刷红了一排房子的整整一面山墙，在上面画了两组很英武的工人。我的绘画作品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厂里过一段时间就会开一次大批判会，连里就让我写大批判稿，批判并不认识的其它车间的某个人。发言一般是连队的领导照我的稿子到会场念，他们经常会念错字，好在没有人仔细听。
终于有一天我的好日子结束了。
那天连长到厂里去开了会，回来后就召集了一些人关着门嘀嘀咕咕，再后来我看到脱产的学徒工、车间团支部书记小房关着门在写大字报，他把自己的宿舍腾空，那些大字报后来就集中张贴悬挂在他的宿舍里，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也真是很难为他写了那么多毛笔字。那间宿舍就在我的隔壁。他们先是组织工友们去看，后来连里的政工干事出面把我也叫过去看。大字报的内容很耸人听闻，严正追究我和某个组织的关联，但我反倒坦然了。因为参加一个组织恐怕是要填表的，而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组织，更没填过任何加入什么组织的表。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北京的清查“五一六”波及到我。因为北京不断来人到厂里找我外调，有调查清华大学徐一飞的，有调查三十五中郝仁的，还有调查学部冯宝岁的。厂里对出了我这么个重要人物受宠若惊，也对这些外调应接不睱，索性让我停职写材料，在宿舍里关门闭窗地写，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随便会客。好在并没有熟人到那地方去找我。也许是因为文革时我年龄还比较小对许多事情没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记忆中的片断往往不干政治底事。对徐一飞，我挖空心思也没想起什么有揭发价值的线索。郝仁倒是让我想起一条，因为我听说过他想当电影演员，于是心一横揭发了。在那个年代，想当电影演员不能说不是罪过，横陈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大路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这是在对抗上山下乡运动。
冯宝岁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亲解放前在贝满读中学时的闺中密友，后来又在北大先修班成为我父母共同的同学，再后来一起去了解放区。文革时她是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宝岁阿姨就成了我的“在京监护人”，这在我档案中是有记载的，如同血缘关系一样不可否认。文革开始，宝岁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她是长辈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和她的女儿刘钢刘阳亲如姐妹，对她和刘山叔叔的感情不逊于对我的父母。一九六八年十月，她被学部的另一派羁押，十一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刘钢对我说，那天妈妈去学部上班就没再回来。知情人说那些人要她脱掉毛裤，然后带到法学所，一共有十四个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她的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在这之后，他们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而死。写到这里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宝岁阿姨当时的“罪名”是“五一六”，而且是“五一六”的组织者之一。因为刘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所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干部受到她的牵连，据说符浩大使的夫人焦玲就曾经交代说冯宝岁发展她参加了“五一六”，还填了表。我对专案组坦然承认与宝岁阿姨的关系，但是再怎么施压我也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子虚乌有的证言。这是我的底线。
坊间一直流传说冯宝岁有兄弟姐妹六人，分别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其父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大商人，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都有记录，说这些是她挨整（一说是自杀）的缘由。去年我在《随笔》中读到邵燕祥老师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说，尚未能找到机会向他澄清。冯家其实只有四个女儿，分别为冯宝中、冯宝国、冯宝万和冯宝岁，四姐妹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宝中是普安修的同学，后来嫁给中华民国驻瑞士使馆的二秘张树柏，随夫出国。新中国成立后，张树柏卸任移居香港，供职于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任总编辑的读者文摘（远东）出版公司，曾和赵元任的女儿同事。事情的发展总是很有些戏剧性的，张树柏离开瑞士后，新中国的接收大员住进了伯尔尼的这所官邸。几年之后，派驻这里的一位新中国外交官喜获麟儿，这孩子便是后来的诗人杨炼。杨炼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将要读书才离开那所官邸。宝国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读中学，因为总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后去上海读了美国人办的圣约翰，毕业后去美国。宝万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江长风，取“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长。冯家外公叫庞敦敏，庞敦敏的夫人是庞冯织文，但庞冯织文不是四姐妹的生母。宝岁在参加革命后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没叫起来的名字“庞大”，当有对生父的追思之意。庞敦敏是苏州人，细菌病理学家，曾任日据时期的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著有《病原细菌学》等书。庞敦敏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姨表兄，通音律长文史爱收藏，与俞平伯、汪逢春、朱家溍、俞振飞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过从。我小时候在宝岁阿姨家里见到过许多有“敦敏”提款的精美折扇，后来不知都流散到何处了。
宝岁阿姨罹难后，刘钢去山西插队，刘山叔叔带着年纪尚幼的刘阳也去了外地。我一九六九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时已是人去楼空。次年，刘山叔叔作为长沙铁道学院的招生负责人来兰州，找到我和妈妈。那晚我们三人坐在昏黄的灯下说起宝岁阿姨的惨死，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宝岁阿姨的死因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她为人正直热情，秉性单纯善良，除了文革中的“站队”，绝无与任何人为敌之可能。我曾经读到当年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竟然没有人提到她，那十四个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后为宝岁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及此事。只是在关于“五一六”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条线索：周恩来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冯宝岁是坏人”。也许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句话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卿本无辜，年仅四十岁就死于非命且尸骨无存，这在当日之中国或许并不足道，但在至亲至爱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五一六”一查经年。何时不查了我已经记不清，从记录我被批斗时群众发言的笔记本上看，至少延续到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但开始是为什么查，然后查着查着，查得好好的为什么又不查了，我始终没闹明白。直到这两年才听广西的钱文俊说“五一六”其实是莫须有的，当时老周想借这个名堂找出点子鸟人来为文革的损失承担责任，捎带着把造反派作为一股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力量加以摧毁。然而不等查完，主持追查的陈伯达就被整肃，随后又有林彪出逃。既然有他们顶雷，清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钱兄也当过“五一六”，而且是大号的，韦国清云：钱文俊要不是“五一六”，广西就没有“五一六”了。
四
如今我搜尽脑海里的词语，怎么也描述不出当年在砖厂时的色彩，那种贫穷，那种灰暗，那种在黄土蓝天下的压抑和挣扎。
我当年的宿舍在河岸，是坐南朝北的一排房子中最东头的一间。宿舍的南窗对着黄河，河对岸是兰炼兰化的几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熊熊的火熖，灿烂辉煌，有如一幅壮美的油画。黄河在火光的辉映下缓缓地流淌，不舍昼夜。在我宿舍的门前有一棵沙枣树，那棵沙枣树常常无端地闯入我的梦中，让我魂牵梦绕。沙枣是在四、五月开花，花朵小小的，鹅黄色，点缀在银灰色的叶子里。最难忘是沙枣花的香，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沁人肺腑的、让人神闲气定的香气。
停职写检查的日子结束以后，我又回到生产岗位，只是不再码坯子，而是去了全是男工的装窑班。那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和另外一些坏人。在我之前有过一个叫任之良的山西老头在那里受苦，任之良是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的二哥，一九七二年任之恭率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个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提出要见二哥，这才从省里市里到厂里一通忙活，把任老头解放了。
我在装窑班里和男工们一起拉车，一起搬砖坯，甚至码窑，那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女工做过的事。我工作很努力，很少和人讲话，就像一名苦行僧在惩罚自己。那年的中秋节，罗排长和他的老伴罗妈妈叫我去家里吃饭，罗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糖和油全都和在面里，蒸成月饼给我吃。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罗师傅家，帮他的儿子兰州复习功课，为他的女儿丑丑洗澡。我在他家里碰到过北山来乞讨的人，罗妈妈把人家让进院里坐下，端出饭来一起吃，良善之心无以复加。在我最低沉最压抑的日子里，我的杨师傅专程到宿舍来看我，用她那浓浓的甘谷口音对我说：“孩子没啥，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咱还得活人哩。你念过书认识字，路长着哩。”烧窑的老李仍然每天帮我烤馒头，他的婆娘，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工，在我的班里糊窑门，每逢做了浆水、甜胚子、灰豆子之类的吃食，就会带上让我一起吃。食堂的孟姐会在我的碗里多盛一些菜。榆中的合同工兄弟们会在我拉车上坡时伸手推一把。他们不关心我曾经做过些什么正在想些什么以及我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和主张，就是觉得这个女娃凄惶。许多人给过我关爱，而他们自己生活在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我的师傅们家徒四壁连口箱子都没有，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看管输送带的老张大叔被电机皮带把一条胳膊生生地齐根绞了下来，我同宿舍的秀蚕被切坯机上的钢丝切掉了半个手指，挖土班的一名合同工被坍塌的土方埋在下面当场丧命，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许许多多故事，血泪斑驳，不忍卒说。
已经不记得码坯子时候都是谁早上来叫起床，但是在装窑班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每天东方即白，就有一只鸟儿在沙枣树的枝头啾啾地鸣啭，于是我醒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只鸟，也不知它的名字，只知它选择了沙枣树上的一根枝条，在那里筑巢栖身。“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我想那就是一只鹪鹩。
我也是一只鹪鹩。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使我得以有枝可依，有巢可栖。
我的兰州，我的砖厂，我的沙枣树，我的工友和师傅们！
五
喜儿又回来上班了，听说她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还时常挨丈夫的打。这次她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她不再坐切坯台了，被分派去码坯。她的衣着不再洁净平整，目光不再灵动，面色不再红润，衣襟上洒着些斑斑点点像是奶渍。
到窑上干活以后，因为是高温作业，我和其它窑上的工人一样每月有两斤油，两斤糖和几斤肉的高温补助。我把油拿到食堂请大师傅帮我烧熟，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往菜里倒一点。记得那天是个周末，我下早班回来看见喜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眼尖地看见她床边的窗台上有半玻璃杯清亮亮的油，再看我的床头，油已经只有小半瓶了。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顶。
“偷！”这个罪恶的字眼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来不及想什么，昂起脸盯着她看，我想我那时的目光大概像刀子。喜儿的脸色变了，先是发黄再是变灰。我叫住从窗外经过的政工干事，不由分说地对他讲着。我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刺耳。
这件事虽然没有给喜儿造成什么后果，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无从抚平的痛。比起在清查“五一六”中挨批斗来，这件事才真正令我感到自己的可耻。
如果有可能，我想说：
喜儿，对不起！
二零零八年十月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作者简介:史保嘉，汉族，北京市人，一九六七年初中毕业，去过农村，当过工人、警察和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