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锐《八十自寿六首》第一首的开头两句是，“精神独立自由难，八十行吟气浩然。”自由虽说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 的，毕竟还决定于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可以剥夺你的自由。精神是否独立却完全由自己做主。李锐可以吹这个牛皮，他一辈子做到了独立思考，我佩服他的 首先是这一条。
他独立思考，开头很顺 利。武汉大学时期，参与组织自发的共产党小组，抗战前夕去北平，才正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到延安不久，1941年调到《解放日报》当编辑，管国内评论，他 还可以畅所欲言。例如他写了一篇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对推动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写社论没人出题目，常常是他自作主张写的。
那年《解放日报》改版的 时候，毛泽东叫报社的人去谈话。李锐本来对毛泽东十分钦佩，这次毛泽东的许多话却令这个大后方来的大学生很不满。毛那次讲话，主要指责那些“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批评延安某些现象，是由于抱着平均主义思想。他说大家穿土布，他穿斜纹布，两个掉口袋(一般土布制服是扎口袋)；还伸出两个手指头强调地比画着 说：“大家点一盏小菜油灯，我就要点两根洋蜡烛!”李锐大不以为然。我没去过延安，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他对我说，你一定想得出，全不是那么回 事，我们是对那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看不惯。对这些老前辈，我们既尊敬又关爱，他们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们怎么会计较他穿斜纹布和点几根蜡烛呢。他这种反感，当 时就对胡乔木说了。
李锐出狱以后继续在《解 放日报》工作。以后主办过两张报纸，他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八年之久。1951年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他不愿意再“坐而论道”下去，1952年就借口他在大 学是学机械的，坚决请求“归队”。他的传记作者宋晓梦说，李锐“这八年的新闻工作生涯是幸运的”，“在中国，不少很有思想、很有才华的新闻界老前辈，就没 有李锐这种幸运了。”这话说得很对，我完全赞成。
关键是1953年，这是 应当在新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的一年。这年六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他自己和中共中央多年前提出、以后又再三庄严肯定的新民主主义道 路。《毛选》第五卷81页《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的题注说明，在这个讲话中，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从此我国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左”的错误之路，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 决定改革开放。这条错路历时二十五年，即四分之一个世纪。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它只能推波助澜。李锐恰恰在开头的1953年之前的1952年离开了，难道 不是幸运吗?
李锐的另一幸事是他主 持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好上级省委书记黄克诚一一李锐第一位最敬仰和感情上最亲密的前辈。他曾这样写道：我“敢于没遮拦，随便交心．明明 知道对方不会同意，也敢于表达、敢于坚持己见的，黄老是头一个。”果然如此。抗美援朝之初，报纸社论涉及一些国际评论，黄克诚批评李锐的做法，李锐不服， 省委便向中央请示。中宣部回电来了，同意报社的做法。黄克诚把回电给李锐，笑着说：“你胜利了。”
这是李锐敢于坚持己见 的光荣记录之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却正是这个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的证明。改造好最主要的标准是服从组织、听上级的话，不要有什么独立思考。李锐恰恰 相反。他这样一个人，在那样的年月早晚还要吃大亏、倒大霉。那好像是命中已经注定，逃不掉的。
那时黄克诚也奉命调离湖 南，到北京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邀李锐同车赴京。他在车上再次告诫李锐，要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尤其是对上不要硬顶，实际上多数上级是受不了下级硬顶 的，所以有时候反而误大事，反而因小失大。他向李锐强调：“批评权不要太大。”我同李锐谈起黄老这些话，他特别记得关于批评权那一句。这些话诚然是金玉良 言，但是，如果李锐照此实行，也许李锐还是李锐，也可能李锐就不是李锐了。这个假设的问题我想不清；问他自己，他略带几分苦涩，微笑不答。
四
李锐如愿以偿归了队，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到燃料工业部当了水电建设总局局长，后来当了水电部副部长 (1958年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水电建设是他一生工作最长的岗位，前后十一年。他成了这一行的一名大专家，是那个冒天下之大险的长江三峡工程的永远的反 对派。他出版了三本水电问题的专著，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但是这项工作也给他带来了毕生的遗憾，他《八十自寿》中第六首专叹这件事，首联说：“耄矣无穷遗恨 篇，至今水电未优先。”关于水电工作本身，我这篇文章就说到这里为止。(《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刊有李锐长文“中国水电何以未能优先发展”一一为 《中国水电发展史》所作序，详细说明了他的遗恨。)
往下要说的是，在同水电有关的长江三峡问题的争论中，他意外地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毛当场任命他当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等许多人为他庆幸，周小舟祝贺他“中了状元”。他从此卷入了政治漩涡，然后在庐山会议的狂风恶浪中遭到灭顶之灾。
三峡问题的公开争论早在 1956年就开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林一山发表了一篇长文，极力主张兴建三峡 防洪水库，鼓吹这项工程赶快上马。李锐也发表了一篇长文针锋相对， 认为根本不应当兴建。毛泽东最初接受了林一山的意见，很想让三峡尽快上马。直到1958年1月在南宁举行中央会议，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有尖锐的争论，他便 命令双方到南宁当面辩论。这场交锋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人称“御前辩论”。
许多人为李锐担心，因为 整个南宁会议的主旨是“大跃进”，周恩来、陈云在实际工作中反“冒进”。在会上被毛泽东指责为“离右派只差五十米”。这场“廷辩”先是口头讲，林一山讲了 两个小时。李锐接着只讲了半个小时，却使听者为之动容，显然占了上风。最后，毛泽东说讲丁还不算数，要两人各写一篇文章，文章不怕长。第三天晚上继续开三 峡的会，
这时胜负已决，毛泽东讲话，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林文长，李文短)，大大表扬了一番。最后，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李回答说，当不了，水电业
务忙得很。毛于是说，是兼职的嘛。事情就这么定了。
关于这场争论，李锐在回忆文章中说：
“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之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是完全不协调的。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其所以是反面意见，除了那时那越来越“左”的整个形势之外，毛泽东两年之前还曾为他预期中的三峡大坝，写过一首豪兴遄飞的词，其中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乎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关于“听得进反面意见”， 李锐这个看法，我不完全赞成。“言之成理”固然十分重要，更关键的是，这件事无损于毛泽东那条“左”的政治路线，因此无害于他那领袖的地位、权威和尊严。 历史事实已经再三证明，毛泽东不是宽宏大量、听得进反面意见的。李锐这个有欠准确的判断，我认为恰好反过来表明他自己豁达大度，不是个心胸狭窄、鸡肠小肚 的人。
那天毛泽东在会上称赞李锐的文章写得好，一再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这次南宁会议产生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大部分是毛泽东写的，其中就专门有一条“要培养秀才”。李锐不以为然，认为那不是写文章的问题。他在回忆文章里说：
“在三峡之争中，我是从自 己的工作水电建设同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了解，才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从而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如果要对优胜者赞扬的话，首 先应当是义理和经济，并非词章；而且这是在脱离了坐而论道的宣传岗位之后，才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