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百万庄
我家住百万庄，一大片楼房，一九五四年盖起来的。那会儿刚解放不久，大批的干部进了北京。城里，就是城墙（现在的二环路）以内，根本住不下，所以在城外盖房子。以西郊为主，光百万庄附近就有葡萄园，黄花园，二里沟，三里河，好几大片。听听这些地名，过去全是乡下。据说百万庄过去还叫百万坟呢，是乱坟岗子，常能挖出死人骨头。还有个汉白玉的王八驮石碑，扔在那好多年，小孩们上学放学经常爬上去玩。
百万庄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九个区。前八个区全是三层高的红砖房，苏式的，人字形楼顶铺着瓦，那会缺钢材，所以门和窗户框子都是木头的。每个区有三十多个楼门，每个楼门六个单元，每个单元两间或三间屋。这些楼房拐来拐去的，第一次来的人要转好几圈才能找着要找的楼门。这里住的全是机关干部，哪个单位的都有。子区、丑区建工部的比较多，卯区地质部的多点，其他区机械部的最多，又分一机部（民用机械），二机部（原子弹），三机部（飞机），四机部（无线电），五机部（常规武器），六机部（造船），七机部（导弹），八机部（农业机械）。
八个区之外的申区特别，每户都是二层小楼，还有个小院，当时住的都是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还有好几位部长，比如后来当上副总理的谷牧。百万庄中心部位是展一小（展览路第一小学），小医院（百万庄诊所），还有百货店副食店，俗称‘合作社’，因为墙上有一排大字‘百万庄消费合作社’。
那时的小孩特别多，一家三、四个最正常，五个以上才算多的，两个就太少了，独生子女是‘珍稀动物’。文革前，作业不多，家里那么小，又大多没有电视，小孩就老在外边玩。尤其到了夏天的晚上，到处都是孩子，连喊带叫，不到睡觉时间别想清静。女孩们爱玩跳皮筋，丢包，跳房子，‘你们要求哪一位啊，.....’，‘吧叽吧叽小白菜，.....’之类的。男孩们玩追人，攻城，打垒球，骑马打仗，撞拐，弹球，三角，.....数不过来。文革一来又添了新花样，斗完黑五类，接着打群架、斗鸡、砸玻璃、偷东西、抢东西。
那时，属于某个群体，就是老在一块玩的一群孩子，对每个男孩都特别重要。被排斥在外意味着一出门就可能挨骂或挨打，于是只好整天缩在家里，从窗帘后边偷偷往外看。百万庄的孩子群基本以区为单位，子区的，丑区的，寅区的，卯区的，.....，因为住的近，自然就玩在了一起。但一个区的孩子又常常再分成几拨，大孩（中学以上），小孩，男孩，女孩。那时的男孩跟女孩水火不容，叫作‘男女界限’。哪个男孩跟女孩说句话，立刻就招来其他男孩的嘲笑，唯一的补救是当众把那个女孩痛骂一顿，以示划清界限。至于大孩，比如高中以上的，男女来往似乎就可以了。我们小孩只能暗地讥笑，当面不敢，怕挨揍。一个区的小孩还常常又分成东头的，西头的，或南头北头几小拨。比如我们寅区9门到14门，楼房拐了几个弯，加上后来盖的一个大仓库，正好围成一个‘口’字，成了个区中的小院，院里的小孩自然就更加紧密，自成团体。
每个孩子都有外号。任何新来的孩子跟我们一起玩，先要弄清：‘你叫什么外号？’，如果没有或不愿意说，每个人都会热心帮忙：‘给他起个什么外号呢？’连被排斥在外的也有外号，而且非常难听。虽然起外号没有什么规则，但经久不变的都是能切中要害的，就像人物画，一定要‘像’。比如我们院的‘野狐狸’‘小狐狸’哥俩，不光长的尖下巴，上挑眼，还特别聪明，干什么事都老能占着便宜。‘小铃铛’呢，圆鼻子，圆眼睛，圆脑袋，哇啦哇啦特爱说，高一的学生了，还老跟我们小学生一起玩，不叫他小铃铛叫什么？不过，弟弟由于哥哥得名的不在此例。比如刘家哥四个，老大叫‘大公鸡’，因为他名字里有个‘公’字，更因为他脸红红的，走路气昂昂，嗓门又大。他一旦成了‘大公鸡’，三个弟弟立刻成了二鸡，三鸡，四鸡。虽然二鸡和四鸡一点都不像大鸡，而像他们的妈妈，特秀气。我们只好解释，他俩其实是母鸡。朱家哥几个呢，光姓朱并不是叫‘猪’的充足理由，全怪那个哥哥，脸蛋子和鼻子长的有点猪像。他一旦成了‘大猪’，两个弟弟就成了‘二猪’‘三猪’。要光凭长像，他俩决不该叫猪，都是又瘦又结实，更像两条狼。而且就在大猪二猪三猪叫的很顺口了，突然发现他们还有个哥哥，大学生，住校，所以很少见。怎么办呢？重新排次序会造成混乱，于是在‘大猪’上边又加了个‘老猪’，虽然我们都知道辈分不对，‘老’字应该属于他们的爸爸。
而邓麻子呢，脸上一个麻子都没有。那为什么叫麻子呢？谁先叫的呢？不知道，全都莫名其妙，但都觉的很合适。他又练拳击又练摔跤（老拿小孩练手），腰里挂着一把刀子，老想当一个神通广大的侦探。这种人和鸡呀猪呀的一点不沾边，叫他一个莫名其妙的邓麻子才对。邓麻子的爸爸不给他长脸，不但不是个将军，连革命干部都不是，是个工程师，旧知识分子，工资倒不低，让邓麻子每天都吃好的，但弄的他连红卫兵都当不上。他是老初一的（68届），既然中学生看不上他，就只好跟我们小学生玩到一块了。
首都红卫兵
邓麻子当不上红卫兵，耿耿于怀，于是决定自己成立一个，只收比他小的，他就是当然的司令。邓麻子一鼓动，院里小孩全响应，但一说还得交钱，好多孩子又没声了。每个红卫兵需要个袖章吧，还要有个红卫兵证吧，司令部还要有个公章，这都是最起码的了，那算下来也得一人五毛。那会的五毛钱能买10根奶油冰棍呢，所以狐狸哥俩马上就不参加了。但只要有一个人参加，邓麻子也要当这个司令，于是就定了。下一步是起名字，起来起去邓麻子拍板，就叫‘首都红卫兵’吧。然后去买红布，印袖章。那会买别的布都要布票，就是买红布不要，但要红卫兵的介绍信。介绍信谁都能写，但要盖公章。所以，正确程序是先刻公章，于是先去甘家口商场刻字部。虽说造反已经造的什么都乱了，可要刻‘北京市公安局’的章子估计人家还是不给刻，但红卫兵的章子随便刻，你就刻‘全国红卫兵总司令’也行。
公章刻了，袖章印了，带红塑料皮的红卫兵证买了，于是正式成立，就在院里的乒乓球台子上办手续。交五毛钱（买东西的钱都是邓麻子先垫的），领证领袖章，然后赶紧戴上，立刻威风了不少。邓麻子是001号，轮到我是004号，但到了009号就再没人领了，看热闹的多于当红卫兵的。邓麻子有点着急，手里还积压着十好几个袖章呢。有人建议把年龄限制再往下放，原来定的是小学四年级以上，现在改成三年级或二年级怎么样？二年级的傻豆子（外号）在旁边一听马上就要回家拿钱，但邓麻子看看傻豆子鼻子下边的两条鼻涕，立刻说不行。要是傻豆子这样的也戴上‘首都红卫兵’的袖章（他肯定会戴上到处臭显），太给他当司令的丢人了，所以只同意扩招到三年级，于是我弟弟被扩进来。又有人建议到我们小院之外去招人，于是又招进一个‘瘦猴’（外号）。瘦猴受宠若惊，赶紧把五毛钱交了，然后戴上红袖章，激动的要哭。他爸爸最近刚被揪出来，历史反革命。像他这样的还能当上红卫兵，真是天降甘露。邓麻子不讲阶级路线，因为他自己出身职员，说出来不好听，所以首都红卫兵的证件上和登记表上出身一栏一律空白。
首都红卫兵成立了，一共12个人。现在干点什么呢？邓麻子早有计划，早上先‘天天读’，学毛主席著作，但坚持了没三天就不知不觉取消了。每天上午两小时的摔跤和拳击训练倒是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就在院子里，邓麻子当教练，先亲身传授，从002号到012号每个人都抓过来摔一回。但从006号以下，都不等邓麻子下绊就抢先自己一屁股坐地上了，很让邓麻子过不了瘾。然后是分组练习，由邓麻子指定，一对一的练起来。但此时每个人都忘了邓麻子刚教的什么‘手别子’‘跪腿得合勒’之类的，都使出自己早就用熟的招，什么夹脖子，抄拐子，摔的难解难分。广大群众都来围观，小孩都羡慕我们的红袖章，大孩呢，像小铃铛之类的，虽然看不起首都红卫兵，却很嫉妒邓麻子能让11个小孩乖乖的排成一排，挨个的让他摔。于是也抓住看热闹的小孩摔起来，但那些小孩立刻又喊又叫，赶紧逃跑，没有一个心甘情愿。
除了训练还要革命。干什么呢，邓麻子说先扫四旧吧。那会，扫四旧、清黑五类早就过去了，连大串联都到了尾声。但邓麻子说四旧必须扫二茬，以防死灰复燃。去哪扫呢？上街？我们个都太矮，震不住，那就去商店，不扫人，光扫四旧商品，比如象棋、扑克、口红、香水之类的。于是邓麻子派我和三猪先去侦察，看准了再全体出动。我俩走的离合作社越近就越不自在，最后决定摘去袖章便衣侦察。合作社我们从小就不知来过多少回，买根冰棍，买几块糖，买5分钱山里红，买铅笔买橡皮。那些售货员的脸早就看熟了，还管人家叫过叔叔阿姨呢，所以实在不好意思翻脸。砸玻璃柜？哪敢呀？于是很无聊的草草一看，回去报告邓麻子没发现四旧。邓麻子深思之后说，四旧还是要扫，因为别的红卫兵都扫过，我们成立的虽然晚点，这一课也要补上。于是各人回家扫自家的四旧，象棋、扑克、小说，每人至少凑出一样，在晚上烧了一小堆火，很不过瘾，但也算扫过了四旧。下一步呢？该清理黑五类了，但邓麻子自己就不是红五类，所以最烦红五类、黑五类这些破事，于是跳过这一步，直接投入当前的革命斗争。任何组织一成立，首先需要表态支持某种观点和某一派，但支持谁呢？12个人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什么也没想出来。邓麻子决定先去看大字报，摸清革命形势再说。
革命形势
自从1966年底公开了打倒刘少奇，革命形势急速高涨，进入了夺权斗争，就是把刘少奇人马把持的各级政权夺过来，由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执掌。斗争非常激烈，倒不是因为刘少奇人马的抵抗。他们的黑司令一完蛋，早就没了斗志，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能保住小命就谢天谢地。激烈的斗争全都发生在准备夺权的各路人马之间。此时的革命组织已是多如牛毛，山头林立，互不隶属，而且都自以为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夺权掌权当之无愧。可惜权就那么一点，实在不够分，狼多肉少，非打起来不可。比如说，上海是最先夺权的吧，叫一月风暴或一月革命，其实，1967年1月4日到5日，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只不过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真正夺到上海旧市委的权已经是2月5日的事了。为什么耽误了一个多月呢？因为上海还有其他组织（如‘上三司’，‘红革会’，‘二兵团’等）也夺权，他们根本不买王洪文的帐。所以说，上海的夺权斗争难点决不在陈丕显、曹荻秋的旧市委，而在好几拨造反派的互相抢夺。最后，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支持下，王洪文的工总司仗着人多势众，把其他几拨人马全都以武力摆平，这才完成夺权大业。
其他各省市也大同小异，问题都不在夺权还是不夺，而是由谁来夺。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当然明白毛病在哪。所以在1967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出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办法就是大联合，各路造反派先团结到一起再夺权。这招灵吗？不灵。因为权这玩意不比别的，比如大饼，人多就多烙它几张，人人有份。权可多不了，一个上海市能有好几百个市长么，哪个组织想要就给一个？大联合的意思是让成百上千的组织心甘情愿的把权让给几个甚至一个组织的头头。困难就在这！凭什么呀？他东方红兵团（或井岗山纵队或......）那几个家伙谁不知道？有什么本事啊？让他们掌权？姥姥！所以，好多组织抢着夺权，互不相让，结果就打起来了。既然说不服，那就比谁的拳头大吧！
刚开始，各路造反派都以为夺权就是占领省委或市委的办公室，把几个公章收过来，于是一拨一拨的都往那冲。后来发现，光占领办公室，大印攥在手里，若没有中央的认可，还是白闹，手里的橡皮疙瘩屁用不顶。怎么让中央认可呢？第一还是大联合。全体大联合做不到，那就部分大联合吧。各行各业主要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有组织参加，拉出个单子一看，好几百个组织呢，这才能向中央交帐。第二是三结合，这会还不是老中青三结合，而是军队、老干部、革命群众（即造反派）三结合。军队是权力的基础，老干部是行使权力的老手，不能全打倒，必须留几个或‘解放’几个，不然中央不干。造反派虽是真正来夺权的，但只给排在第三位，好像只是用来监督老干部别走回头路，而不能手握大权指点江山。这个中央提出的‘三结合’已经是对造反派的不祥之兆：打倒刘少奇立下头功，分配权力却落在了第三，这是什么意思呀？可造反派没想那么多，光顾着又拉又打，又吵又谈，都想把各路人马联合到自己手下，再拉过一两位老干部当招牌，再找当地驻军的支持。每当中央文革和毛主席满意了，就认可，发一个祝贺电，由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公告天下，那个新政权就算合法了。比如第一拨认可的有黑龙江省，人民日报社论叫‘东北的新曙光’，贵州，‘西南的春雷’，后来的湖南，‘芙蓉国里尽朝晖’。新政权叫什么呢？还叫省政府？市政府？不成，不够革命！人家上海起名叫‘上海市人民公社’。这可不是跟乡下人学，打算办生产队种地。‘公社’俩字取自‘巴黎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高雅意思，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也是一个想法。可惜中国老百姓太土，一提‘公社’就立刻想起乡下的穷弟兄。所以中央把这名给废了。新政权一律叫‘革命委员会’。省里就是省革委，市县就是市革委、县革委，到厂里就是厂革委，乡下的公社也跟着叫‘公社革委会’。
夺权斗争不容易，从上海1967年一月一直夺到1968年9月5日的最后一个新疆，一年零九个月才完成。根本原因是打的不顺，老打不出胜负，就老也不知道该谁夺权。比如四川，一直到1968年5月，广西，1968年8月，才勉强打出个高低。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回到1967年初，刘少奇的残余势力还在顽抗。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一帮老帅和副总理来了个大闹怀仁堂，反对猛揪走资派。他们又喊又叫，猛拍桌子，有人把手都拍骨折了。中央文革的几个文人哪是对手啊，直到咱毛主席亲自出面才把他们压下去。大街上立刻刷出大标语‘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火烧谭震林，解放农林口！’之类的。造反派正在集中火力彻底打垮刘少奇残余势力的反扑。清华大学1967年4月10日批斗了王光美，不久，几十万造反派在中南海外边安营扎寨，来了个‘揪刘火线’，闹了好几个月才撤兵。
‘首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邓麻子看准了革命斗争大方向，率领我们首都红卫兵参加批斗王光美。怎么去？骑车。因为路太远，邓麻子宣布，只有骑车技术在‘跨梁’之上的才许去。那时，男孩子到了小学二三年级就磨着大人要学骑车。但那会的自行车都是大人的，小孩骑真不容易，尤其是男车，中间横着一根大梁，小孩们怎么办呢？一般都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步是‘滑’，一脚站在脚蹬子上，另一脚蹬地，蹬一下，滑一会。第二级叫‘掏裆’，把右腿从大梁下边伸到另一边蹬车，身子歪在大梁左边，虽然不大舒服，但也可骑的风快，上大马路兜圈了，但远路不行，至少看着不雅。第三级就是‘跨梁’，小孩腿短，坐在车座上够不着脚镫子，只好坐在大梁上，说是坐，其实是站在脚镫子上，那么细的大梁坐上去太硌。到了第四级才和大人一样的骑，但腿短的还得把屁股扭来扭去，不然够不着。
那天我们一共8个人，6辆车（两个骑车带人），直奔清华。路真远，都不太认识。好容易过了中关村，看见一个大门口红旗招展，大群的人，大排的自行车，肯定就是这了。放好车才发现有把大门的，人家来开会的净是大学生，排着队，戴着各式各样的袖章，都比我们高一个脑袋。于是邓麻子悄悄发令：‘摘掉袖章，分散，单个往里混！’，就像我们要看电影又没票往里混一样。这次可比混电影容易多了，我们全都进了大门，随着人流就到了批斗大会会场（10年后才知道那叫五四广场）。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我们赶紧到处找好地方，就像看戏，近处才看的清。可惜，我们去的太晚，根本挤不到跟前了，远处呢，什么篮球架子上，树上，大语录牌子上，早就占满了。一会大会开始了，一阵一阵的口号，‘打倒XXX！打倒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我们又蹦又跳又钻又挤，好一阵才终于闹明白台上弯腰挂牌挨斗的只有什么陆平，彭佩云，.....。王光美呢？不是斗王光美么？怎么骗人呀？后来，直到回了家才终于闹明白，王光美确实斗了，但是在清华，我们呢，去的是北大！整个弄错地方了！
我们又开会，还干什么革命呢？想了半天，邓麻子有主意了：写传单！太对了，人家哪个组织都写传单印传单，到处撒。可写传单要刻腊版要有油印机，上哪弄呢？我们12个首都红卫兵皱着眉头继续猛想。问题解决了，根本不用自己印，大街上捡去！人家不是撒传单么，我们就捡呗，越多越好。于是行动，用了好些天，终于攒够了一批，装进书包，挂在脖子上，到甘家口商场外边，找人多的地方，抓出一把往天上一扔，‘哗’，人群一乱，都来抢，太好玩了。别人撒传单每次都是一个颜色的，大小也一样。我们撒的呢，什么颜色的都有，还有大有小，杂拌。二猪有点不高兴，说咱们费挺大劲攒起来的传单不能那么容易就让别人捡跑了。于是改成骑车撒，邓麻子或二猪骑车，属他俩个高，后座子上带个人管撒传单。撒的时候要让人追着捡，追的越远越好。人家不追了就骑慢点，多撒两张，人一追上来就不撒了，猛骑车，赛赛是人跑的快还是车跑的快。再后来，瘦猴又出主意，到建工部的楼顶上撒。其实是建材部，建工部旁边的那个楼，五层，平顶，能上去人。我们常去玩。门口有把门的，但一混就进去了，要不就从楼外边的铁梯子爬上去。过去那铁梯子上缠着铁丝网，怕小孩爬。这会铁丝网早让小孩们给拆了。直上直下的铁梯子，从一楼一气爬上五楼，又累又吓人，所以吸引了不少小孩来爬，成了一项体育运动。
那天我们在楼顶上撒传单，居高临下，看着下边的人乱抢，真好玩。传单撒完了，下边的人还不走，仰着脑袋说：‘再撒点！’，瘦猴老老实实说‘没了！’，二猪却说‘等会！’一转身从地上胡撸起一把小石头子（楼顶是平的，有一层沥青，上面是一层黄豆大的石头子）照着那人就扔下去。我们立刻心中狂喜：‘哎呀！怎么早没想起这个！’慌忙抓石头子，一把连一把用最快速度射击。太过瘾了！下面的人群四散而逃，但逃出射程就回过头大喊：‘唉！你们这些臭孩子怎么扔石头啊！？’我们高声回答：‘打的就是你！有本事上来呀！老子在这等着你丫的！’站在楼上连大人都不用怕，真是太好了。从此以后，谁还费劲的撒传单呀？我们就改成撒石头了。
好玩的事最能瓦解小孩的革命斗志，没多久，下棋、打牌、钓鱼、游泳、溜车、养鸡、斗鸡、养热带鱼、捞鱼虫、抓蛐蛐，......每天我们都太忙了，革命被扔到了一边。邓麻子呢，更顾不上了。还是他先说的：‘以后谁也别戴袖章了’。为什么呢？树大招风，一个初一的学生居然成立‘首都红卫兵’，够狂的呀，会会丫的！于是附近的大大小小孩子们都来找邓麻子，要跟他试巴试巴，用当时的话：碴架。别看邓麻子抓起我们小学生一个‘泼跤’或‘大背挎’就能给摔在地上，可见了比他高的却立刻蔫了，连句硬话都不敢说。虽然赶紧解散了‘首都红卫兵’，但已经晚了，不光他，连他家都跟着倒霉了。咱们下回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