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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第一年

发布: 2009-4-10 05:43 | 作者: 朱伟



一九六八年初中未毕业就从上海到黑龙江下乡,七八年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编辑,八三年至九三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九三年创办《爱乐》杂志,九五年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的七十年代开始于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九月十日,我还不满十六岁,就完成了从一个孩子向成年人的过渡。这种过渡,是从去向父亲告别开始的。当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而我已经穿上了建设兵团发的一身崭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在那个年代,穿这样一身军装,自然有一种英气勃发的气派。其实这军装不合身,很肥大,到全家合影时,姐姐只好以一个夹子来固定我瘦瘦的脖领。

       我至今记得与父亲告别的那天下午。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在看守所的东侧,看守所高墙下有一个蓝球场;我在西斜的阳光下穿过球场,父亲则从一个很小的门洞走出来,似乎在躲避阳光。在我至今仍然痛楚的回忆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告别,而是儿子在向父亲表达一种父子割裂的决心,一边是一个内疚的父亲,一边则是一个鄙夷父亲历史的儿子。在我心里,父亲和他的历史,就像一根束缚着我飞向光明的绳索,我的建设兵团之行,就险些由于他的问题而通不过政审。最后,是在我的坚决申请下,班主任说了很多好话,领导才额外放行。我由此意识到,只有从这绳索中挣脱出来,才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一个可以轻易决裂的时代,亲情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可是实际上,父亲所谓的历史污点,只不过是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局里,做过一个比科长还小的管事员——课长。而能当上这课长,只不过是因为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他能双手同时在算盘上运算。

       母亲躺倒在床上,只有哥哥与姐姐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开动前站台上一片凄厉的哭声,千万人之哭,一下子汇为一体。在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告别的份量——三天三夜火车,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回来。不过火车一开动,更多的却是激动与神往。那种激动与神往,是由《好儿女志在四方》这首歌的歌声所引发的。那是描写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的纪录片《军垦之歌》的主题歌,一片片黑土被犁开,变成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中豪情已经成为现实:正是由于我们的军垦,今天的黑龙江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成为一块在粮食战略储备上让亿万人安心的基地。

       也不知怎么,现在越来越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这一段生活弥足珍贵——那么多来自各方的男男女女集聚在一个个知青点,许许多多穷乡僻壤几乎都被来自各大城市最有活力的千千万万青年所占据。这是城市对农村的包围,是另一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键是,那时候的我们,都是那样年轻,年轻单纯到如一张张白纸。那是一种只有毛泽东的气魄和远见才写出来的历史,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纯净的青年,不再会有千千万万青年经受这样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炼,也就不再会有这样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了。

       运送我们的火车专列从上海开出,直达嫩江。待下车集结的时候,正是黄昏时节,车站广场上一片生气勃勃的草绿色。形成对比的是,运送我们去农场的崭新的兜棚卡车,不是草绿色,而是天蓝色。上车后开始觉得冷,然后在颠簸的路面上各自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中听说车正经过小兴安岭,大家争先掀开棚布向后望,可是除了看到一对跟一对爬行着的车灯,黑黝黝的,甚么也看不见。

       我分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师第一团,编号为建字一○一,正处在边境线上,很值得骄傲。卡车到了团部,换成胶轮拖拉机,突突突喷着黑烟,拉我们去连队。这种拖拉机叫「二八」,大约是因为具有二十八匹马力吧。到连队的沙石路还是当年日本关东军所修筑,一路坑坑洼洼,拖拉机就不断剧烈地摇头甩尾。连队在一个山岗下,站在岗上看出去,大约有十来栋砖房、草房,每栋房的屋顶,都有起码有六个烟囱,非常醒目。傍晚时分,每个烟囱冒出的烟都无忧无虑地裊裊上升,与晚霞连接在一起。

       土房是拉合辫的墙(将草拧成辫,甩上土),泥地,屋里有两铺炕,中间隔着一堵火墙,连着火炉。宿舍以班为单位,班长副班长都是从部队转业的老兵。班长有家,我记得他请我们第一次到家里,吃的是煨熟的刚出土的土豆,蘸大酱,我第一次感觉到,土豆原来那样好吃。副班长睡在炕头,他喜欢拉二胡,还好喝两口小酒。

       到连队的第一件事,是装点宿舍。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三个自然成为核心,他们是上海少体校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两位打网球,一位打篮球,各自带着网球拍、羽毛球拍与篮球。其中打网球的余海星,是核心的核心,他带来了各种广告色,有绘画才能。他用广告色在窗玻璃上画出屯垦戍边的标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我们于是都为拥有这样一扇美丽的窗户而自豪。

       到连队后没多久就是十一。前一天连队杀了牛,这天是两顿饭,早上开饭结束了连续半个月没有肉的伙食,食堂里香气扑鼻。大家争着每人都买两三个红烧牛肉,狼吞虎咽,结果到晚上,几乎人人都肚子疼得不可开交,随后争先恐后上厕所。那厕所一到晚上就一团漆黑,蹲在里面的人,必须以咳嗽警示,以免被匆匆进来小便的人滋着。

       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第二天食堂就开始被清查,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投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闹明白,原来是食堂急着让大家吃上肉,肉没有炖烂就出了锅;尽管大家一个个都有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过了十一就下雪了。我们把有两层窗户的窗缝都用报纸封起来,中间铺上木屑,还插上树枝养鸟,鸟在其中喳喳乱叫。窗户上有了水气,日渐污染着窗玻璃上的画。到十月底,第一次领略了暴风雪,那种凄厉的呼啸持续了一夜,真是惊天动地。第二天醒来,宿舍的门被厚厚的雪封住,推都推不开。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我们能干的,只不过是维持生计。所谓生计,一是取暖,二是用水。那时除食堂用煤,我们每个宿舍都是烧柈子取暖,要进山砍树,拉回来先锯成段,再劈开成柈子。而水,一到严冬,营区里的井都枯了水,只有沟底的那口深井还没干。到那井去挑一担水,要爬二十多分钟的漫坡,来回地换肩也还是不堪重负,于是每逢轮上挑水,都成了对我最大的考验。井台上结满了冰,只留一个寒森森的冰窟窿。一担水挑在肩上,因为个子矮,前后两个水桶里的水,都会不断泼洒出来,洒在裤腿上就变成冰。等挑到宿舍,一桶水变成了半桶,棉裤则完全变成铠甲。这样挑水实在困难,后来就换成以牛车或拖拉机拉着水罐去拉水;一个人管摇辘轳把打水,一个人往车上提水,再一个人将水倒进水罐。无论提水还是倒水,一桶水都会洒掉三分之一,洒在身上,棉衣棉裤都是冰,进屋前必须将冰敲掉,才能把衣裤脱下来,至于脚和鞋,肯定就冰冻在了一起。

       仅第一年,我们就不知烧掉了多少树。树最多的地方,是当年日本关东军遗留的一个飞机场,那里的白桦树,齐齐整整,都有碗口那么粗,在皑皑白雪中一排排密密地站在那儿,显得十分宁静。从连队到飞机场,马车要走两三个小时,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坐在车上,风像刀割一般,帽耳上很快结成了霜。口罩是不能戴的,一戴上,眼睫毛马上也会结成霜。最要命是冻脚,我们用一晚上在火墙上烤得暖暖的毡垫,很快就变成了冰,于是就必须下车跟着马车跑,以防脚不被冻坏。跑暖和了,上车坐一段,待冷得受不了,再下车跑。那时候,寒冷可以冷到那样的程度——吐口唾沫,到地上马上就变成一个冰珠。

       砍树的斧子都磨得飞快。砍树的窍门在于一斧接一斧,顺着刃口,不断形成斜面,再将斜切的木片劈飞,使斜面步步深入,以撼动树心。而我抡起斧子,经常一个斧刃对不准前一个斧刃,还经常把斧子头和斧头把连接的地方砍在树上,自己的虎口震得生疼,斧子把也被折断。

       中午吃饭,是自己带来的冻得硬梆梆的馒头,还有咸菜。馒头吃之前,要用树枝点一把小火,把冻馒头在火上烤,但是常常的,谁也不耐烦等到馒头完全烤热就吃上了,往往外面已经焦了,里面还有冰碴,不过也不在乎,反正另外能够就着馒头吃的,也还是雪。那雪看起来雪白,其实里面积存了大量尘土,所以化在嘴里,总有一种白桦树粉的气味。如果把它们放到铁桶里化成水,那水总是黑的。干一天,等到砍够了一车木头,马车上堆得高高的,再上去下来,就变得很困难;坐在这样的柴禾车上,最好的办法是将脚埋在树枝里,马慢慢走着,路变得不再颠簸,高高的柴禾堆随着路面来回摇摆,我们就像睡在了摇篮里。

       我当时在班里最小,年纪最小,个子最小,人也最瘦弱,在严寒下每天冻得鼻涕邋遢,狼狈不堪,砍树的业绩也差得毫无自尊可言。于是我被剥夺了砍树资格,留在宿舍里劈柴烧火。在当时,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等于你缺少了别人都有,可是唯独你没有的一种重要的劳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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