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1933年—2003年），考古学家，上海出生，祖籍江苏江阴。年少聪明，16岁即考入北京大学，1954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7年进北大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党总支书记、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85年至1998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三峡建设委员会文物保护组组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保利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人类基因组多样性委员会六人专家组成员。俞伟超在考古类型学、考古地层学、文化因素分析、考古学文化论、周代用鼎制度、古代公社组织、楚文化、汉文化、羌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独特见解。曾主持白鹿原墓葬、湖北班村、长江三峡文物保护等重要考古工作，在考古学理论建设、田野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等领域均有突出成就，被誉为“新考古学派”的开拓者，也是我国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环境考古及古代遗传物质考古等新学科的奠基人。他在博物馆学、文物管理与保护等领域均有很大贡献。
张承志，回族，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作家、学者。同时也是“红卫兵”这个名称的创始人。1948年生于北京，1967年从清华附中毕业，到内蒙古插队，在草原上生活了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1981年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并熟练掌握蒙语、满语、哈萨克语。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早年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充满诗意，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理想主义气息。后来的作品转向宗教题材，引起过不少争议。80年代以小说创作为主，90年代至今以散文为主。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
诗的考古学
俞伟超 张承志
张:俞老师，和您认识已经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里，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一件事是在郑州咱们“开门办学”，在郑大的一间大教室里，您上第一节秦汉考古课。您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学的是考古，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你们的对象是历史。”这句话对我的印象非常之深，给了我一种莫名其妙的刺激，使我记了十五年。我很想探究一下您对这句话的最初发想。我的意思是，人类对一切科学的最初发想一定是一个最朴素最真挚的东西。
俞:我常说:如果我比现在年轻三十岁，我也可能去写小说，因为写小说和搞考古，追求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我曾对我的研究生说，应该读点小说。今天，我已经到了这个岁数，当然我只能在这个领域里工作了。但是，我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历史上多少万年以来包括今后多少万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全部达到他的理想。每个人达到的只是他的一部分理想。
张:我认为:当考古学家对考古的热爱，感情以及自己的气质已经到了象诗人一样的程度时，那他在考古学上的发现将是一个诗的发现。这种考古学中的“诗人”和通常说的诗人是一种诗人。当然，有些人虽然专门写诗，但仍然是伪诗人，相比之下，具备了诗人气质的考古学家却是一些真诗人。这个想法，是您十五年来使我产生的一种思想。我想请您谈谈:把考古变为科学，这科学又已经到了能咀嚼出一种诗的味道——具备这种水平的考古学家(不是考古匠)，他们心目中的考古学到底是什么?
俞:我只能说，从事任何职业，如果没有来自从“人”这方面的热情，那是搞不好的。我最近悟到的道理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如果没有对人生的追求，对社会进步的追求，科学上的成就可能难以超众，因为，他到半途就可能已经满足了。我觉得，做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做事情希望一做就成功，并且得到满足。做不到就悲观失望。第二个，做了事情，但因为做不成，心里感到委屈，只希望有些人能给予理解;而只要能有理解就够了。
张:我充其量只是第二个层次。
俞:第三个层次，没有一个人理解也无所谓。如果你觉得你做得对，理解也无非是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何必呢?如果自己做得对，是真心，那么在客观上一定有人理解。不过你看不见而已。你何必要求人家当面跟你说呢。
张:咱们谈谈盘龙城吧。俞老师您知道，盘龙城是我参加过的实习中时间最长的一次。那次发掘后来那样激动人心，可是，在发掘过程中充满了无数怀疑。到了柱础出来那天，大家都要疯了，发现柱础排列方向是笔直的，间距是两米五。那天天已经黑透了，可是同学们谁也不愿意出工地，那种兴奋外行不能想象。测绳一拉，提起探铲，隔两米五打下土，噹噹噹下面是一块石头，噹噹噹又是一块石头，一揭表土，掀开就清楚了，一座二里岗宫殿出来了。说实话，挖的时候我一直是个怀疑派，觉得用肉眼观察，用小铲对付地层不科学;可自从那一次，我信服了，从心里承认了考古学。包括《周礼•考工记》，我至今绝对相信了。可能是对它有感情上的信任，现在，当我想买书时，我常想，我应该买一本《周礼•考工记》。而您呢，我记得很清楚:老师在盘龙城工地刚刚开始挖掘时，就一直是绝对的坚信不移派。
俞:刚一到盘龙城时，我也曾经不相信它是二里岗城—地面这么高的城墙!
张:对，城高超过新疆的元城。
俞:应当说对盘龙城的认识我也同样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阶段。我最先还是先铺上了坐标网。
张:第一象限!第四象限!咱们那个直角坐标探方网确实是太洋气了。
俞:考古发掘中用坐标法在中国那倒确实是第一。英国考古学家惠勒在巴基斯坦发掘中探寻墓葬分布使用曲尺形长探沟，他是夏鼎先生的老师。我们那次在盘龙城发掘也是先布置曲尺形探方网来寻求城内遗迹分布情况的。开始时，我非常怀疑这是不是商城，更不敢想象二里岗文化能到达长江北岸，我只是对考古科学本身，尤其是它的方法论坚信不移。后来，当然，就象你回忆的一样，那个大发现的傍晚就来临了。今天回忆起来，如果这件工作我是今天做的话，也许还会另有一些发现。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当时没有借鉴，殷墟的房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做掉了;郑州商城当时也没有宫殿遗址资料。我只是在有一些同志发慌的时候，我说:刚第一天你慌什么呢?我每天晚上都对着小平板仪上的总图在苦苦想，但还是猜不破这个迷。当时正在清理一个柱子洞。我就要求同学，一定要把这个柱子洞做好。但是，速度很慢，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同意他们用探铲打打。结果—“噹”的一声，我记得很清楚，同学们都高兴得喊了起来。更奇怪的是，老天爷也来帮忙，等我们探明了宫殿房子边长己经达到四十米时，如果它再长就要碰上八米厚的堆土，——房子到头了，我们找清了一个完整的房子。
张:再后来，搞了复原以后，和《考工记》上的话一模一样。
俞:“商人重屋，茅茨不剪。”
张:现在回忆起来，那个过程真象是一首艰苦的诗。抡着十字镐对付湖北的硬红土。盘龙城发掘以后，可能在今天，人们对商代前期的认识己经彻底刷新了。包括殷墟田野工作中没有做出来的那一部分历史，经过盘龙城我们好像已经能够试着猜测了。
俞:当然殷墟的工作和当时的条件与我们不能相比。那时的人们摸索科学和真理更难。
张:后来，我离考古远了。可能是我参加过的发掘太少，所以我总觉得盘龙城的发掘那么激动人心。
俞:像那样的激动我也只有两次。还有一次是在三门峡，那是一九五六年初，我在那里搞栈道的调查。坐着羊皮筏子过了黄河，我心里急得不行。漂在黄河上，我心里就想，要是有个题刻该多好。刚爬上去，抬头一看，山石上迎面有四个大字:总章二年!……我激动得简直忍不住了。我用小本记下来。然后顺着栈道走，盼望得那么久的题刻一处处地跳了出来。结果沿途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汉代的题刻。我的小本都记满了。那天共发现了一百多处。回来后当晚到洛阳，给夏鼎先生写了一封信，十六页纸。……
张:俞老师当年……二十三岁。这种激动确实难忘。除了盘龙城之外，后来，您又搞了许多和秦汉考古学距离较远的题目，我知道的就有西北彩陶遗存和古代西北羌、胡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我发现，经常在人们心目中有一个很清楚的“专业分工”思想;专业化的倾向确实清晰了，比如在我们研究所就有语言、历史、民族学、经济、计算机、政治、法学出身的研究人员。人们在有着专长的同时，也似乎背着一种包袱;或者说有着一种烙印，它就是自己的专业。就象过去讲家庭出身是“阶级烙印”一样；我感到专业也给人们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我觉得这是一个应当探究的东西。人有了一个公认的专业之后，这专业就对人束缚。而您呢，您从秦汉搞到了商代前期文化，又从周代的用鼎制度跳到了甘宁青的各种彩陶文化和文化类型，甚至新石器早期的制陶术。为什么?关于这一点您是怎么想的?
俞:我很难回答。尤其是当我明白你问这些间题时的心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解释清楚。我只能说，第一，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是由被动到主动的，都和盘龙城的发掘过程一样。第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人只能达到自己的一部份理想。第三，所有考古工作归根到底的目的都只在探索人，能够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也就能理解另一对代的人，而且希望理解另一时代的人。
